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后来成为我岳父的朱鹤亭先生，出生在泰州一户渔民家庭。六兄妹中他排行老三。俗话说世上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撑船捕鱼排在苦中第一位，可以想象那时的渔民过着怎样一种漂泊不定的艰苦生活。而这样的生活经历，恰恰使岳父从小就养成了踏实、坚韧的性格，和与人为善、低调做人的心性。他13岁那年，经其父亲一位好友的引荐，由泰州来到南京，跟人学开汽车。他脑子聪明，领悟性强，再加上勤奋，肯得钻研下功夫，没几年成了一名技术比较全面的汽车驾驶员。那个年代车子很少，会开车的人算是凤毛麟角。由于他车子开得稳当，从不出差错，29岁时被选派到民国政府，为当时的交通部长开车；后又为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和立法院长的孙科做专职驾驶员，时间长达七年（他的这段经历世人很少有人知晓）。

　　1949年，渡江战役后，岳父没有南迁广州，而是留在了南京。三野陈毅司令员从北京乘火车到南京，车至蚌埠时，因桥梁被飞机炸断而火车受阻。南京组织上派他开车去接陈毅，岳父冒着生命危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首长的表扬。同陈毅接触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留下的印象却很深。若干年后岳父和我讲起那次接车，说陈毅司令员平易近人，言谈中能感受到他的亲切和蔼。

　　新中国成立后，岳父被组织上安排进了江苏省金陵汽车公司，担任长途驾驶员。因工作表现突出，1953年被吸收入党，1955年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同事们以他为光荣，他从来都很谦虚地说，我的荣誉是组织上给的，也是其他驾驶员一道干出来的，我不过是个代表而已。

　　由于他常年在外开车，基本上顾不到家。25岁结婚后，先后育有三子三女，家庭生活的担子较多地落在了我岳母的肩上。他常对岳母说，我们是渔民出身，儿女们只能穷养，饭靠自己吃，路靠自己走。当儿女一个个长大成人后，他就叮嘱儿女们“各房点灯各房亮”，有了困难可以相互帮。他还经常劝告岳母，儿女们长大了，他们的事不必管得太多，不要“咸吃萝卜淡操心”。而我们作为父母，做好自己的事情，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就是对子女最大的支持。正是他的这种开明豁达的“放养”理念，使得六个子女个个都很争气，自立自强，在不同的岗位上分别做出了成绩。

　　1966年，62岁的岳父从驾驶员岗位上退休，回到了家中。开车几十年，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一下子突然松驰下来，心理上很不适应。他不想在寂寞无聊中打发时光，提出找一点适合自己的事情来做。在老伴的支持下，他当上了一名纯义务的居委会主任，一干便是近二十年，直到快80岁才退居还家，过上了真正意义的养老生活。

　　我的爱人是岳父的第二个女儿，她是学医的，常年在江都人民医院从事医务工作。岳父80岁过后，我和妻子商量，把岳父母一块从南京接到了江都县城来，和我们一道生活。岳父认为女儿从所事的职业对他们养老、养生有所帮助，于是很乐意地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同我们朝夕相处的近二十年岁月里，老人家生活特别有规律，每天早睡早起，保持适当运动。饮食上以清淡为主，做到荤素搭配。饭量坚持七分饱，晚饭多一口都不吃。每日早起，自己烧一瓶开水，泡上一壶花茶，自饮自乐。午饭后去家附近的浴室泡澡，很喜欢同浴室里的服务员聊天，讲他当年开车走南闯北遇到的一些新鲜事。平日里他不闭塞自己，每天坚持听收音机，看电视里的新闻节目。家里来了客人，喜欢同人交流，谈吐之间，总是传递满满的正能量，从来听不到他有半点的哀怨或感伤。健身运动的意识一直持久到生命的终结。看电视或听收音机坐了个把小时，他一定会站起来，做做甩手操，按按涌泉穴。

　　大悲大恸面前，他也比常人更为淡定，更能保持一种极为难得的克制。在他90岁那年，小他六岁的老岳母因高血压引起的心脏病突发而过世，儿孙们哭成一团，老岳父看得出也很悲痛，但竟坚强得未曾落泪；反倒对儿孙们进行冷静地劝慰：花开自有花落时，就当你们的奶奶（外婆）去远方旅游了。

　　岳母辞世后，岳父仍与我们一道度过了十多年平静的生活，直到他101岁，也即2004年的2月5日，他才很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令他眷恋的世界。

　　风雨旅程，百年人生，我的岳父只是一个普通而平凡的人，但他的身上有一种不求闻达而甘于淡泊的良好品格，这一切对我们每一个后代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今年是他老人家辞世二十周年，作为其女婿，我以此小文纪念并缅怀他对我们的精神滋养。

　　（本文作者退休前曾任扬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扬州市社科联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