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无论大小，从古到今，就有几组相对应的评价或定性词：“清官”对应“贪官”，“循吏”对应“酷吏”，“忠臣”对应“奸臣”，“公仆”对应“老爷”，“好官”对应“坏官”。时至今日，民间还有“父母官”、“儿子娃娃官”等说法，表达为官者与普通百姓的关系。
在古人那里，就强调为官者要爱民如子，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为民作主，“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们民族发展壮大到今天，能够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有许多重要原因，但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官吏如何与民同心同德，如何做到关爱民生、爱民如子。通过读史，我对“父母官”三字的真正含义有了进一步理解，它的出处就是专指那些“慈母”“慈父”般的官吏，而不是指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比人民高人一等的官吏。历史上被老百姓冠以“慈母”“慈父”的官吏也许很多，就我的阅读视野所及，有如下三位被我捕捉到了，现在与读者君分享。
第一位，被岷州百姓称为“慈母”的隋代辛公义。
辛公义是隋代一位爱民如子，被百姓称为“慈母”的官吏。据《隋书》卷七十三《循吏列传》记载，辛公义是陇西狄道人，幼年早孤，靠母亲把他拉扯大。他的母亲知书识礼，亲自教授他经史书传，从小辛公义就打下了牢固的国学基础。历经北周到隋，辛公义曾在隋灭陈朝的战役中立功，官至岷州刺史。
岷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岷县一带。辛公义到那里任刺史后，发现当地有一种陋俗就是“畏病”。如果一个人生了疾病，全家人都躲避得远远的，根本不去管他的死活，“父子夫妻不相看养，孝义道绝”。正因为没有人照料，不能就医吃药，所以只要生了病，十有八九都得死去。
辛公义对这种风俗感到既奇怪，又十分不满，决心要改变这种陋习。于是，他就先派遣属下官员们，分别对本系统情况进行巡检，如果遇到有疾病的人，就用床把他们抬来，直接安置在刺史大老爷的听事厅中。到了夏天“暑月疫时”，发病的病人有时会达到数百人，他的听事大厅和走廊上都住满了病人。
辛公义亲自“设一榻，独坐其间”，把自己的办公桌就置于病人中间，“终日连夕，对之理事”。以实际行动告诉人们，他人生病并不可怕，不要抛弃生病的人。与此同时，辛公义把自己所得的秩俸银两全部用来买药给患者治病，并为他们请来医生，帮助病人看病。除了劝病人吃药看病，他还“躬劝其饮食”，劝病人吃东西，增加营养，增强身体的免疫力。经过他的悉心安排与亲自动手，终于把这些病人全部医治好了。
这天，辛公义派人把这些病人的家属亲戚都召集过来，对他们进行劝谕教化。他说：“死生由命，不关相着。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间，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儿复差，汝等勿复信之。”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这些病人家属和亲戚们，之前生了病的人之所以会很快死掉，就是因为家里人把他抛弃不管造成的，现在我与他们相处在一起，也没有被传染，他们的病情都“复差”好转了，希望大家不要再相信之前的说法。当地的那些“诸病家子孙，惭谢而去”，带着自己家原先生病的人，离开了辛公义的办公听事大厅。
后来境内如果有人遇到生病，“争就使君”，都想到要尽快跑到辛公义这里来，希望使君大人救命。如果发现病人没有亲属，辛公义就直接“留养之”。正是在辛公义的影响带动下，这一带的人“始相慈爱”，终于使那种对家里亲人生病就抛弃不管的陋习民风得到了革除。岷州合境之内，都呼辛公义为“慈母”。
辛公义后来调到牟州任刺史。他刚下车，就先到当地的监狱中，“露坐牢侧，亲自验问”。以前的官吏，尤其是县府州郡的一把手，其主要职责就是为民析讼断案，是当地的头号大法官。辛公义到了牟州后，就直接到监狱现场办公，“十余日间，决断咸尽，方还大厅”。一直坚持了十几天，处理完所有的案件才回到自己的办公地点。从此以后，如果接受到新的诉讼，他要求快速处理，“皆不立文案”，派遣当值佐僚一人，就在一侧坐着讯问。如果事情没有处理完，案件还有需要回避的地方，辛公义晚上就睡在办事厅处理，事情不处理完，“终不还阁”，就不回到自己的住地。
对于他这种办案风格，有人曾谏之，提醒他说：“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意思是说，办理这些案件有程序，使君你何必自己那么辛苦。
辛公义回答说：“作为刺史，我无德可以导人，尚令百姓系于囹圄，岂有禁人在狱而心自安乎？”把百姓犯罪归咎于自己德能引导不力所造成的，把人关在监狱里，自己感到心里不安哪！
那些犯罪的人听了之后，“咸自款服”，对辛公义的评断和教育都心服口服。
打这以后，当地有欲诤讼打官司告状的人，当地乡闾父老遽相晓曰：“此盖小事，何忍勤劳使君。”讼者多两让而止。从此，这一代社会治安状况大大好转，人与人之间更加注重相互谦让，民风更加纯朴文明了。
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辛公义曾任扬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杨暕害怕他的属下官员有犯法现象，希望辛公义能够网开一面，不要严查了。辛公义回答说：“奉诏不敢有私”。等到了扬州任上后，“皆无所纵舍”，对官员贪赃枉法现象予以严惩。杨暕为此怀恨在心。隋炀帝即位后，扬州长史王弘入为黄门侍郎，乘机说辛公义的短处，隋炀帝竟然听信，将辛公义的官职给罢免了。这时，出现了许多官场中正直官吏到朝廷为辛公义喊冤的情况，史载：“吏人守阙诉冤，相继不绝”。几年后，隋炀帝终于醒悟过来了，又任命辛公义为内史侍郎，后来又任命他为司隶大夫、检校右御卫武贲郎将。辛公义后来“卒官”，死于任上，清清白白。
第二位，被巴州百姓称为“慈父”的唐代李桐客。
据《旧唐书》第一百八十五卷上《良吏列传》、《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循吏列传》等记载，李桐客是冀州衡水人，仕隋为门下录事。大业十二年（616年）三月，曾陪同隋炀帝巡幸江都（今江苏扬州）。当时“四方兵起”，中原已乱，隋炀帝无心北归，“谋欲徙都丹阳”，准备把隋都迁到丹阳郡。隋代的丹阳郡治所在今天南京市的江宁区，领辖江宁、溧水、安徽当涂等县境。隋炀帝召开百僚会议，想听听大臣们的意见，文武公卿们个个“希旨”，唯皇帝命是从，都附和说：“江右黔黎，皆思望幸，巡狩吴会，勒石纪功，复禹之迹，今其时也。”认为隋炀帝迁都到江南，黎民黔首们肯定盼望翘首，皇上在吴会之地巡狩，实乃恢宏大禹当年在涂山、在会稽会诸侯、号令天下的功绩，老百姓一定会勒石建碑，山呼万岁。
在百僚中，唯有李桐客不顾官位低下，他私下议论道：“江南卑湿，地狭州小。如果内奉万乘朝廷，外供三军给养，吴地人力屈小，恐不堪重负。况且要逾越千山险阻，迁都不是社稷之福。”李桐客的议论被御史大员们听到了，就上奏隋炀帝，弹劾李桐客犯了“谤毁朝政”罪，差点丢了性命。
隋代灭亡后，李桐客先被宇文化及胁迫至黎阳，又遭窦建德擒获。窦建德灭后，他辗转到了河南荥阳（今郑州市西北）一位友人家中寄居。一个偶然机会，秦王李世民到这位友人家做客，主人安排李桐客作陪。席间，友人谈到他险些被杨广诛杀之事。秦王李世民发现他是个人才，就立即召进秦王府，任“法曹参军”，掌管司法事宜。李氏兄弟“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上皇位，魏征为宣抚正使，李桐客为副使，宣抚河北，安抚了太子李建成旧部。贞观初年，李桐客被朝廷委以重任，成为封疆大吏，先后出任通州（今达州市）、巴州刺史。
李桐客在任巴州刺史时，国家战乱始息，城乡屋宇凋零，田园荒芜，市肆萧条，百姓菜色，相望于道。李桐客到任后，坚持恢复生产，保障民生，一切以利民为本，不求考绩升迁。他带头兴利除弊，改革吏风。为保障民生安居乐业，他身先士卒，与普通百姓一道修城墙，筑战壕；同时督办兵勇，操练军队，剿匪除霸，使地方社会治安出现良好局面，老百姓安民乐业。他奖励耕织，开垦荒地，轻徭薄赋，让老百姓广种多收，让老百姓的钱袋子、粮袋子先装满。他清正廉洁，坚持只拿俸禄，不收外财，生活俭朴，自种菜蔬。为了杜绝奢侈之风，他不拜客，也不宴请。在任时，老百姓亲切地称呼他为“慈父”。在他离任时，百姓们是顶香塞道挽留。史书称之为“所在清平流誉，百姓呼为慈父。”
第三位，被云南和蕃邦称为“慈父慈母”的元代赛典赤。
据《元史》卷一百二十五《赛典赤赡思丁列传》：“赛典赤”在回回人（回族人）的语言中是指“贵族”的意思。元太祖铁木真在西征时，赡思丁曾“率千骑以文豹白鹘迎降”，避免了本族人的杀戮之灾。铁木真很欣赏赡思丁的才干和为人，让他“入宿卫”，视为心腹，带着他一道征伐，并且以“赛典册”称呼他，而不呼他的名字。
元太宗即位时，赛典赤曾先后担任好几个州、路的“达鲁花赤”。元宪宗即位后，又曾任燕京路总管。由于他“多惠政”，又被提升为“采访使”。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赛典册可谓是四朝元老了，被忽必烈先后提拔为“宣抚使”、“中书平章政事”。在任陕西、四川两地“平章政事”期间，不到三年，当地居民户口、屯田产粮、钞锭收入等方面都取得显著业绩，朝廷下令，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由他统一调度指挥。
赛典赤政绩最突出的是对云南的治理。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对赛典赤说：“朕曾经到云南去考察过，那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如果朝廷用人不当，将会造成这一地区老百姓的人心不安。朕欲选派一名办事谨慎、厚德守道的人去抚治，这个人选，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赛典赤感谢皇上信任，开始远赴云南就任。他首先妥善处理好与已经在云南镇守的宗王脱忽鲁的关系，很快营造出良好的政治氛围。
至元十二年（1275年），经过深入基层调研，他向皇上忽必烈上奏，提出宣慰司要兼行元帅府事，统一由行省节制，便于征服那些尚未依附投诚的“诸夷”。得到朝廷允准。至元十三年，他开始从文化教育入手，提升云南地区老百姓的文化素养和文明程度。当时云南人还不懂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当时那里也没有粳稻桑麻，小孩子也不知道读书。赛典赤就教他们“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槨奠祭，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他让当地人懂得婚姻嫁娶、丧葬祭奠之礼，同时教会他们种田、兴修水利。不仅如此，赛典赤还在云南创建孔庙，建明伦堂，从中土购买大量儒家经史书籍运到云南，传授儒家文化经典。他还创办学校，专门给学校划拨了五顷土地，名曰“学田”，“以供祭祀教养”。在他的倡导与实践下，云南一带“文风稍兴”。
当时云南老百姓仍然以贝壳为钱来进行交易，而元朝其他地区已经实行“钞法”。经上报朝廷，他同意当地民众仍然用贝壳作钱币来进行交易。由于云南地区山路险远，盗贼经常出没，给远行的人、尤其是做生意买卖的人带来很大危害。赛典赤就派人去实地踩点，在相隔一定距离和一定范围内，就新建一座集镇，每个集镇由当地一名酋吏任镇长，由一名百夫长带领地方保安人员负责巡防，保障过往行人的安全，如果在哪一个地段出现行人被劫掠案件，就要追究酋吏和百夫长的责任，严重者要治罪处理。这一举措深得民心，也使云南的地方小商品市场活跃了起来，极大地方便了百姓的生活需要，也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当时云南有一个叫萝槃甸（今云南大理纳族地区）的地区出现叛乱，赛典赤只好带兵出征，但他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身边的人问他为何，他说：“我不是担忧出征打仗，就是担心你们这些人的锋镝箭镞会伤及无辜；又担心你们这些人趁机劫虏平民，使民不聊生。等到老百姓日子实在过不下去造反时，你们又要再去征服。”等到到了萝槃城下，围困了三天，里面的人仍然不肯出来投降。部下有人建议直接攻打，赛典赤坚决不同意，只是派人再次去说服劝降。
又过了三天，城里人仍然不投降，诸将急得嗷嗷叫，请求进兵围剿，赛典赤坚决制止不同意。这时，有一位将卒在没有得到赛典赤命令的情况下就开始悍然攻城，赛典赤大怒，立即“鸣金”吹号制止。接着，他把那些享有万户俸禄的将军全部召集起来训话。他说：“天子命我安抚云南，未尝命令我到此是来杀戮的。如果没有我主将的命令，谁再敢擅自攻城，休怪我以军法诛之！”说完，命令左右，将那个擅自攻城的将领缚了起来，准备诛杀。其他首领见状，纷纷叩首，一方面表示愿听主将命令，一方面替那位要被砍头的将军求情，希望等萝槃城拿下后再作处置。
萝槃城的城主在听了探子回来讲了事情经过后，对元军攻打城堡而骤停的原因及赛典赤的爱民举动有了了解，内心也被深深地打动了，对身边的人说：“平章宽仁如此，吾拒命不祥”。“平章”指赛典赤的官职。于是“举国出降”。赛典赤对那些投降的将卒全部释放，一个也不杀。就这样，不流一滴血，化解了一场叛乱风波。
赛典册对萝槃甸的仁性化处理方式，在云南各地一下子传开了，于是“西南诸夷，翕然款附”，全都心甘情愿地归顺了朝廷。这些“夷酋”们每次来见赛典赤时，都会带一些地方的奇珍异宝土特产过来，赛典赤全部“赐从官，或以给贫民”，自己是“秋毫无所私”，并且还用好酒发菜犒劳招待那些酋长们。同时还让人制作衣冠袜履，将那些酋长们戴的“卉服草履”全部换掉，“酋皆感悦”，那些酋长们，个个都十分感动开心。
赛典赤在云南工作了六年，至元十六年（1279年）去世，年仅69岁。被安葬在鄯阐城（今云南大理）的北门。当时云南地区是“百姓巷哭”，天地恸容。交趾国（今越南）国王派遣12名使者来到云南，他们全部“齐绖”，为赛典赤披麻戴孝；使者们还带来国王认可的祭文，祭辞哀惋，其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语。这12名使者伤心痛哭一片，“号泣震野”。
原来，元朝在征服交趾国时，交趾国是一会儿臣服，一会儿背叛，“叛服不常”，当时湖广省曾经常发兵去攻打剿杀，但都没有收到理想效果。云南与交趾国毗邻，赛典赤到了云南主政后，主动派人去联络，向交趾国国王晓以“逆顺祸福”利害关系，并且与交趾国“约为兄弟”。交趾国王大喜，要亲自到云南与赛典赤会面。赛典赤为隆重起见，亲自到郊野去迎接，待之以贵宾之礼。在这次双方友好会谈中，交趾国国王“遂乞永为藩臣”。就这样，元朝不废一兵一卒，又避免了交趾国平民百姓的无辜伤亡，使交趾国主动要求，成为元朝藩臣。交趾国人不忘赛典赤之恩，称他为“慈父慈母”，不仅表达了交趾国人民的心声，也表达了云南百姓的心声。
忽必烈思念赛典赤，不忘他为国家西南边陲臣服稳定所做贡献，特意下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到了大德元年（1297年），元成宗追尊赛典赤为：守仁佐运安远济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咸阳王，谥“忠惠”。
汉宣帝曾经慨叹：“使政平讼息，民无愁叹，与我共理，其惟良二千石乎！”汉代官员俸禄以粮食多少为工资俸禄标准，汉代的“二千石”官，是指郡守这一级官吏。汉宣帝希望“二千石”们能够与他一道努力，让国家能够安定发展，让老百姓没有什么讼诉和愁叹，过上幸福的生活。由此看来，郡守刺史这一级官员人选，对于封建政权来讲，既关系到国家治理执政水平，更关乎到这个政权在百姓中的口碑和形象，所以为历来封建王朝所重视。百姓爱戴的“慈父”“慈母”一样的“父母官”，古已有之。
2020年6月18日于金陵四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