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朱允炆是明朝的第二个皇帝，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

朱元璋共生有25个儿子，原先选定的皇位继承人是大儿子朱标，洪武元年（1368年）立为皇太子。可惜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标从陕西考察回到南京后，很快就身患重病，第二年就不治而亡。太子去世，是朱门不幸，更是国家不幸，朱元璋痛哭不已。朱标的大儿子早夭，至此可以说，朱元璋的“长头儿子”和“长头孙子”都不在了。

朱标生病及去世期间，朱标的第二个儿子朱允炆当时虽然只有14岁，但侍奉父亲十分细致周到，“昼夜不暂离”；朱标去世后，朱允炆更是“居丧毁瘠”，人消瘦得不成模样。少年朱允炆如此孝顺懂事，祖父朱元璋看在眼里，喜欢在心里，但又担心孙子因忧伤过度而损害了身子骨，朱元璋又转过来劝慰朱允炆说：“你如此纯真孝顺，难道就没有顾及到我吗？”祖父二人“隔代亲”溢于言表。此时的朱元璋是否已经产生将来要把皇位隔代传给这个孙子的想法，史书上没有交待。但据《明史》卷四《恭闵帝本纪》交待，太子朱标去世后的第二年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九月，朱元璋就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法定为将来皇位的接班人。此时的朱允文，也只有16虚岁。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当得知已故太子哥哥的儿子又被父皇列为皇太孙后，自己的内心是充满了失望与不解，所以当皇室成员议事结束后，他就以叔叔的口吻，上前拍了拍朱允炆的肩膀说：“不意儿乃有今日!”意思是说，没想到你小子还会有今天这样的好运气。朱棣的这个举动刚好被朱元璋看见了，当面对朱棣进行了批评，他要在众儿孙面前树立起皇太孙这个未来接班人的形象。

朱棣的这一小小动作，有没有给年轻的皇太孙心灵留下一层抹不去的阴影？从后来出现的“削藩”风暴看，肯定是存在的。

在中国封建帝王世袭制中，“嫡长子”继承制与“兄终弟及”继承制并存，皇位不一定非要传给“嫡长”一脉。朱元璋这种隔代传位法，在中国封建王朝皇权更迭中实属罕见，稍有不慎，极易引起皇室内部纷争。由于朱元璋的过于强势，太子朱标虽然很早就被作为皇位接班人，但在20多年的太子生涯中，连“太子监国”的经历都没有；作为皇太孙的朱允炆更是缺少历练，其在皇室成员中的威望和知名度就更无从谈起了。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驾崩，遗诏朱允炆接皇位。也就在这一年的六月，时年21岁的朱允炆正式登基，第二年改元“建文”，是为明惠帝，又称“建文帝”。

朱允炆在确立了他皇太孙地位那天起，心理因素就不够健全，加之缺少历练，底气不足，所以就缺乏信心，这样一来，在登基做皇帝后，就把治国理政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如何对付那些拥有重镇的叔叔辈“藩王”们身上。他觉得那些叔叔们是他的心头大患，尤其是四叔朱棣的那一句话、好一个动作，让他心里始终不是个滋味。他要削弱叔叔们的藩镇力量，以防止他们尾大不掉，不听朝廷指挥。“削藩”成了建文帝皇权生涯的头等大事。

后来事态发展的悲惨结局说明，建文帝在“削藩”问题上，至少犯了四个致命性错误：第一是不让藩王叔叔们进京为朱元璋守孝送葬，第二是在上任很短时间内就仓促展开大规模“削藩”行动，第三是犯了“打草惊蛇”之兵家大忌，第四是没有一鼓作气将“削藩”行动进行到底。

在朱元璋“遗诏”中，明确规定：“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 奔丧；“王国吏民听朝廷节制”。要求各路藩王在自己的封地国土内坚守，不得赴京师奔丧。但诸王们认为，这是朱允炆身边的齐泰、黄子澄等奸人在“矫皇考诏，间骨肉，皆不悦。” 这种不让藩王儿子们向父皇奔丧守孝的行为，究竟是朱元璋生前的意思还是朱允炆的意思，难以断论，但无论如何，在外的藩王们对此是难以接受的，朱元璋是他们非常尊敬的父亲，藩王们认为，这个遗诏的内容是假的，是有人在离间朱家父子骨肉之情。

据《明史》卷五《成祖本纪》记载，燕王朱棣在获知父亲朱元璋去世消息后，立即从北平出发，回南京奔丧。但在奔丧途中接到“遗诏”，说让各路藩王在各自领地坚守，“毋得至京师”南京，这才不得不停止奔丧的步伐。他连见父皇最后一面的权利都给剥夺了，可以想象，这时的朱棣是何等地痛苦、怨恨、愤怒，甚至仰天长啸、嚎啕大哭！正是鉴于此，朱棣认为，这是朱允炆听取了齐泰、黄子澄的阴谋，是在有意离间皇室骨肉亲情、制造皇室矛盾。其他几路藩王的遭遇与心情，与燕王肯定是相同的。

朱允炆上任伊始，就做让皇室宗亲长辈们伤心的事。失去家族人心，比失去一般人心，后果更加糟糕。

再说这齐泰、黄子澄是何等人物？

据《明史》卷一百四十一《齐泰列传》，齐泰是溧水人，洪武十八年进士，历礼、兵二部主事，后擢升为左侍郎。此人记忆力超强，朱元璋曾经问他边将的姓名，齐泰历数无遗；向他询问古书图籍，他就从袖中拿出一本手册以进，内容简要详密。朱元璋“大奇之”。后来与黄子澄一道参与建文帝的新朝国政，被任命为尚书。黄子澄是分宜（今江西境内）人，于洪武十八年以“会试”第一名而进入官场，开始伴读于皇太孙朱允炆的东宫，累迁至太常寺卿。

在齐、黄二人中，黄子澄的“伴读”身份，使其思想对建文帝影响最直接、最深刻。有一次，还是皇太孙的朱允炆在东宫的东角门请教黄子澄：“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

黄子澄回答说：“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若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灭亡。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朱允炆认为他讲得有道理，把黄子澄讲的话牢牢记在了心中。殊不知，黄子澄的话，误导了他短暂的皇帝生涯。

朱允炆即位后，任命黄子澄兼翰林学士，与齐泰同参国政。有一天，他还特别提醒黄子澄：“先生还记得当年在东角门讲的话吗？”黄子澄顿首说到：“不敢忘。”退朝后，黄子澄就开始与齐泰密议“削藩”一事。

由此可以看出，建文帝登基执政后，在治理国家、巩固政权问题上，一开始就着了魔似的走偏了，心中想的是如何削弱各位藩王叔叔们的权势。在两个书生的参谋指导下，朱允炆竟很快启动了这场规模浩大、伤筯动骨的“削藩”运动。这充分反映了朱允炆不仅缺少政治家的眼光与治国理政经验，更缺少政治家应有的胆略与气度。先天不足，必然导致后天失常与失败。

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当上皇帝不到三个月，建文帝就将“有罪”的周王朱橚（sù）“废为庶人”，流放到云南；至了第二年即建文元年（1399年）四月，湘王朱柏被迫自焚死亡，代王朱桂、齐王朱榑也因“有罪”而被“废为庶人”；同一年的六月，岷王朱楩又因“有罪”而被“废为庶人，徙漳州”。正在他大刀阔斧进行“削藩”时，最难啃的硬骨头终于出现了：七月，地处北方的燕王朱棣开始举兵造反了！他杀死了朝廷派去监督他的许多大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挥师南下，发动了“靖难之役”。

建文帝面临着“削藩”不成反被藩王“削”、引火烧身的危险。

据《明史》卷五《成祖本纪》记载，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长得相貌奇伟，美髭髯，智勇双全，文韬武略，洪武三年被封为燕王，洪武十三年被正式派往藩镇北平前线工作。他曾奉朱元璋命，“节制沿边士马”，威名大振。在得知朝廷开始削藩，并派兵将自己的王宫把守，自家处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朱棣开始是一面“佯狂称疾”示软，一面在道衍和尚姚广孝的帮助下，在王府中“潜纳勇士八百人”，以保障自己全家生命的绝对安全。这八百勇士为朱棣后来杀出重围、率领千军万马开展“清君侧”的“靖难之役”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建文帝对朱棣称病一事一直心存疑虑，专门派大臣葛诚去卧底，任燕府长史，以随时暗中观察朱棣的动静。

朱棣为了蒙蔽皇帝安插在自己身边的人，将他潜在的“表演”才能悉数发挥了出来。为了装病，他在火热的夏天，能够做到“盛暑拥炉坐，呼寒甚”。在酷热的夏天还要靠近火炉来取暖，嘴里还不停地哼叽着“太冷、太冷”。这种表演假象还是被长史葛诚给识破了，他“密疏闻于帝”，通过秘密渠道让建文帝知道真情。

朱棣之所以装病示弱，主要原因是他的三个儿子此时还在都城南京。他向朝廷请求，自己因为病重，希望三个儿子能够回到北平自己身边。

在这个问题上，齐泰与黄子澄意见不一。齐泰认为不能放人，赶快把朱棣的三个儿子收押起来，作为人质。但黄子澄认为，不如放他们回去，以向朱棣示好，表示朝廷还没有怀疑他，朝廷可利用他防备麻痹的时候“袭而取”之。

建文帝果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竟然采纳了黄子澄的建议，放走了朱棣的三个儿子。

朱棣无后顾之忧了，很快就组织力量，挥师南下，向京师南京发兵。他满脸泪水地向将士们发出战前誓师动员令，说：“陷害诸王，非由天子意，乃奸臣齐泰、黄子澄所为。”齐、黄二人本是一介书生，兵事非其所长，为逞“削藩”之能，换来的将是“清君侧”之厄运。

朱棣在向京师发兵前，给建文帝上书一封，书信中援引《祖训》说：“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书信中，朱棣只强调了前两点，而忽略了“天子密诏”这一关键前提条件。他是在皇上没有下达任何“密诏”要他“勤王”的情况下，就打起“诛奸臣，清君侧”的旗帜，并将自己的燕军美其名曰“靖难之师”。其实质是冲着侄儿皇帝朱允炆来的。

消息传到京师南京，齐泰又向皇帝进言，削掉燕王的“属籍”，还要“声罪致讨”，将朱棣定位为“贼”，视为敌人，要布告天下；同时派朝廷“六师”去讨伐燕王的军队。内战之火就这样因“削藩”而燃烧了起来，呈燎原之势。

此时的朱明王朝军队中，当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开国功臣”已存活不多，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时候。建文帝让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帅师分道北伐，结果到了真定（今河北正定），就被朱棣燕军打得大败。这时，黄子澄又推荐明朝开国将领、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来挂帅。由于明朝对封侯实行由皇帝赐与的“世券”制，所以李景隆仍称“曹国公”。建文帝批准曹国公李景隆带五十万兵马去打朱棣，他以为多动用兵马，就能够在旦夕之间灭掉朱棣。因为当年黄子澄曾经对他说过，“倘若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这句海口，让建文帝信以为真，他们都低估了朱棣这位“藩王”的作战能力。（未完待续）

束有春

2020年9月1日于金陵四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