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 贻 芬 芳

　　——纪念吴贻芳先生诞辰130周年

　　周和平

　　一

　　著名作家冰心在纪念吴贻芳的文章里《一代的崇高的女性》中写道：

　　“我没有当过吴贻芳先生的学生，但在我的心灵深处，总是供养着我敬佩的老师——吴贻芳先生。”

　　（吴贻芳校长（一九二八年））

　　30多年前，第一次读到冰心老人的这篇回忆文章，就为冰心老人真挚的感情所打动。同时作为民进中央副主席的两位历史老人，同样的西学背景，同样也是各自领域的杰出人物，这种感情难得而且珍贵。

　　作为中国杰出的教育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吴贻芳在国际国内享有广泛而持久的声誉，至今，仍然是中国人、中国妇女的光荣。例如：

　　她执掌金女大校务长达23年，将一个教会女子学校办成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一流女子大学 ；

　　她是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中唯一的女性，而且连任三届；

　　她是赴美宣传中国抗战情况的“六教授访美团” 中唯一的女教授；

　　她是中国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的唯一的女代表，也是第一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代表；

　　她曾经两次辞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提议；

　　她是江苏省第一位女副省长……

　　在回顾她不凡的人生经历时，我还想起了冰心那首著名的诗：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我仿佛觉得这首诗是专门为吴贻芳而写的。

　　（一九0七年，吴贻芳全家与陈叔通兄弟二人的合影。前排左起，吴贻芳的父亲、妹妹、母亲、祖母，陈叔通的二兄陈仲恕、陈叔通。后排左起：吴贻芳、姊、兄。）

　　某次，我曾经和几位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谈起了吴贻芳。我告诉他们，在吴贻芳16岁时，她父亲吴守训就在长江上投江而去，过了两年，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她的哥哥吴贻榘因对前途无望投吴淞江而殁，病中的妈妈朱诗阁在绝望中离世，在为妈妈守灵的当晚，她的姐姐吴贻芬竟投寰弃世……不幸如影相随，一直到了她担任金女大校长4年后的1933年，她唯一的妹妹吴贻荃竟离奇失踪。

　　当我讲完这些以后，现场是久久的沉默和长长的叹息。

　　就是这样一位女性， 当人生的种种不幸全部集中到她一个人身上时，她痛不欲生，她绝望，她想告别这痛苦的人世。是姨夫陈叔通挽救了她，不仅是生命，更是灵魂，让她看到了自己的责任，对家人，对社会。这无疑是一次凤凰涅槃。

　　但是，这种伤痛伴随了她一生。她选择了信仰宗教，但她无法忘却，也无法逃避。今天我们研究她的终生独身的原因、她事业成功的动因、她沉静内敛性格的形成 ，等等，家庭的这种大不幸，应该是不能回避的重要因素。

　　这样的伤痛是永远无法抚平的。

　　1922年，她的祖母去世，她说，我从此没有了直系亲属。

　　1933年，她唯一的妹妹吴贻荃失踪以后，她曾经很长时间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并想尽一切办法寻找，但一直杳无音信。

　　1944年12月21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上午探陈寅恪病，甚有起色。戒宓勿以吴贻榘事作小说，因吴贻芳病，恐其伤心。”

　　此时已经离吴贻芳的哥哥吴贻榘弃世30余年， 陈寅恪仍然怕引起吴贻芳的伤心，可见吴贻芳痛苦之深、之剧。

　　直到1963年夏天，陈叔通在北戴河把当时帮助处理她父亲遗留事情和寻找她妹妹的的经过详细告诉了她，她心里才稍稍平复。

　　（一九六三年夏天，吴贻芳（左一）和陈叔通（右一）及其家人在北戴河疗养）

　　1985年11月10日她去世后，按照她生前的遗愿，她的骨灰撒入长江，她要去与亲人们团聚。

　　　　二

　　在吴贻芳93年的人生历程中，执掌金陵女子大学无疑是最为辉煌的一页。

　　1928年11月3日，在金女大100号楼，从美国回来履新不久的吴贻芳在这里参加就职仪式，一起参加的还有蒋介石新婚不到一年的夫人宋美龄以及教育部部长的代表等。

　　（一九二八年，吴贻芳在密歇根大学获博士学位）

　　历史往往在偶然和必然之间前行，选择吴贻芳担任金女大校长也是如此。当时的大背景是北伐以后要收回教育权，作为美国教会所办的金女大也在其内。但当时的校长德本康夫人推荐的是另外一位也是毕业于金女大的学生郝映青，而生物系主任黎富士却坚持推荐吴贻芳，后来因为郝映青同样在美国学习，要比吴贻芳稍晚一些毕业，而且担任金女大董事会主席的徐亦蓁也支持由吴贻芳担任，黎富士的推荐成功了。为此黎富士失去了回国接受一笔遗产的时机，损失了20多万美元，对此，她并不在意。在为金女大服务26年后，黎富士回美国创办了金女大海外基金会，在为金女大学生服务的房间中，一直挂着吴贻芳的照片。

　　（一九二八年，吴贻芳就任金女大校长）

　　金女大的校训是“厚生”——它来自《圣经》中的一句话：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作为由美国教会创办的大学，开办之初，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浓厚的宗教色彩。但经过屡次的反宗教运动，加上教育主权收回后，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登记的规定和限制，使原来教会学校的办学宗旨有了新的变化。金女大在重新注册中，校董会要求保留基督教宣教的坚持开始瓦解，吴贻芳因势利导，对原来的办学宗旨进行了新的阐释。这实际上在她就职仪式的演讲中，已经表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办学，就是要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就是培养人才，从事中国的各种工作。吴贻芳成功地将基督教的教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融和嫁接，爱国和为国家培养人才成为其主要目标。

　　（一九三六年金陵女大校庆日，吴贻芳与校友们在一起。前排左三为吴贻芳）

　　吴贻芳的理想是要建立一所面向世界的大学，以让中国女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她本人是具有这方面的才能的。作为金女大第一届毕业生，她对金女大有着很深的感情，了解也是透彻的。前校长康本德夫人说：“这些年来，她一直和金陵（女大）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无论就人格来讲还是就职业训练来讲，她都非常适合作领导工作，虽然她自己觉得更适合从事教学”。同时，她曾经有过两次任教的经历，其中大学毕业以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三年的英语老师，并担任过英语部的主任。作为一位留美博士，在回国前，她对美国的教育曾经进行了认真的考察。这些都为她日后展示才能，使金女大成为一所知名大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来金女大参加毕业典礼。右起：蒋介石、宋美龄、吴贻芳、马吉牧师）

　　吴贻芳在接手金女大时，学校已经开办了15年。学校运用美国女子大学的成功经验，强调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使它有着良好的声誉，这些有赖于校长德本康夫人和她的团队的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吴贻芳同样需要一支团队，而且她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团队，这是她的强大人格魅力的成功体现。这支团队，绝大部分是女性，中国和外国的都有。正是她们，以专业、服务和献身精神，为中国女子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备尝艰辛，共同谱写了中国女子教育的“金陵精神”。

　　吴贻芳在她的晚年，曾经非常深情地回忆起这些师友。金女大第一任校长德本康夫人是美国霍利奥克学院文学博士，早年随丈夫来中国学习中文并在教会工作，后来因丈夫生病又回到美国，在丈夫病逝后，她重新来到中国，1913年开始担任第一任金女大校长。1928 年辞职后她继续留在学校，主要精力用在完成校舍建筑，不再插手校务。她在金女大服务30年，后来和蔡路德共同出版了《金陵女子大学》一书，里面对吴贻芳有很高的评价。历史系主任师以法教授来自英国，她在金女大任教28年，分文未取，还自费在校园建造了宿舍。创办化学系的蔡路德教授，到金女大任教时只有23岁，服务时间长达34年。还有来自加拿大的英语系主任克馥兰等等。现在广为人们熟悉的魏特琳女士，她的中文名字叫华群。她1911年不顾亲友的劝阻来中国从事教育事业。在金女大，她不仅是一个非常负责的教务主任，更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国际友人。她在日军侵占南京时主动留守校园，保护了上万妇孺，自己却因心力交瘁患上了精神分裂症，1941年5月14日在美国自杀身亡。她在遗言中说：我如果有两个生命，仍愿为中国人服务。

　　（魏特琳（华群）与康本德夫人（右））

　　中国教授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同样是非常出色的一群。陈中凡、李国鼎、吴组缃、刘开荣、张芗兰、吴懋仪、刘恩兰……陈中凡是教育部特聘教授，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思想开明。训导主任张芗兰，在美国获得哲学、心理学两个博士学位，她不仅是吴贻芳工作上的得力助手，而且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她在街头宣传抗战的珍贵图像。刘恩兰从金女大毕业以后，到美国获得了硕士学位，又回到金女大创办了地理系，后来又到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抗日烽火中克服重重困难，再次回到母校任教，1978年她被任命为国家海洋局顾问。被称为台湾“科教之父”的李国鼎，30年代也曾在金女大任教，直至晚年回忆起金女大时，依然怀有很深的感情……

　　（一九三二年，吴贻芳与金陵女大全体教职员合影，前排左起第六人为吴贻芳）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吴贻芳的同时代人，被称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的名言。 吴贻芳正是这样的大师，前面提到的和更多的没有提到的这些老师们，他们用爱心点亮希望之光，铺就成才之路，抵御骤雨狂风，传扬科学文明，他们也是名副其实的大师。

　　三

　　1928年担任金女大校长时，吴贻芳35岁。1952年离任时，她59岁。

　　执掌校务23年，这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中很是难得，在女子大学校长中更是绝无仅有，这可以看做是一个奇迹。但更让人敬佩的是她把这样一所规模不大（在校学生最多时只有480人），而且师资、设备等等都不能和其他公办或教会办的名牌大学相抗衡的女子大学，办成了一所卓有声誉的学校，培养出一批批优秀人才，其影响至今绵延不绝。

　　（一九三六年校庆日，吴贻芳与司徒雷登合影）

　　著名教育学家章开沅认为，“在人们的心目中，一所名校往往与一位或几位校长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如北京大学与蔡元培，清华大学与梅贻琦，南开大学与张伯苓，浙江大学与竺可桢，金陵大学与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吴贻芳，等等。”

　　章先生所提及的，金女大是唯一一所女子大学，吴贻芳是唯一一位女性校长。

　　吴贻芳的教育思想中，非常突出的就是要为国家民族和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要求学生要有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服务精神。这和体现了基督教精神的校训——“厚生”精神是一致的，而且在女子教育，尤其是女子高等教育还只是小众化的“贵族式教育”的情况下，是显示其特殊存在作用的价值选择。

　　我们可以想见，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一介女流，在男权社会里，在公办大学的强势面前，尤其是难以放得下一张书桌的频仍战乱中，她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需要多大的勇气？这不仅仅需要殚精竭虑革故鼎新的努力，更需要有一个坚强而高贵的灵魂。

　　（金女大开展的社会服务活动）

　　吴贻芳有她的坚守。基督教的博雅教育，以及它注重科学、重视民主等等，都会在她的教育实践中得到完整的体现和保存。但是，坚守不是守成，更不是苟且，如果这样，这就不是吴贻芳，也不会有金女大。

　　她重视学生的人格教育。她的人格教育，最为核心的就是要求学生不仅要有知识有本领，这是服务社会的必要条件，同时需要有德智体美的并举，即培养完整全面发展的人才，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心智健全的人。所以，金女大的校园文化和她的社会实践都是她的一个特色。尤其是国难当头，她们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勇敢地迎上前去，参加宣传、募捐、救护等救亡活动。学校没有成为所谓象牙塔，在抗战中和战后学校分别在成都华西坝和南京淳化镇开展的乡村服务，以及针对行为异常儿童开展的福利服务等等，都是校史中闪光的一页。

　　她要营造一个美丽的世界。在这里，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爱，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有自己健全的人格，健康的体魄，健美的形象，以致直到今天，三十年代金女大学生的舞蹈、体操和游戏的留影，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道，美丽风景。我见过的金女大的学生们，不管她们年轻年老，不管生活在异国他乡还是祖国故土，不管经历过多少困苦磨难，她们始终保持着让人羡慕和敬仰的教养和优雅。她们是中国知识妇女传统和现代完美结合的一群代表，她们身上高贵的气质和高雅的风度， 始终是金女大精神中的重要部分。

　　吴贻芳具有世界眼光，她在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以及方法上，都有与世界接轨的改革意识。包括学生的严进严出，也包括教育学作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建立实验中学，试行学分制，学生要写毕业论文等等，都显示了她的识见和眼光。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曾经把金女大的家政系作为金女大是培养官太太的贵族学校的例证，当我们得知家政系创办于抗战中，而且毕业生多在医院任营养师或在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工作时，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无知和短视。为了学生有完备的知识和本领，吴贻芳十分注意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她列为首位的是，知识面广，也就是所谓的通才教育，文理渗透，主、辅修并行。重视基础知识，重视外语教学，重视社会实践。有学者将其教育目标概括为“学重中西，文理兼修，四育并举”。

　　（一九三八年的一群女学士）

　　金女大前后办学近40年，先后有1000名学生毕业。这个数字，今天对任何一所高校来说，都是不足为奇的，但在那个时代，又是女子高等教育，是多么的不容易。更何况，金女大的影响，以及学生的成才率，为社会所作的贡献，更是不同凡响。金女大学生中有许多成就卓著的人，其中有将军，有院士，有教育家、音乐家等等，他们不但在祖国内地，而且在台港澳和海外为母校为祖国赢得了声誉，这是金女大的骄傲。

　　曾在金女大任教的穆斯曼博士1981年给吴贻芳的一封信认为，金女大学生中许多人对国家、对社会有强烈的献身精神，希望学得有用的知识，毕业后能为当时苦难中的国家和人民服务。吴贻芳曾经几次引用过这段话。1982年，她在给校友的一封信里说：“校友们在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科学研究等方面，一向勤勤恳恳，有高度的责任心，能与同事合作共事，因而得到了社会好评。”

　　吴贻芳为有成就卓著的高足而欣慰，同样为有更多的平凡而努力的学生而欣慰。

　　四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女子大学的校长，吴贻芳也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前面提到的几位著名大学校长一样，都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一九四五年，吴贻芳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一组照片）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吴贻芳的时候，曾经认为，是抗日战争把吴贻芳推上了政治舞台，现在看来，此说并不十分准确。应该是，当吴贻芳当上金女大校长时，她便同时也登上了政治舞台。学校的发展，需要与政府及社会各界保持广泛的联系，而宋美龄参加她的就职典礼就是一个证明。从最初的平息金女大重新注册登记的风波，到顶住两次并校，完成学校西迁，抗战胜利后学校的迅速恢复等等，无不显示她的过人的领导才能。德本康夫人和蔡路德认为,吴贻芳“积极参与国内、国外其他各种组织的活动。凡是熟识吴博士的人都会意识到，金陵（女大）的成就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她在最为困难的年代富有能力的忠实的领导。金陵(女大)在全中国所获得的高度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人们对金陵校长的尊重的感情”。同时，政治舞台上也需要她这样有声望有影响的人物，使她没有可能离开政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学校，为了学生，为了民族大义。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国大”期间，宋美龄与女代表合影。前排右起第六人为吴贻芳，第七人为宋美龄）

　　当然，是抗日战争让她身上的妇女领袖的特质得到迸发。前面我们提到的华群—— 魏特琳女士，她留下的南京沦陷时期的日记，成为非常珍贵的史料，同时可以看到吴贻芳当时的一些社会活动：

　　“我们的校长吴博士非常疲惫。这个夏天她没有休息。目前，她是一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会成员，该组织是由蒋夫人创建的，目的是向中央军提供救援。这个委员会几乎每天都开会，会议常常持续数小时。许多会议都由她主持。”（1937年8月10日 ）

　　“可怜的吴博士从下午2时到6时30分一直在开会，她开完会来到餐厅时看起来疲惫不堪。中国“全国妇女士兵救援会”（应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引者注）正在从事非常繁重的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工作落到了吴博士的肩上。我不知道，她除了校长的职责外，怎能承担这么多的工作。” （1937年 9月18日）

　　“吴博士整天与大约70人在城里游说，鼓励人们认购“自由债券”。他们卖了大约5000美元的债券。今天一上午，她又从事同样的工作。”（1937年11月15日）

　　《魏特琳日记》里详细记载了吴贻芳那个时期的活动，包括许多次和宋美龄的会面、通信和餐聚，主题就是学校的保护、留守、搬迁和抗战工作。在南京沦陷之前，作为应对和过渡，吴贻芳把学生先分散到上海、武汉和长沙等地继续学习，并依然没有忘记给她们以鼓励和引导。1937年10月29日，她和魏特琳一起给长沙和武汉的师生发了电报：

　　“我们民族的抗战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全体成员提出了挑战，要求她们积极地追求丰富的生活，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学校最后在成都华西坝安顿下来，这是借的华西大学的校舍，后来又建设了简易的宿舍和实验室，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复员返校。

　　也在这段时间，吴贻芳在国际国内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她被遴选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成立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以后又担任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之一。 1 943年，为了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的抗战，也为了配合宋美龄的访美活动，遴选了六位著名教授组团赴美，以民间身份宣传中国的抗战，吴贻芳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教授。抗战胜利前夕，她又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的女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庄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作为中国基督教组织、教育界、妇女界的领袖人物，吴贻芳在国际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

　　随着中国革命胜利步伐的临近，中国的知识界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吴贻芳，选择留了下来。

　　（一九五0年，吴贻芳在首届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新的时代，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吴贻芳也会有迷惘失落和痛苦，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必然要经历的一次痛苦蜕变。共产党没有忘记她。她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这时候，她感到的不仅仅是一种荣誉，一种对自己的尊重，更多的是一种信任，一种责任。党还为她提供了更大更宽广的舞台，她先后担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副省长。吴贻芳以她一贯的风格，坚定踏实地为教育事业的发展辛勤劳作。

　　（副省长吴贻芳在办公）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吴贻芳（右一）访问日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历了“文革”磨难的吴贻芳，重新焕发了青春，她再次当选为江苏省副省长，继续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尽心操劳。

　　1979年，吴贻芳获得她的母校——美国密歇根大学校友会颁发的“智慧女神奖”。其时，她已经86岁。她不顾高龄，在学生黄续汉陪同下，远涉重洋，来到美国。这距离她上一次去美国已经30多年了。在隆重热烈的授奖仪式上，校长史密斯赞誉吴贻芳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进步的女政治家”。在美国两个月，她去了8个城市，见到了许多她日夜牵挂的学生，拜望了许多老朋友，回到北京后，受到了邓颖超、康克清的亲切接见。

　　（一九七五年四月，吴贻芳回母校接受“智慧女神奖” ）

　　（一九七九年六月，吴贻芳在美国纽约参加金女大旅美校友会双周年会）

　　以后，她又担任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吴贻芳在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左起：吴贻芳、赵朴初、周建人、叶圣陶）

　　五

　　我第一次见到吴贻芳，是在1982年的上半年。虽然当时她已经近90岁，但是仍然举止得体，仪态庄重，进退有度，思路清晰，让人心生敬意。

　　吴贻芳特有的这种高贵典雅而又朴实无华的气质， 曾经广获好评，在旧中国连最挑剔的记者也不吝笔墨地称赞。有人评价她有着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她出生在一个官绅家庭，从小学开始，就在包括景海、振华和金女大等名校读书，以后又到美国留学多年，这些当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家庭遭受变故后，她的宗教信仰，尤其是姨夫陈叔通对她的性格和气质的影响至关重要。

　　（一九四七年吳贻芳与老师就餐）

　　她有着坚韧不屈的性格。她经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可贵的是她从苦难中走了出来，站了起来。在她执掌金女大以后，又经历了包括战争在内的种种危机，她没有慌乱没有气馁没有退却，以她特有的坚韧和超人的艺术，从容应对，一一化解。

　　她不矫情，不做作，懂得变通和圆融，知道折中和妥协。“没有旧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中常见的那种‘迂’，也看不到旧中国留学生中有些人的那种‘浮’”。同时，她更是 一个有尊严有原则的人。1935年，她当选为中国基督教全国协进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在率团参加在印度召开的国际基督教协进会会议期间，她和其他中国代表一起，对日本教会代表贺川丰彦等人为日本侵略进行的狡辩，大义凛然地严词批驳。她两次辞任民国时代的教育部长，却愿意担任新中国一个省的教育厅厅长、副省长，显示了她政治上的正确的选择。

　　在她的身上，我同样看到了她的忧郁。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照片中，她笑的照片似乎少些，她的眼神中透出无法掩盖的忧郁。

　　这是为什么？是她含蓄内敛的性格，是屡遭不幸的家庭留给她的苦痛，应该都有这些因素，但不完全是。人不能也不可能离开生存的环境，离开社会，我想，这和她所面对的社会的动荡不安，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及面临的一个个接踵而至的难解之题、不解之谜都是相关的。当然，除了时代，除了身世，还有人性，这位以“厚生”为己任，充满大爱之心的人，见识了太多的人性的泯灭、人性的沉沦、人性的无良，这些，让她忧虑让她思索让她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写吴贻芳，不能不写她的独身生活。有关她的一些传记，尤其是一些文艺作品里，都写了她的爱情。有的写得离奇，有的写得唯美，也有的有些荒诞。我想，只要是善意的，只要是美好的，我们都应该理解，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作品的需要，也寄寓了人们对她的美好祝愿。

　　（金女大的文体活动）

　　可是，现实是冰冷的，吴贻芳没有过爱情。在她自己的回忆材料中，以及对她众多的亲友和学生的采访中，都没有找到她的爱情经历，没有，一点也没有。

　　不用失望，不用惋惜。 在那个时代，独身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中，并非鲜见。有反对女子单独设立大学者，曾经以此作为根据，来否定设立女子大学的必要。确实，包括金女大的女老师和学生，独身的不在少数，甚至成为一种风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有据可稽的。

　　对吴贻芳，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理解。亲人的接连离去，让她心中留下缕缕伤痕，回国担任校长，已经是35岁，以后更是高处不胜寒。当然，还是她的侄女陈励先说的有道理：她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吴贻芳与表弟陈嘉（右）、表弟媳黄友葵（左））

　　吴贻芳没有爱情，但她鼓励学生恋爱，金女大100号曾经安排过给学生约会的地方，她好多次给学生当证婚人。而且，她对于人们对她独身的好奇，也会非常坦然。最有趣的一个例子是，一次学生在演话剧时，里面的台词是，吴校长嫁给了金女大。她在台下听了，微微地笑着。

　　没有婚姻，她依然有幸福；没有家庭，她并不缺少爱。直到她的晚年，她依然被浓浓的爱意包围。这里，有来自各级组织和同志的关怀，更多的来自她的学生。辛勤自有回报，桃李满天下的她，不管何时何地，都能感受到学生们的细心温馨的呵护，她们永远以校长为荣，永远牵挂着自己敬爱的校长。人生若此，幸甚幸甚！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金陵女大校友到鼓楼医院祝贺吴贻芳九十一寿辰）

　　她晚年辉煌，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1984年1月，中共江苏省委给她发出致敬信，赞誉她“以卓越的社会活动才能和在教育事业上的建树，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先后发表长篇通讯，介绍她献身教育、热爱祖国的事迹。

　　1985年10月，在她病重期间，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多次致电慰问，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分别前往医院看望。

　　（一九七八年中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邓颖超与吴贻芳亲切交谈）

　　（吴贻芳病重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前来看望）

　　1985年，邓小平为《吴贻芳纪念集》题写书名。

　　1993年，江苏省隆重举行了吴贻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

　　吴贻芳并没有离去，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她还在我们中间，依然那样优雅从容淡定。

　　吴贻芳并没有远去，每当想起她，总给我们信心，总让我们温暖。

　　她会与我们同在同行，永贻芬芳！

　　（二0二三年春节根据本人原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