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被老百姓建生祠纪念的，还有元代的张懋（mào）。据《元史》卷一百五十二《张子良列传》，张懋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就官至怀远大将军、吉州路总管。吉州路范围内有一个万户豪强叫苏良，在当地是“恃势为暴”，他有十个得力帮手，号称“十虎”，老百姓“甚苦之”。张懋到任后，发现民愤极大，就“尽诛十虎”，同时将苏良象征地位身份的“虎符”给“黜之”拿掉，以示惩戒。后来他又将境内群盗头目给捕获镇压，终于取得“扫黑除恶”彻底胜利。“民大悦”，那些曾经逃亡出去的老百姓也纷纷回来了，远的郡县也有数千家老百姓举家迁徙到张懋管辖的吉州地区来生活。老百姓“相率为生祠以祀之”，在当地先后建了几座生祠来纪念张懋。
又据《元史》卷一百五十六《董文炳列传》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朝大将董文炳在领兵征伐南宋时，严明军纪，当大军至台州时，“所过禁士马无敢履践田麦”、“毋取子女，毋掠民有”，并且将一名纵火烧台州城的守将捉拿，“数其残民之罪，斩以徇”。当元军来到闽中地区时，“闽人扶老来迎”，诸郡“皆送款来附”。在封建王朝更迭过程中，老百姓还是选择了能够给他们带来生活安稳幸福的政权。并且，“闽人感文炳德最深，庙而祀之”，对在王朝更迭过程中这位不嗜杀老百姓的好官，老百姓也不吝啬，照样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建祠庙来给他烧香磕头。
第二种形式，刻石立碑以传颂。
1. 三为宰相、“杀虫救人”的姚崇。《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列传》载，姚崇年少时即“倜傥有节气”，长大后更加好学上进，下笔成章。在唐睿宗朝，官至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中书令。在武则天朝，已官至凤阁鸾台平章事。他在唐玄宗李隆基朝，曾突破传统思维，积极向皇帝进言，以宰相身份指挥打赢了一场灭蝗大战。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蝗灾异常严重，老百姓只知道烧香念佛、祭拜祈祷，希望蝗虫不要吃他们的庄稼，“坐视食田不敢捕”，眼睁睁地看着蝗虫毁噬庄稼而不敢动手灭之。姚崇知道后上奏皇上，他列举周代的《诗经》中“秉彼蟊贼，付畀炎火”诗句和汉代光武帝曾经下诏，其中有“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果断认为，人们是可以除掉蝗虫的。蝗虫害怕人，容易驱赶，每块田地都有主人，让他们出来自救其地，这些人一定会不怕吃苦，勤奋努力的。他同时提出灭蝗技巧：“请夜设火，坎其旁，且焚且瘗，蝗乃可尽”。通过夜晚的火把来灭蝗，边灭边埋，一定可以将蝗虫除尽。他特别提醒皇上，以前除蝗不尽，主要是人们不用心。于是，朝廷派出御史们为捕蝗使，分道各地去指挥“杀蝗”。
正当灭蝗大战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汴州刺史倪若水却向朝廷进言泼冷水，认为“除天灾者当以德”,并拿出以前“刘聪除蝗不克而害愈甚”的例子，拒绝御史指派，“不应命”。对此，姚崇写了一封信给倪若水，信中带有几分讥诮之意，说：“刘聪是伪主，德不胜祆；今祆不胜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谓修德可免；彼将无德致然乎？今坐视食苖，忍而不救，因以无年，刺史其谓何？”倪若水接到姚崇的书信后，感到羞辱惧怕，但又无言以对，唯有硬着头皮行动，“乃纵捕，得蝗十四万石”，结果取得了灭蝗战役最大战果。
对灭蝗取得成功，朝野是议论喧哗，连皇帝也有点不理解，为什么能取得灭蝗的胜利，就问姚崇是如何做到的。姚崇回答说：“庸儒泥文不知变。事固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往昔，曹魏王朝时，山东发生蝗灾，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后秦时，有蝗灾，草木皆尽，牛马至相噉毛。今飞蝗所在充满，加复蕃息。且河南、河北家无宿藏，一不获则流离，安危系之。且讨蝗纵不能尽，不愈于养以遗患乎？”帝然之。
黄门监卢怀慎又出来唱反调了，他说：“凡天灾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杀虫多，必戾和气，愿公思之。”意思是说，天灾不是人力能控制的，现在灭虫太多，导致戾气重、和气少，希望姚崇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姚崇听了后，也不生气，只好耐心解释说：“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断虵福乃降。今蝗幸可驱，若纵之，谷且尽，如百姓何？杀虫救人，祸归于崇，不以诿公也！”他举了历史上楚国国王和大将因吃了有毒的蛭虫而病好了、杀死虵虫而获得福报的例子，认为人类除灭害虫不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最后他又安慰那位太监：“倘若真的有祸，也是归于我姚崇，不会危害你的”。正是在姚崇的带领下，“蝗害讫息”，大唐王朝取得了灭蝗胜利，迎来了农业丰收。
姚崇曾经三为宰相，并且经常兼任兵部职务，所以对屯戍斥候、士马储械等都心中一本账。唐玄宗朝，他曾为扬州长史，因为“政条简肃”，一心为民，故“人为纪德于碑”。老百姓将他的恩德镌刻在石碑上，以作纪念。姚崇后来封为“梁国公”。
2.韩愈的父亲也曾被老百姓刻石立碑歌颂。《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韩愈列传》记载，韩愈的父亲韩仲卿，曾是武昌县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后官至秘书郎。韩愈出生三岁时，父亲就死了。韩愈由其兄抚养成人，他自念是孤儿，从小便刻苦读书，无须别人嘉许勉励。韩愈七岁时读书，言出成文，十三岁时就能写文章，最后成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当时关中地区大旱，韩愈在查访后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谎报称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在愤怒之下上《论天旱人饥状》疏，体现了乃父当年关心民生的“美政”品德。韩愈也因此遭李实等人谗言陷害，于同年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3.百姓“诣阙”，惊动了皇上的宋代刺史尹崇珂。据《宋史》卷二百五十九《尹崇珂列传》，尹崇珂在北周时，就官至殿前都指挥使，与赵匡胤是同僚。赵匡胤建立宋朝政权后，封尹崇珂为淄州刺史。在淄州刺史任上，尹崇珂“有善政，民诣阙，请刻石颂德”。老百姓跑到京城皇帝的金銮殿前，要求为尹崇珂刻石立碑。宋太祖赵匡胤命令殿中侍御史李穆撰文赐之。给尹崇珂刻石立碑，不仅体现了老百姓的意愿，也惊动了皇上，并且碑文直接由皇帝指定御史大人来写，可见这块碑刻意义非同寻常。
4.开凿洪泽渠的宋代知县马仲甫。据《宋史》卷三百三十一《马仲甫列传》，马仲甫是庐江人，进士及第后，任登封县知县。县境中的轘辕山山路险戹，崎岖不平，人行马车十分艰难，老百姓饱受其苦。马仲甫到任后，组织民力，将阻碍交通行人的山路凿平，成为坦途大道。老百姓出行更加方便了，“为刻石颂美”，歌颂马仲甫之一心为民着想的美政。马仲甫后来被派到淮南一带任职，当时淮阴地区的泗水经常满溢，与长淮（即淮河）水相连，风大波高浪急，过往船只经常覆没，当地百姓每年都深受水患之苦。马仲甫在任淮南府发运使后，“下令凿洪泽渠六十里，以泄洪水通道”，从此漕运得到安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洪泽湖及其大堤，不是一天形成的，有着悠久的历史。洪泽湖大堤成为“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一部分，也是对其历史价值的充分肯定。
第三种形式，既建生祠又刻石立碑。
1.“惠风化人”的唐代魏郡采访使苗晋卿。据《新唐书》卷一百四十《苖晋卿列传》记载，苗晋卿出生于儒学世家，考取进士后为官。开始为修武县县尉，后累进至吏部郎中、中书舍人，知吏部选事。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徙魏郡，充河北采访使。在魏郡居三年，通过勤政为民，使当地“政化大行”，政令畅通，民风向好，从官员到老百姓都与朝廷保持一致。苗晋卿为人宽厚，为政小心谨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所以所到之处，如“惠风化人”。魏郡老百姓为他“营生祠，立石颂美”。这位老百姓心中的好官，后来活到八十一岁，朝廷追赠为太师。
2.“时称洁廉”的唐代岭南节度使卢钧。《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二《卢钧列传》记载，卢钧为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进士。唐文宗时任左补阙、给事中、华州刺史，后擢岭南节度使。原先那些海上运输的商舶刚靠岸时，“帅府”的领导们都争先前往，“贱售其珍”，用低廉的价格买取渔民商船的货物。卢钧从来不做这样的事，一个奇珍异品都不取，“时称洁廉”。卢钧执政，提倡清静无为而治，重在提高老百姓的文化素质当时。蕃獠与华人错居，相互通婚后，又将许多良田用来营建第舍房屋，当地官吏如果出来制止，就会发生骚乱。卢钧下令：“蕃华不得通婚，禁名田产”。所有蕃獠及华人没有一人敢违反触犯。“南方服其德，不惩而化”。同时减免了岭南地区老百姓的“采金税”。华、蛮数千走阙下，要求为卢钧“生立祠，刻石颂德”。但卢钧 “固辞”不同意。卢钧后来官至户部侍郎。
3.被百姓“遮恋”的金代刘徽柔。据《金史》卷九十《刘徽柔列传》，刘徽柔是大兴安次人。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擢进士第。初为真定栾城主簿，后转开远军节度掌书记，迁洪洞令。在洪洞任县令期间，徽柔“明敏善听断”，政策透明，办事果断，善于处理民间诉讼是非。洪洞县有一个叫杨远的人，“投牒于县”，向县衙报案，说夜间因下雨而遭致自己家里的屋子被压坏了，把他的侄子压死了，杨远在县衙里是“号诉哀切”，要求县衙“青天大老爷”断案，希望政府给予赔偿。刘徽柔坐在县衙大堂，“明镜高悬”，他仔细观察了一下杨远的神态，淡淡一笑，说：“汝利侄财而杀之，乃诬雨耶？”意思是说，你贪婪你侄子的财产而将他杀害了，现在竟然诬告是大雨造成的？只见刘徽柔大喝一声：“将罪犯拿下，关进大牢，听候法办！”那个姓杨的人立即伏地，磕头如捣蒜，嘴里连连说道：“公，神明也，不敢延死。”碰到了神明县太爷，姓杨的也知道，要想拖延活命是不可能的了。“遂置于法”，将杀人犯绳之以法，杀人偿命！在洪洞县任职期满后，新的调令任命已到，要到另一个地方任职，“县人遮恋不得去者弥日”，洪洞县的人依依不舍，“遮恋”二字，表达了当时有多少老百姓来看望他，舍不得他离开，希望这样的好官能够继续留下来，“弥日”二字，表达了老百姓几乎全天都在围着刘徽柔转，希望他不要离开这里。但既食朝廷俸禄，就得听命朝廷调遣，刘大人离开洪洞是必然的，天是乡亲们合计商定，“为立生词，刻石颂德”。正隆二年（1157年），刘徽柔进入朝廷工作，为大理评事，很快升迁为“司直”，继续为民秉公执法。
4.元代“宣慰使”贾居贞。据《元史》卷一百五十三《贾居贞列传》，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二年（1275年）贾居贞以“宣抚使议行省事”随丞相伯颜伐南宋，元兵先取江陵，后又以“佥行省事”一职留守鄂州。他立即打开官府仓廪“以赈流亡”百姓，包括赵宋宗室子孙中的流寓者；他也不让老百姓改变服装，为了方便百姓买卖，仍然使用原来的“楮币”（用楮皮纸制成的钱币）进行交易，免除商税，解除湖禁，使老百姓的生活不因军队打仗受影响。尤其是当有人要将鄂州的大姓全部清除时，贾居贞更是激烈反对，保护了一大批无辜百姓。至元十四年（1277年），朝廷任命他为“湖北宣慰使”。元兵中那些“骄将悍卒”如果出现扰民现象，他及时予以严厉制止，老百姓也因为有他而没有了恐惧心理。贾居贞在离开鄂州时，“鄂之老幼号送于道，刻其像于石，祠之泮宫”。饱受战争之苦的无辜百姓们，能够遇到这样一位“宣尉使”，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所以听说他要离开时，号哭于道；后来又在石头上刻上他的画像，在作为学校用地的泮宫中专门辟出一个祠堂来进行供奉纪念。善良的百姓们哪，是多么期望有好官能够让他们过上安稳的日子。
第四种形式，既挂画像又建生祠。
1.宋代知府苏东坡。《宋史》卷三百三十六《苏轼列传》记载，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出任杭州知府。由于杭州地势近海，易受水患，原先由唐代刺史李泌开凿的六井和白居易疏浚的漕河因钱塘江水上涌而淤塞，所以苏轼到任后，疏浚河道以通漕，又造堰闸以畜泄湖水，使江潮不再入市害民。同时又修筑三十里长堤以供行人通行，并在长堤两岸栽种芙蓉、杨柳，望之如画图，杭州人称之为“苏公题”。二十年后，当苏东坡再次到杭州任职时，发现老百姓为感谢他，家家都张贴悬挂着他的画像。只要是饮食用餐，就一定举行简短的祷祝仪式，同时又建立一座生祠来纪念苏轼。杭州人对苏轼的这种崇拜程度，几乎已经带有宗教崇拜味道了。这也让人容易联想起“文化大革命”的“早请示、中对照、晚汇报”情景，相信二者都是发自百姓内心的。
2.宋代循吏赵尚宽。《宋史》卷四百二十六“循吏列传”之《赵尚宽列传》记载，赵尚宽是河南人，北宋仁宗嘉祐中期，以科举考试第一，被派往唐州任知州。唐州虽然素来是土壤肥沃，但大量田地无人耕种，“土旷民稀，赋不足以充役”。有些人建议把唐州行政区划取消掉，变成一个城邑。赵尚宽认为：“土旷可益垦辟，民稀可益招徕，何废郡之有？”意思是说可以开垦土地，招徕百姓，恢复生产，不同意废郡。通过查阅历史上有关水利图册记录，找到了汉代召信臣所开挖的陂渠故迹，在虎基础上，再组织民力，再次疏浚“三陂一渠”，这样可以达到灌溉田地万余顷。赵尚宽又教民众自为支渠数十个，可以达到转相浸灌。由于土地质量一下子被挖掘出来了，四面八方老百姓来到这里，如同天空布满了云一样。赵尚宽复请以荒田计口授之，同时向老百姓及贷民官钱买耕牛。过了三年，榛莽复为膏腴，增户积万余。赵尚宽勤于农政，治有异等之效。三司使包拯与部使者交上其事，宋仁宗闻而嘉之，下诏褒奖赵尚宽，并且“进秩赐金”，既提升又给予物质奖励。赵尚宽在唐州前后五年，“民像以祠”，老百姓家里既挂他的画像，又为他建生祠。而王安石、苏轼二人又分别作《新田》《新渠》诗歌来赞美他的德政和业绩。
第五种形式，张贴悬挂画像。
在古代官吏中，宋代的苏东坡、赵尚宽都曾被老百姓挂画像以表敬仰感激，在金代，也有一位被老百姓挂画像的官吏，他叫雷渊。
据《金史》卷一百十《雷渊列传》记载，雷渊是应州浑源人。因为是庶出，父亲去世后，在家里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于是他发愤读书，最后进入太学府读书。因为生活穷困，他是“衣弊履穿，坐榻无席，自以跣露，恒兀坐读书”，穿着破旧衣裳，露出脚指头，端坐在没有席子的榻上读书。因为专注，他从来不迎送宾客，所以人们误以为他是倨傲。后来，雷渊终于在至宁元年（1213年）考取词赋进士甲科，被朝廷任命为泾州录事，后又改任东平。那一带是河朔重兵所在，骄将悍卒倚仗外敌为重，自行台官以下都要对这帮军人“摩抚”之，不敢得罪。雷渊出入军中，是“偃然不屈”，昂着头，从气势上压住那些“骄将悍卒”。
由于雷渊的学识水平和办事公正，关爱民生，尤其是对那些骄将悍卒们持不卑不亢态度，做到以礼相待，公事公办，很快赢得了当地军民的认可，“不数月，闾巷间多画渊像，虽大将不敢以新进书生遇之”。没过几个月，东平一带的大街小巷里，都张贴挂上了雷渊的画像，就连那些军中大将，也不敢以“新进书生”来看待他。之所以如此，除了雷渊的才能，另一方面，也可能与雷渊的形象有关。据史书记载，雷渊的外在形象是：躯干雄伟，髯张口哆，颜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则疾恶之气见于颜间，或嚼齿大骂不休，虽痛自惩创，然亦不能变也。就是一个“金刚”形象，邪恶之气在他面前根本抬不起头来。
雷渊后来官拜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贵，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誉，奸豪不法者立箠杀之。有一次到蔡州视察，曾杖杀奸豪不法者五百人，时号“雷半千”。也因为此，遭人诉讼，被罢了官。过了些日子，宰相侯挚又向朝廷举荐，雷渊被重新起用为太学博士、南京（今河南开封）转运司户籍判官，迁翰林修撰。后不到50岁就暴病而亡。史臣曾赞之曰：“渊为御史，权贵敛避，古之国士何加焉”。
行文至此，我们对古代老百姓通过建生祠、立碑刻石、画像等方式来表达对好官的褒奖方式已经有了了解，这些方式表达了老百姓渴望生活中能遇到好官贤宦的纯真心理与朴素感情。但是，如果将这种方式用在官场上溜须拍马，以达到个人升官加爵目的，那就变味了。好在那不是历史的主流，目前我只发现唐代末年的赵犨（chōu）拍朱全忠马屁一例，不妨作“另类”观之。
据《旧五代史•梁书》卷一《太祖本纪一》，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六月，“陈人感解围之惠，为帝建生词堂于其郡”。这里的“帝”指的是取代唐朝、建立“后梁”政权的朱温（朱全忠）。对照《旧五代史•梁书》卷十四《赵犨列传》可知，这是当年的忠武军节度使、以陈州为治所的赵犨，为了拍朱全忠的马屁，特向朝廷建议而为。赵犨“虽尽忠唐室，保全陈州，然默识太祖（注：朱全忠）雄杰，每降心托迹，为子孙之计，故因解围之后，以爱子结亲，又请为太祖立生祠于陈州，朝夕拜谒。数年之间，悉力委输，凡所征调，无不率先，故能保其功名。”赵犨在陈州任忠武军节度使时，由于唐代末年出现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朱温带兵镇压有功，唐僖宗赐名“全忠”。赵犨看好朱全忠的发展势头，所以在朱全忠帮助他解除陈州之危后，与朱全忠结为儿女亲家，同时向朝廷提出要为朱全忠建“生祠”。但是到了天佑四年(907年)，全忠不忠，朱全忠通过禅让形式夺取了李唐皇位，自己称帝，建国号“梁”，史称“后梁”，李唐王朝自此宣告结束，中国历史进入“五代”时期。
2020年6月25日于金陵四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