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南京这座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人们将它的“建城史”锁定在战国初期越国筑的“越城”是较为可信的。周元王四年（前472年），越国灭吴，此时历史已经进入战国阶段三年了，范蠡在今中华门外的长干里一带筑城，城规模“周回二里八十步”，约合今天的方圆一公里不到。由于该城已经有了军事防御功能，可以作为南京建城史之始。由此推算，南京建城史已经有近2500年。有些人把“天堑”长江以北的六合境内“棠邑”认作是南京建城之肇始，显然是用今天的行政区划来审视历史空间，牵强附会之说，不可取也不可信。

　　另一个问题是，南京的“建都史”如何认识。提起南京，人们会说南京是“六朝古都”，同时又会加上一句：“十朝都会”。这种提法是不符合南京都城史史实的。

　　所谓“六朝”，即指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在“六朝”基础上，又加上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明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称为“十朝都会”。我们姑且不论将清王朝时期出现的农民运动组织、且只存活了15年的“太平天国”作为南京建都史来认可是否恰当，是否有悖于中国传统历史观；我们也姑且不论“都会”一词的商业气息、轻浮飘逸与“摩登”现代，用在南唐、明朝、乃至现今依然存在的民国身上是否科学；也不论“南唐”是由“齐”改“唐”、由“徐”改“李”，仅一“帝”二“主”39年、向后周和北宋称臣的偏安政权属性，我们还是从源头上来对南京“六朝”古都的身份下一番重新认识的功夫吧！

　　“六朝”又称“南朝六代”，此说最早始于唐代许嵩著的《建康实录》。许嵩大致生于唐肃宗至德、宝应年间（公元756—762年），是中唐时期人物。其《建康实录》“序”云：“今质正传，旁採遗文，始自吴起汉兴平元年，终于陈末祯明三年。而吴黄龙已（以）前，虽引汉历二十余年，其实吴之首事。及晋平吴，太康之后三十余载，复涉西晋之年。洎瑯琊东迁，太兴即位，元年始为东晋首年。东晋一十一帝，一百二年而禅于宋；宋八帝，六十年而禅于齐；齐七帝，二十四年而禅于梁；梁五帝，五十六年而入于陈；陈五帝，三十三年，止隋开皇元年（按：“元”应为“九”字误，隋开皇九年，陈亡）。陈建首号，梁之末年；梁称元年，齐之季年；齐初即位宋之余年，则四家终始共用三年。而吴四帝，五十九年。南朝六代，四十帝，三百三十一年。通西晋革吴之年，并吴首事之年，总四百年间，著东夏之事，勒成二十卷，名曰《建康实录》，具六朝君臣行事。…吴大帝在武昌七年，梁元帝都江陵三年，其实建康宫三百二十一年”。

　　“六朝”说中，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五朝”为保存承继中原优秀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视为华夏“正朔”自不必多言。对于“东吴”政权被列入南京的建都史而位列“六朝”之一，值得推敲的地方很多，需要我们对历史有一个重新认识。

　　许嵩采撷正史资料，将唐以前在今南京定都的6个政权通过《建康实录》一书加以反映，为我们认识南京、了解南京做出了重大学术贡献，也为今天史学界称南京为“六朝”古都提供了史学依据。但是，到了宋代，人们对“东吴”政权的合理性，在继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后，又提出了疑问，这一点，以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最为典型。《资治通鉴》卷九至卷六十八为“汉纪”，紧接着的卷六十九即为“魏纪”，说明其在“汉纪”卷中，已经将东吴政权置于东汉王朝政权范围内来记载。汉王朝灭亡后，东吴政权的行踪只能在“魏纪”中找到线索。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宋人也是不承认“东吴”政权的合理性，因为它不能算作是一个正宗的封建王朝。我在《江苏文史研究》2018年第3期《习凿齿的汉晋正统观》一文中，对这一问题亦曾有明晰剖析。

　　简言之：东吴政权是在东汉王朝疆域下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后来受魏文帝册封，其地方诸侯国属性更加明显，因此，这个政权不属华夏“正朔”，根本不具备一个“王朝”资格。桓玄也曾废东晋而建立“桓楚”政权，也定都在建康，对于这种篡夺行为，历史上就予以否定了。洪秀全“太平天国”政权尽管定都天京（今南京），但既非“正统”，又非“正朔”，我们没有必要拿这个偏安一隅、仅存15年的农民运动产生的政权来为南京建都史赚吆喝。

　　既然唐代人已经承认当年的建康、今天的南京已经是“六朝”、“南朝六代”所在地，那么，我们今天称南京为“六朝”古都也是于史有据，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将“东吴”从南京建都史的视野中抹去，因为已经既成事实了。但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南京人、乃至于今日史学界仍然囿于近1300年前的许嵩一己之说来说南京故事，不愿意或不知道跳出历史的藩篱来重新认识南京古都史，难免让人有缺失遗憾之感。

　　孙权于黄武元年（222年）被魏文帝曹丕封为吴王，建立吴国，国都在武昌（鄂州）；七年后的黄龙元年（229年），在武昌宣告自己当皇帝。9个月后，迁都建业（今南京）。由此可见，南京实际上是“东吴”政权的“迁都”之地，并非建都之地。

　　我们既然那么大度地依照唐代人意志接纳了迁都的东吴，那么，由朱元璋在南京始建的大明王朝政权“明朝”，我们为什么显得那么冷淡，而只将其归入“都会”之列？

　　前文已言，“东吴”政权由曹魏册封，孙权被魏文帝曹丕封为“吴王”，建立“吴国”，这是一个诸侯国。如果从公元222年算起，至280年灭亡，东吴政权前后仅存了58年；如果从公元229年“三国”概念正式出现、孙权当皇帝算起，这个政权也就仅存了51年。换言之，东吴在南京的建都史只有51年，且属偏安性质的小朝廷。

　　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立“大明”政权，定都应天府（今南京），实现了华夏一统。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朱棣下诏迁都顺天府（今北京），改应天府为南京，在南京虚设了没有太多实权的“六部”等中央机构，称南京某部。一直到1421年，明代迁都工程才算完成。明王朝定都南京，前后长达53年之久，完全超过了东吴迁都政权在南京的51年时间。

　　东吴政权始建于鄂州（今武昌），前后仅有9年，鄂州人民至今没有忘掉这段历史。明王朝50多年后才迁都今北京，南京人为什么缺少像鄂州人那样的情怀来热情拥抱大明王朝呢？

　　放眼望去，历史上的所谓“六朝”，对今天的南京留下了什么？留下了孙权墓，留下了南朝陵墓石刻，留下了南京图书馆负一楼考古发掘发现的六朝宫城遗迹残迹，留下了前些年借助开发商之力才建成的“六朝博物馆”。六朝对古城南京的影响，尤其是东吴政权对今天南京城的影响是零碎的、不完整的。有无知者将南朝陵墓石刻的辟邪作为南京市的吉祥物而置于城门入口处、置于车站广场，那感觉是在把南京市当作一个大的坟墓来对待，要让辟邪来守护着。这是对南京市的诅咒啊，它增加了这座城市的阴气！由此我想到镇江的丹阳市，对真正的南朝陵墓石刻不认真加以保护，在城市的入口处，让一尊仿制的南朝帝王陵墓前的“天禄”在那里张开大嘴，面对无数到来的生灵，那规格，比南京的辟邪还要高。对历史文化的严重缺失，已经使我们的现代城市从精神层面生病了。

　　我们再看大明王朝，它对今天南京城、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影响之大是随手可触。请看——

　　明城墙——世界上保存最长的古城墙，南京人的骄傲；明孝陵——南京出现的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明故宫遗址——南京市主城区面积最大、档次最高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箍桶巷、木匠营、扇骨营、剪子巷等老街巷——现在听起来土的掉渣，但却是南京明代地名的活化石；南京城门——南京城市中轴线的“准星”和城市主要交通要津所在；明代护城河——与城墙一道，是构成南京城内城外、老城、新城的分水岭。

　　明王朝，对南京人、对南京城的影响，是世界性的，是现代性的，更是永久性的！南京的标志是什么？体现这座城市精神面貌的是什么？不是辟邪，不是天禄，是明城墙，或者是“龙蟠虎踞”。

　　如果我们承认东吴政权的合理性，遵从唐代人的提法而保留东吴在“六朝”行列，那么，作为南京人，更不能忘记明朝，应该热情地接纳明朝！作为史学界，更要尊重历史，以辩证的、唯物的历史观来认识、评价、定位南京都城史的正确地位，弃“都会”之说如敝屣，请“六朝”这顶旧毡帽进博物馆，还南京“七朝古都”之桂冠。

　　唐代许嵩已经离我们近1300年了，我们感谢他为昨天南京的历史作出的贡献！倘若许嵩九泉有知，他也会大度地称南京为“七朝古都”的！

　　南京——你是“七朝古都”！从现在开始，让南京“不一样”吧！

　　有诗叹曰：

　　扬子江畔南京城，

　　石头脚下立城门。

　　埋金凿阜王气地，

　　建业建康秣陵村。

　　王濬楼船江底卧，

　　风吹鬼脸无潮声。

　　南朝多少宫阁寺，

　　烟雨过后难觅痕。

　　大明日月又一统，

　　祚胤得道应天顺。

　　城头易帜古寻常，

　　七朝古都再出征。

　　中华民族大一统，

　　盛世今朝誉乾坤。

　　（注：南京城墙有一段俗称“鬼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