朋友有多种，有些由于地域或其他因素，使你没机会走得太近，相互了解不多；但彼此的气息却能互通，尽管没有频繁的交往，但在心里你仍把他视为朋友，且因此而时生念想。

　　比如，陶文瑜之于我，就属于这样的朋友。不太记得了，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那些年，我因工作关系常去苏州。陶文瑜和我的好朋友薛亦然是哥们，若干年里，至少有三五次的饭局，是有陶文瑜的。他也并不同你拉呱什么，酒桌上他会对某道菜做出评点，或歪过头去和薛亦然讲话。你举起杯子叫他碰一个，他也把杯子伸过来，顺便会跟上几句挺幽默的话。有一年的一个小活动，记得我是点名请他参加的——我的一个在江都工作的老同学，让我找一帮作家为他那儿新开发的一处别墅写点文章吆喝吆喝。我从南京找了十来个人，都是小有名气的；苏州方面请了薛亦然和陶文瑜。他们是一早从苏州开车来江都与我们汇合。一干人等先去楼盘转了转，再听房地产老总介绍相关情况，晚饭好像是安排在离江都不远的邵伯镇上吃的龙虾。我们去的人分坐两桌，陶文瑜在另一桌。印象中饭前酒后有人拽着他写字，他笑眯眯地在另一张置好的空桌上给南京去的朋友写了好几幅字。就那一次我方才知道，文瑜不光文章好，字也好着呢！不过这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薛亦然估计还能记得。

　　自我退休后，苏州相对去得少了。2018年5月下旬，我去上海嘉定看望四十年前为我出第一本诗集的责任编辑赵元真老师，返程时特意在苏州停了停。亦然陪我在老苏州茶酒楼吃了顿午饭，饭后我说去看看文瑜吧，有年头不见了。亦然于是陪我往青石弄5号文瑜办公的地方去。感觉他似乎瘦些了，脸上气色不是太好。见我来了，挺高兴，涮洗杯子给我泡茶，蛮有兴致地陪我聊了一通；还找出《红莲白藕》《磨墨写字》两本书，当即为我题签。我接了他的书，请随我同去的小俞帮我们三人拍了照，在他办公室的门口。当时万没想到，这就是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去年11月中下旬的某一天，我在南京，去看老友金实秋先生，他不知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说陶文瑜病得很重。金先生其实没见过陶文瑜，只是早几年他帮家乡高邮编一本《书画秦少游诗词》的大型画册，约了海内外好些名流的字画，当时也想有一幅陶文瑜的字，于是对我说了。随后我找了薛亦然，这事给办成了。金老师为此一直耿耿于怀，说陶文瑜这人蛮讲义气的。

　　12月3日下午5点，薛亦然发的朋友圈证实了这个坏消息，亦然的悲恸也深深感染了我。我找出前一年初夏我们三个人的合影，和那天文瑜送我的两本书，再端详他留下的那几个字。那几天里我一直就在微信上读小海、范小青、潘向黎、王尧等一批作家写陶文瑜的文章，也回忆陶文瑜这些年里和我淡淡交往中似有若无的点点滴滴。他的好几本书，之前都认真地读过，对他的文字我可说是近乎崇拜，他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完全是一套自己的路数，没有刻意向谁学，谁也都学不了他。我在一篇读陶的文章里说过，他的那些东西，我是从头到脚都喜欢。

　　喜欢文瑜的人还真不少。12月7日文瑜出殡的那天，苏州渭塘的一位老友蒋坤元给我打电话，说他和胡兵想、顾燕龙事先就约好的，一早去了追悼会现场。据我所知，他们与文瑜也都算不上深交，但程度不同地都得到过文瑜的帮助。你别看，写文章的人还都挺重感情。说文瑜走了，他们难过，“青石弄里苏州杂志那个门，以后怕是去的机会不多了”。我听了，心里也酸酸的，说不清哪一块缺了似的。

　　朋友中，有的可能是一蓬炫目的花，因为热烈而让你记住；而有的，则可能开得悄无声息，远远的，飘一缕暗香。文瑜之于我，是后者。 （本文首发于2020年3月29日《姑苏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