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赵孟頫，当代人一般都知道他是一位绘画书法大家，他的绘画曾被后人称为“元人冠冕”；他的书法艺术，真、草、隶、篆、行书、楷书，样样精通，尤其是楷书，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但在阅读了《元史》卷一百七十二《赵孟頫列传》之后，另一个赵孟頫的形象——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形象挺拔在了我的面前。

赵孟頫出生于公元1254年，1279年南宋灭亡，那时他25岁，正值人生精力旺盛、思维活跃时期，但他当时只是官至真州（今仪征）“司户参军”，是个“正七品”地方芝麻官。赵孟頫69岁去世，因此，他的人生一小半在南宋，一大半在元代，他的人生事业辉煌期主要在元朝。他曾官至吴兴郡公、集贤大学士，封魏国公，所以人们说他是元代的赵孟頫。元朝灭了南宋后，原南宋政府官员原则上是集体“就地卧倒”，能否再被起用，完全在于统治阶级的人才使用政策。好在中国历来就有选拔重用前朝旧臣来为当朝所用的好传统，赵孟頫之所以能在元朝得到重用，与他自身刻苦努力和才华横溢有关，更与元世祖忽必烈对江南人才的选拔重用关系极大。

宋王朝是由宋太祖赵匡胤建立，而赵孟頫正是赵匡胤的十一世孙。原来赵匡胤有一个儿子叫赵德芳，当时被封为“秦王”，赵孟頫正是由赵德芳这一支传下来的嫡嗣子孙。南宋灭亡后，赵孟頫先是蛰居家中，抓紧时间刻苦学习，拜访老儒研习经义，相信新政权在治理天下时一定会网罗重视江南有才能之士。由于赵孟頫学业精进，声名卓著，吏部尚书“夹谷之奇”曾举荐他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但赵孟頫辞不赴任。真正使赵孟頫与当今皇上忽必烈相识、并进入元朝上层核心的人物是一位名叫程钜夫的人。

据同卷《程钜夫列传》，程钜夫的叔父是建昌军（今江西境内）通判，元军大兵压境、兵临城下时，曾献城降元。宋亡后，因程钜夫是过继给叔父的，所以被作为“质子”带到了元朝京师，很快被授予宣武将军、管军千户。在被忽必烈召见时，程钜夫回答忽必烈关于“贾似道，何如人也”的问题时，对贾似道评价得有条有理，令忽必烈很是开心。当场又让人取来笔札，让程钜夫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程钜夫“书二十余幅以进”，让忽必烈更加感到吃惊，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当忽必烈得知程钜夫还只是个“千户”官职时，就对身边左右亲信说：“朕观此人相貌，已应贵显；听其言论，诚聪明有识者也，可置之翰林。”忽必烈还特别关照程钜夫：“从今天开始，国家政事得失以及朝臣邪正，你都可以直接提出来。”程钜夫顿首谢恩说到：“臣本疏远之臣，蒙陛下知遇，一定竭力而为，不负陛下知遇之恩。”

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程钜夫向朝廷奏陈五事：“取会江南仕籍”，即开科考选江南士人，给他们以进入仕途的机会；“通南北之选”，邓汉蒙官员互通互选；建立官员政绩考核制度；对贪赃枉法者给予惩处；对被录用的江南官员要发给俸禄，使其安心为朝廷服务。程钜夫的五条建议都被朝廷采纳了。至元二十三年 (1286年)，此时已经是行台侍御史的程钜夫又向忽必烈建议：“兴建国学，派大臣到江南搜访遗逸；御史台、按察司，并宜参用南北之人”。忽必烈“嘉纳之”，并任命程钜夫为“御史中丞”。由于程钜夫年轻，且又是南方人，皇上对他如此提拔重用，当时有位蒙古籍台臣表示出不同意见。忽必烈听了后，大怒，训斥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所以接着任命程钜夫为集贤直学士，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并指派他“奉诏求贤于江南”。

正是在这次奉诏到江南求贤的过程中，程钜夫向忽必烈引荐了赵孟頫等20多人，这些人分别被忽必烈提拔任命为台宪及文学之职。忽必烈还有一次大范围向江南求贤的举动是发生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胡祗遹、姚燧等十人被选中，并“赴阙赐封”。通过这两次对江南人才大规模提拔重用，使元朝上层官吏的文化与理论水准发生了极大变化，加之忽必烈后来又下令，要求大臣们起草诏令时，一改原来的蒙古字为汉字。汉字的推广使用、江南人才的提拔重用，使中国固有之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这个由马背上的民族建立的统一国家政权中得到了新生和传承，也为元朝的强盛带来了内在营养与动力。

正是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那一次由程钜夫负责的江南人才求贤行动，使赵孟頫得以进入忽必烈的视野。此时的赵孟頫已33岁，可谓年富力强。在“觐见”忽必烈时，赵孟頫一出场，就显得“才气豪迈，神采焕发，如同神仙中人”。元世祖忽必烈喜出望外，让他坐在左丞相叶李的上手，离皇上很近。这时，又有近侍出来提醒忽必烈：赵孟頫是宋朝的宗室子弟，不宜让他靠皇上太近。忽必烈根本不予理睬。当时朝廷准备成立尚书省，忽必烈当场让赵孟頫起草诏书以颁行天下，也想借此试探一下赵孟頫的真实水平。当他看了赵孟頫起草的诏书后，连连夸赞：“得朕心之所欲言者”，说出了我心里想要说的话。从此，赵孟頫开始直接参与朝政大事讨论，其政治才华与行政能力开始进一步不断呈现，有三件大事值得我们了解。

坚持国家立法要注重珍惜人的生命。这天，忽必列诏集百官在刑部开会，讨论有关偷盗贪赃罪量刑问题，赵孟頫被皇帝钦点参加。当时大多数官员主张，如果有人贪赃或偷盗数额达到“至元宝钞”二百贯，就应处以死罪。赵孟頫则认为，这种处罚太重了。他说：“开始制造钞票时，是以银来制造，虚实基本相等”，但现在已经几十年下来了，宝钞已经大幅度贬值，用贬值的宝钞来决定人的生死，“疑于太重”，不足取。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赵孟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古时候是以大米和绢为民生必须，谓之“二实”，银与钱同米和绢比较起来，谓之“二虚”，但这四者的比值差不多，如果用绢来作为参照标准是最为适中的。原来，元朝在忽必烈“中统”年间（1260-1263年）就曾使用“中统钞”，后来施行不下去了，到了“至元”元年（1264年），又改为“至元钞”。赵孟頫认为，“至元钞”也会出现“虚”的情况，即通货膨胀，所以他坚持认为，“欲以此来断人死命，似不足深取”。听了赵孟頫的发言后，当时就有大臣愤愤不平，指责赵孟頫年少，又是刚从南方来，对现行钞法提出批评是不恰当的。赵孟頫也不示弱，指出：“法者，人命所系，议有重轻，则人不得其死矣。我赵孟頫奉诏参与讨论，不敢不言。”意思说，刑法关系人命生死，必须分别轻重，我奉诏参与商议，不敢不言。赵孟頫反过来指责那位指责他的人：你不讲道理，企图以势压人，这是不行的！那人被说得哑口无言。

后来，元朝政府根据赵孟頫等人的意见，在量刑上作了从轻调整。

赵孟頫第一次参与元朝国是讨论，就敢于同朝廷中那些大臣“杠”起来，是因为他心中装着的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对普通百姓困苦生活的同情与理解，所以也就无私无畏。这是他作为赵匡胤后裔，来到蒙元朝廷后，所做的第一件有影响的事。

正因为一下子得罪了那么多人，当忽必烈打算尽快重用赵孟頫时，果然遭到了一些人的阻止，“议者难之”。但忽必烈看中赵孟頫是个难得人才，所以到了第二年即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就授予赵孟頫兵部郞中一职，负责对全国驿站的管理。

由于当时的交通工具主要靠陆路骑马来进行，朝廷的声音得靠快马向四面八方传递，为了做到马停人不停，保障交通途中的生活补给等，有计划地建立驿站是当时社会的一大特点，驿站如同网络的网点，星罗棋布，所以当时社会成员中就有了“站户”“站民”这一特殊群体，他们如同农户、农民、渔民的身份一样。赵孟頫所任职的兵部就是负责管理全国驿站，以保障朝廷政令畅通。由于当时来往使臣的饮食费用比过去增加了几十倍，当地官府又无力全部提供，就到老百姓家中强取，老百姓是不胜骚扰。兵部曾就此请中书省能够增加钞币来解决，但当时的“至元钞法”难以通行。无奈之下，忽必烈下诏派遣尚书刘宜与赵孟頫“驰驿至江南”，查办“行省丞相”贯彻执行钞法不力之事。在查办过程中，曾出现左右司官及诸路官均遭鞭打一事，但赵孟頫坚决不打一个人。回到京师后，尚书右丞相桑哥（畏兀儿人）对赵孟頫的宽容政策大加谴责，认为他办事不力。

赵孟頫深感作为一个国家的丞相如果不为民着想，不为基层着想，那真是一个国家的悲哀，必须寻找机会来改变这种现象。

赵孟頫终于等来了机会，他要利用“天灾”来巧妙教训一下这位“害民特甚”的“人祸”丞相桑哥。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赵孟頫升任集贤直学士。同年，国家发生地震，死伤数十万人，元世祖忽必烈忧心如焚，召集集贤、翰林两院官员开会，询问此次天灾发生的原因及消灾的办法。朝廷中那些官员们都害怕丞相桑哥，不敢说实话，只是泛泛引《经》《传》及五行灾异的话，从修人事、应天变角度来回答，不敢触及时政要害。

自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以来，丞相桑哥为解决国家财政问题，除了“更定钞法”，就是“钩考”中书省和“理算”全国钱粮，大肆搜括百姓。按照他的指示，朝廷已经在全国各地征入数百万石粮食，还有数千万石尚未征入。此举“害民特甚”，使得老百姓“民不聊生，自杀者相属”。由于朝廷的目的是为了多征钱粮，而委任的“钩考”官又大多贪婪邀利，唯求增羡，除了处罚那些亏盗钱粮的下级官吏外，主要获取渠道就是老百姓。特别是在江南“理算”时，追征逋欠甚急，胥卒追逮百姓是相望于道，老百姓无路可走，甚至出现“嫁妻卖女，祸及亲邻”现象，其中扬州、杭州两地受害最惨：“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亲；又失，代输其邻”。许多缴不起粮食的老百姓被关进了大牢，被逼死者达五百余人。“钩考”导致天下骚动，江南“盗贼”蜂起达数百处。有的老百姓被迫逃入山林，官府又发兵追捕，弄得整个国家鸡犬不灵。这种混乱局面，忽必烈不清楚，而朝廷中的大臣也没有人敢出来劝阻这件事。赵孟頫与朝廷中一个名叫“阿剌浑撒里”的蒙古籍官员关系非常友好，赵孟頫给他出主意，劝他去奏请皇上忽必烈：如果大赦天下，今年全部免除老百姓的赋税，这样也许可以消弭天灾。

阿剌浑撒里果然按照赵孟頫的提示去向忽必烈禀奏，果真得到了忽必烈的允许。赵孟頫抓紧时间起草好诏书，这时，丞相桑哥知道了，怒气冲冲地说：这不是皇上的旨意。关键时刻，赵孟頫挺身而出，既理直气壮，同时又拿出为丞相桑哥考虑的姿态说到：“如果百姓死亡已尽，那些未征上来的钱粮到哪里去征？若不及时免除，以后若有人将此未征之数千万钱粮作为损失而归咎于尚书省，这岂不又要深深连累丞相你呀？”桑哥一听，觉得赵孟頫言之有理，一想到事情弄不好要绕到自己身上，立马同意今年全部免除老百姓的赋税，取消“钩考”“理算”行动。正是在赵孟頫等人的机智运筹下，全国老百姓才又开始过上了正常生活。赵孟頫做成了他在元庭任职以来的第二件大事。

有一次，忽必烈与赵孟頫讨论贾似道误宋国一事，指出，当时与贾似道同朝的状元丞相留梦炎对贾似道一味阿谀顺从，还不如当时只是平民的叶李敢于上书朝廷、斥责贾似道。留梦炎、叶李二人均已降元，且在朝廷为官，忽必烈认为，叶李要贤于留梦炎，因为他敢于为朝廷为百姓讲真话，敢于揭露贾似道的不端。忽必烈的这个观点启发了赵孟頫对现任元朝丞相桑哥所作所为的思考。

退朝后，他对平素相处关系较好、现任“奉御”一职、名叫“徹里”的官员说：“陛下在谈论贾似道误宋朝时，责备当时的宋朝丞相留梦炎不敢指责贾似道。如今，桑哥的罪恶甚于贾似道，而我等却不加指责，将来如何能推卸责任？但我毕竟是疏远之臣，说话陛下未必能听呀。”说到这里，赵孟頫略微顿了一下，望着徹里说：“侍臣中读书知理、慷慨有气节而又为陛下所亲信的人中，没有人能超过你了。捐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为老百姓除害，是仁者之事，希望你能努力做到这样！”赵孟頫要再次借别人的口去向皇上表达自己的心意，力争早日除掉这个坑害百姓的丞相桑哥。

据《元史》卷二百五《奸臣列传•桑哥》，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春正月，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路东南的柳林（漷州北）狩猎，随从的有徹里和御史中丞“也先帖木儿”等。他们利用机会，在皇帝面前控告丞相桑哥奸贪害民、专权黩货等罪行，其中，彻里尤为“言色俱厉”，言辞激烈。元世祖怒责他们的行为是在丑化诋毁大臣，有失谏体，命卫士对彻里“批其颊”，用力抽打彻里的嘴巴子。彻里顿时“血涌口鼻，委顿地上”，好像昏死了过去。当卫士再次把彻里架起来的时候，忽必烈再发问，彻里仍然坚持声诉桑哥的罪行，并声明自己与桑哥无仇，只是为国家着想。世祖忽必烈又召随行的其他几位大臣来询问，他们都纷纷揭露桑哥壅蔽皇帝、紊乱政事、诬杀言者等罪行。中书平章政事、昭文馆大学士“不忽木”对忽必烈说：“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忧”。随着时间推移，在忽必烈面前弹劾桑哥的人愈来愈多，“世祖始决意诛之”。正月二十三日，桑哥被罢去相位，交付审讯。一直关押审讯到七月份，桑哥才被按律诛杀。忽必烈同时宣布，废除尚书省，凡是有罪的大臣也统统罢官。

赵孟頫借力打力，终于借同僚的口和皇帝的手，铲除掉了朝廷中危害百姓最烈的右丞相桑哥，取得了他在朝廷政治斗争中的第三次重大胜利。

忽必烈准备任命赵孟頫参与中书省政事，但赵孟頫坚持不肯。忽必烈尊重他的选择，但给他“出入宫门无禁”的特殊待遇。每次与忽必烈相见，赵孟頫一定会向皇上从容宣传治国之道，忽必烈多所裨益。有一次，忽必烈与赵孟頫闲聊对话，忽必烈问赵孟頫：“你是赵太祖的裔孙还是赵太宗的裔孙？”赵太祖指赵匡胤，赵太宗指赵光义，他们是兄弟俩。赵孟頫回答：“臣是太祖十一世孙”。忽必烈又问：“太祖行事，汝知之乎？”赵孟頫回答不知。忽必烈却说：“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赵孟頫自愧弗如。作为一统天下的忽必烈，除了有识弯弓、射大雕的本领，也在努力向前朝开国皇帝学习好的治国经验和安民利民之道。面对这种君臣交谈甚洽的场景，并且还是推翻前朝的当今皇上与前朝开国皇帝的嫡亲裔孙之间的交谈，你是否还会产生出那种狭隘的种族观念、将他们硬性划分为蒙古人和汉人呢？在一个统一的国度里，将全国人口分成“几类”和分成“几等”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类”是没有高下贵贱之分的，我们不要把“分类”误读为“分等级”，在对元代社会进行认识时更应该注意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个由蒙古族建立的“皇元”政权，就如同我们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大清”政府一样。

赵孟頫对忽必烈知遇之恩很是感激，在上一次讨论留梦炎与叶李二人孰优孰劣问题时，忽必烈认为，留梦炎是赵孟頫父亲的挚友，劝赵孟頫可以通过诗歌来规劝讽喻留梦炎。赵孟頫欣然提笔，写下了四句诗：“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臣强不尽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诗的最后两句话，忽必烈看了后大加赞赏。诗言志，其实这最后两句也真实地体现了赵孟頫此时对忽必烈“皇元”政权的真诚赞许心声。

赵孟頫感到自己呆在皇帝身边久了，易受人嫉妒，应该见好就收，所以向忽必烈“力请补外”，请求到外地任职。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赵孟頫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在任地方官期间，他办事作风“清简”，断狱有“神明”之誉，深得百姓喜爱。

赵孟頫历经元世祖、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元英宗五朝，是元代“五朝元老”，一直到至治二年（1322年）去世，活了69岁，他的生命在元朝度过了整整44个春秋。

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赵孟頫又被“召回京师”，先后任翰林侍读学士、集贤侍讲学士、资德大夫、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等职，元仁宗“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可见其受皇上尊重的程度。赵孟頫也不忘当年把他作为人才从江南带到元庭的恩人程钜夫，赵孟頫二次进京后，刚巧又接替了程钜夫翰林学士承旨一职，每天到翰林院上班时，赵孟頫坚持先到程钜夫府上大门口拜谒一下，然后再入翰林院。这种举动，被当时的人们誉称为“衣冠盛事”。

赵孟頫的文学成绩，在元代仁宗皇帝的眼里是与唐代李白、宋代的苏子瞻齐名。其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感。其《尚书注》体现其儒家经典研究水平，其《琴原》《乐原》体现其在“律吕”方面的造诣。其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他的书法名闻天下，就连天竺国的僧人也不远数万里来到元朝，为的是能求到赵孟頫的真迹墨宝。其所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等亦“尤精致”。正因为如此，赵孟頫的政治才能、行政能力常常被书画成就所掩盖。诚如元代诗人杨载所说：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经济”者，经邦济世之行政领导才能之谓也。这，就是“不一样”的赵孟頫。

束有春

2020年7月1日于金陵四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