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涤新 (1906-1988)

　　广东揭阳人，1937年到1946年在重庆工作期间，许涤新担任《新华日报》编委和党总支书记，对外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同时，他还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秘书、中共中央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会经济组组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

　　他的代表作《中国经济的道路》《现代中国经济教程》，被经济学界誉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扛鼎之作。许涤新不仅是享誉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革命家。在重庆工作期间，更为重庆工商界的统战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我同曹若茗，张悟真夫妇乘着“民生轮船公司”的船，混杂在撤离武汉的难民中，经过半个月的挣扎，才到达了重庆。到朝天门码头来接我们的是熊瑾玎老同志。

　　熊老把我们带到机房街70号的一座旧式楼房。这座楼房是八路军的驻渝办事处。办事处的负责人是周怡同志（后来他病逝于延安）。四川省委领导人罗世文同志也住在这里。罗世文同志很健谈，他早年在莫斯科学习，俄文很好；我那时想学俄文，就请他当我的老师，可惜我没有把俄文学成。罗世文同志是一位坚强的其产主义战士。长征时他曾在张国焘统治下工作，对张的倒行逆施，做了不懈的斗争，差一点死在张的手里。三年之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共产党，在成都制造一件所谓“抢米事件”，把他和车耀先两人逮捕了。先把他们关在重庆磁器口的“白公馆”魔窟，不久又送至息烽的集中营。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将罗、车两人送到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囚禁。罗在狱中教育难友，团结难友，对国民党特务巧妙地进行坚决的斗争。小说《红岩》中的许云峰就是以他为模特儿的。这部小说对他的描写，篇幅虽不太多，但字里行间，直接间接，把他的英雄资态，写得栩栩如生。1946年十月间蒋介石下令将他们两人杀害，并毁灭他们的尸体！罗世文同志在临难前作诗云:“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历史完全证实了世文同志的预见，“夸统一”的蒋介石终于被赶出中国大陆，而笑得最后的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在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廖志高等同志的帮助支持下，熊老板在重庆西三街劝业场门址，找到一家已经停刊的报馆。这家报馆除了排字设备和桌椅之外，还有7、8名四川工人。我们把房屋和设备顶过来，并且把这些工人（其中有3位是共产党员）留下来。党报有了房屋，我同熊老夫妇，曹若茗夫妇都搬出机房街，住进了西三街。

　　不久，董必武同志从武汉乘飞机到重庆，我同罗世文、周怡等同志去迎接他。董老对我们分析了抗战形势，认为“保卫大武汉”很难持久，重庆出版《新华日报》必须积极筹备。我同熊瑾玎同志相当着急，最困难的是编辑部，因为到渝的编辑，只有我和曹若茗两人。我急得连觉也睡不成，于是我找《新蜀报》的漆鲁鱼同志商量，请他在试版期间帮忙，他慨然答应。差不多有一个多星期，他在西三街《新华日报》的2楼上，同我们一齐为党报的试版而熬夜。最使我高兴的是戈宝权和华岗两同志在人手单薄的试版期间，到达了重庆。老华是总编辑，他一来，我的担子就轻松得多了。在夜班搞试稿时，我负责国内版；宝权负责国际版，老华抓总。

　　武汉的《新华日报》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分批把干部逐步撤退，只留下章汉夫、林肖侠、汤宝桐（排字工人的领班）和朱世纶等七八个人，一直坚持到日寇的坦克和装甲车迫近郊区的时候。在武汉陷落（1938年11月24日）那一天的早晨，还出版了在武汉的最后一张报纸。次日（11月25日），重庆的《新华日报》便正式出版了。

　　《新华日报》这一年冬天，在重庆做了两件震动山城的事情。

　　第一件事：追悼牺牲在“新升隆”轮上的《新华日报》和八路军的25位烈士。

　　参加追悼大会的各界人士有一千多人。党报在大会上散发了《追悼保卫大武汉殉难同志专刊》。我为赵兴才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怀念他在少年时代的坎坷生活，怀念他在赵博生和董振堂两同志领导下参加宁都起义的革命行为，怀念他被派到上海枪杀叛徒特务的英勇战斗，怀念他在监狱里的坚强意志和勤奋学习，怀念他在“新升隆”轮上敌机的密集投弹时积极救护同志的大无畏精神。

　　在这次追悼大会上，周恩来同志因为不在重庆，所以没有出席。董老在追悼大会上讲了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日本反战女文学家绿川英子被邀在会上讲话，为她作翻译的是胡风。我那时是在搞接待工作，因此，同绿川及其丈夫刘仁，成了朋友。绿川很朴素，而刘仁相当健谈。经常在星期天，我和华岗约她们夫妇两人上小馆子，上天下地，痛快淋漓地谈个不休。刘仁是东北人，日本投降后，她们夫妇回到黑水白山的故乡。两年前，记不起是谁告诉我，绿川和刘仁都已离开人世了。

　　第二件事：《新华日报》在1938年12月18日为了推动民众积极抗战，举行了一次万人空巷的“义卖献金”运动。

　　党报的编辑部、排字房和营业部，无论日班同志和夜班同志，都一齐出动。这一次活动是在当地地下党的支持下进行的。营业部的同志在各个交通要道，设立“义卖站”。编辑部的同志各负责一条马路，来回巡视义卖情况。我负责的是打铜街到都邮街（后改名为民权路）一长段。我穿了一件布雨衣，在这一带帮助学生、工人和店员，做好宣传，做好义卖活动。最使人高兴的是活跃在马路上的天真无比的女学生。她们并不放过每一个不义买党很的人；就是推动义卖的我，也逃不出她们的手。我对她们说：“我是《新华日报》编辑，也是参加义卖的。”她们笑着说，“你既然参加义卖，就应该先买一份。”为了鼓励她们，我只好高高兴兴买一份报。把报纸装进雨衣的口袋里。但是走了一段路，又遇到同样情况，只好再买一份。我在这段路上来回走了好儿趟，因而，买了好儿份报纸，到了我回到苍坪街发行部汇报工作时，雨衣的两个口袋，饱饱地装满了党报。一些男学生更加积极。他们用绳子在马路上拦住来往的汽车，使坐小汽车的达官贵人和财主，也没法不“义买”《新华日报》。从上午九时到下午五时，《新华日报》的义卖活动，轰动了整个山城。

　　蒋介石知道这件事之后，大发脾气，把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张道藩和《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叫了去痛骂一场。他说：“《新华日报》没有多少人，而且人生地不熟，却居然通过义卖把整个山城闹翻了。我们的《中央日报》和《扫荡报》条件比共党的党报好得多，但是，你们却一无作为，让共产党大显神通，你们给党国丢尽了脸。”

　　——摘自许涤新回忆录《风狂霜峭录》

　　三联出版社1989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