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是指由人工开挖的河道，并且与自然河道及其他河流相连，主要用于水上运输和水利灌溉、分洪、排涝、给水等。运河是由劳动人民开挖的，运河的疏浚也是由劳动人民负担的，在中国运河史上，无论是大运河、小运河，都是如此。但最近在读《金史》时，其中记载有一次运河疏浚工程没有让农民参加，让我感到十分诧异，难以忘怀。囿于我的阅读视野，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了，由此引发了我对“中国大运河”有关问题的再思考。

《金史》卷九十二《曹望之列传》有载；“顷之，运河堙塞，世宗出郊见之，问其故”。主者奏曰：“户部不肯经画，岁久以致如此。”上责望之曰：“有水运不濬治，乃用陆运，烦费民力，罪在汝等，其往治之。”尚书省奏：“当用夫役数万人”。上曰：“方春耕作，不可劳民。以宫籍监户及摘东宫、诸王人从充役，若不足即以五百里内军夫补之。”

金朝前后有四个都城，金世宗完颜雍时，金朝的国都仍然在“中都”燕京，即后来的“元大都”、今天的北京市，大致位置在今天北京城西南一带。

这年春季的一天，金世宗到京城郊外走访，发现郊外的运河河道出现淤塞堙堵现象，运河功能几乎作废。回到金銮殿后，他问大臣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管部门向皇帝奏明：“户部不肯将运河河道治理的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几年下来，没有人力财力去不断治理，就出现了眼下这种状况。”

皇帝问户部郎中曹望之：“京城有现成的运河水道对外，朝廷不去治理疏浚，反而用陆路来从事运输，既费民力又浪费国家银两，罪责都在你们这帮人身上！朕暂先不治你们的罪，你们要抓紧落实运河治理疏浚工程。”

尚书省又禀报皇上：“如果开展运河疏浚工程，需要动用数万名农民来充当夫役”。

金世宗马上作出答复：“眼下正值春耕季节，不可动用春耕劳动力、惊动农民。可以派遣吃皇粮的‘宫籍监’的人员及太子东宫人员、诸王府及其身边的人来充当役夫，如果人手还不够，就派京城方圆五百里之内的军队将士来充任。”总之一句话：不能让正在忙于春耕的农民来参加这一次的运河疏浚工程。

这次运河疏浚工程尽管工程量大到要达“夫役数万人”，但全部由那些吃“皇粮”与吃“军粮”的人去承担了，农民兄弟第一次缺阵，这在中国运河发展史上，是应该永远值得记住的一笔。

现在的问题是，这件事究竟发生在金世宗大定年间的哪一年？这条被疏浚的运河叫什么名字？不清楚。但在《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漕渠”条中终于找到了答案。其记载是这样的：

初，世宗大定四年八月，以山东大熟，诏移其粟以实京师。十月，上出近郊，见运河湮塞，召问其故。主者云：户部不为经画所致。上召户部侍郎曹望之，责曰：“有河不加濬，使百姓陆运劳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五年正月，尚书省奏，可调夫数万。上曰：“方春不可劳民，令宫籍监户、东宫亲王人从、及五百里内军夫，濬治。”

这段记载的内容与《曹望之列传》所载意同。皇上意思很清楚，既要立即开展运河疏浚工程，又不能耽误春耕生产，不得让忙于春耕生产的农民参与这一次的河道疏浚工程。

这一段记载向我们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把疏浚运河的起因及实施年份明确了，是在金世宗大定四年至大定五年（1164-1165年）发生的事；二是把疏浚的运河名称明确了，这条运河名叫“漕渠”，“漕渠”即“卢沟河”。

金大定五年，朝廷组织数以万计吃“皇粮”、吃“军粮”的人们前来疏浚卢沟河，没有农民兄弟参与，这在中国乃至世界运河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金代统治者发迹于黑水白山的东北大地，那里有森林，有牧场，更有大量的耕地，因此，统治阶级对庄稼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辽代。《金史》卷三《太宗本纪》反映：早在天会四年（1126年），金太宗就下诏，“令所在长吏，敦劝农功”。到了1128年，金兵将宋高宗赵构一班人马追逼到扬州时，金兵主动撤军，“以农时还师”，仗暂时不打了，春耕春播季节到了，“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要打胜仗，没有粮食是不行的。《金史》卷四《熙宗本纪》反映：天眷元年（1138年）三月庚寅，“以禁苑隙地分给百姓”，让老百姓在闲置的禁苑种上庄稼。金世宗不误农时，不让农民参与春耕时的运河疏浚工程，应该说是金朝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的传统体现。

由“卢沟河”疏浚一事，促使我对“中国大运河”相关问题进行深层思考。

一是“京杭大运河”的起点燕京（北京），其运河的开挖时间是从元代才开始算起，于史符不符？从《金史•河渠志》“漕渠”记载情况看，在金代甚至之前，现在的北京就有运河了。在金都燕京以东五十里，有一“潞水”水系，通过“高良河”、“白莲潭”节制闸调节，可以实现将山东、河北两省的粮食运到京师的目的。沿途各州舟车并举，以舟为主，通过节制闸来调节水位，最终实现“溯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的漕运目的。金世宗时，曾开挖卢沟河的“金口”以通漕运，所以就出现了大定五年（1165年）的“漕渠”即“卢沟河”的浩大疏浚工程。

我们现在讲“京杭大运河”时，时间只是上溯到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的“会通河”，以及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的“通惠河”，根本没有将金代即已存在的“卢沟河”以及与之相关的京师河道纳入视野、综合考量。

要知道，大部分运河在开挖时，都是合理利用了原来人工运河河道或自然河道。元代定都燕京，与金世宗时期的京师地点是同一所在。元代在开展由北京到杭州的运河直通伟大工程中，从理论上来分析，应该是很好地利用了原先京师境内的卢沟河等老河道，同时也利用了山东、河北的一些老水道，这是符合运河开挖特征的。如果我们将“京杭运河”的开凿时间提前到金代，哪怕至少提前到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因为它符合元代“京杭大运河”北京至山东段的走向，那么，“京杭大运河”的开挖时间要比原来眼光仅停留在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是提前了近125年哪！

二是“中国大运河”构成问题。平素我们都约定俗成地称“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因为要申报“世界遗产”，所以用“中国大运河”来作为固定名称呈现在异邦面前。中国人对大运河的“历史价值”认识是经历了漫长的褒贬不一过程，其褒贬差别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在唐代人眼中，“隋代运河”除被唐代人继续使用并不断疏浚拓展外，歌颂赞许之声，我们可以通过诗人皮日休的《汴河怀古二首》领略到。其第二首有云：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把隋炀帝治水的功劳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倒也公允。

现代人们对大运河的重视，也是从其“文化遗产”价值引发开来的，并且还在逐步升温。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将“春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位于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境内的运河，与第六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合并，合并后的名称为“大运河”。这样做，不仅在名称上将我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外延作了进一步明确，也更加有利于整合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推动我国大运河“申遗”工作科学有效开展。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中国大运河”由隋代大运河（习惯称“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两大部分组成，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在有些媒体宣传乃至研究文章、部门文件中，竟出现将“浙东运河”与“隋代运河”、“京杭运河”并列的现象，称中国大运河由三部分组成。这种“三分天下”的做法不仅与中国大运河的实际内容不符，更与我国申报世界遗产时，对世界遗产“协约国”的承诺不符。

“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中明确写明：中国大运河的主体工程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5 世纪至公元前 3 世纪），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事件就是“邗沟”的开挖，它沟通了淮河与长江，成为中国大运河河道成型最早的一段。二是隋朝时期（公元 7 世纪初），为了连通南方经济中心和满足对北方的军事需要，隋朝先后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并重修江南运河和疏通浙东航道，从而将前期各地方性运河连接了起来，形成了以国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达宁波的大运河体系，完成了中国大运河的第一次全线大贯通。三是元朝时期（公元 13 世纪后期），将大运河改造为直接沟通北京与江南地区的内陆运输水道，形成中国大运河的第二次南北大沟通。由上我们已不难领会，“浙东运河”是包含在隋代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的两次南北水系大沟通中的。

隋代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分别由西向东南、向东北方向延伸，呈“Y”形或侧卧“人”字形。京杭大运河以元大都为中心，由北向南纵向延伸，虽然名称是卡位卡到杭州称“京杭”，呈“I”形，但实际上与宁绍平原上的浙东段运河水系是相连的。历史上，浙江的政治经济中心在杭州，杭州的历史地位高于绍兴和宁波，因此，后人将由元大都南下通达的大运河命名为“京杭运河”而不称为“京绍运河”“京宁运河”，是不需要讨论商量的。我们的先人在给运河命名时，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历史标记法，如“隋代运河”（或曰“隋唐运河”），一种是地理标记法，如“京杭运河”。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要围绕国家或地方政治中心来思考定位。

我国将“中国大运河”分为十大河段，由北向南分别为：通济渠段、卫河（永济渠）段、会通河段、通惠河段、北运河段、南运河段、中河段、淮扬运河段、江南运河段、浙东运河段。“浙东运河”与“江南运河”“淮扬运河”等其他九个河段一样，只是“中国大运河”十大河段之一，是在第二层次，绝不可以僭越到与“隋代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相等的层次。通俗地讲：“中国大运河”是“爷爷”，它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隋唐大运河”，一个叫“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等十大河段只是“中国大运河”的“孙子”。我们在制定中国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时，理念认识上一定要层次分明。

在中国大运河发展史研究过程中，尤其是对于“京杭大运河”源头的认识，我们不应该忽略金代人所做出的贡献，金代人创造了不让农民参与运河疏浚工程的奇迹，这是其他朝代所无法相比的；金代人在京师大地上喊出了清清楚楚的“运河”二字，皇家档案、历史文献有案可稽。金世宗深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所以在即位五年后，注重发展与南宋的和好关系，“与民休息”。金世宗本人带头节俭，“崇孝悌，信赏罚，重农桑”，尤其注重太守、县令这两级官员的选拔任免，强调官员的品德，因为在他看来，这两级官员代表朝廷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他们的为人与行政能力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关系到老百姓的口碑。与此同时，金世宗“严廉察之责”，拒绝大臣属下对自己阿谀奉承，谨守君臣之道。曾“命有司，旱、蝗、水溢之处，与免租赋”，“劝农”“廉问”，关心民生疾苦。金世宗在位近30年，金朝出现“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犯罪率极小的盛世局面，被誉为“小尧舜”时代，金世宗当然就是“小尧舜”了。我们从他对农民、农业的关心，从他对运河水利的重视，从他不让皇宫人员享受特权待遇等做法，已然感受到了历史上的那一幕。

有诗赞曰：

却道金朝小尧舜，

不误农桑重春耕。

运河疏浚无农夫，

燕都漕渠有奇闻。

2020年5月25日于金陵四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