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著名作家叶兆言长篇新作《仪凤之门》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依托南京城门仪凤门展开想象，“南京文学代言人”叶兆言完成了这部从“秦淮河视角”到“长江视角”的转折之作。小说故事发生在1907年至1927年，在江边活跃的人力车夫杨逵和他的兄弟水根、冯亦雄，革命党人张海涛、老李，以各自的方式卷入动荡的时代中。涉足革命、商界、政坛，一路狂飙，杨逵好似时代的宠儿，又为时代付出了代价。

　　《仪凤之门》如何进行南京书写的拓展？技术上如何完成民族命运、城市命运与人物命运的咬合？又为文学书写大历史、大时代提供了怎样的借鉴？

“小人物遭遇大时代”背后

日常生活是历史永不破败的部分

　　《仪凤之门》中，原在下关码头拉车的杨逵一路狂飙。1922年，时任江苏省长韩国钧准备在仪凤门旁新增一座城门，密切城外城内联系，杨逵闻风而动，大量购置土地、成立“房地产公司”，促进了下关一带的繁荣。他的失败也潜伏于此：商业上的冒进、“基建”回报的匮乏和动荡时局的冲击挤压，使这位风光一时的商业巨擘最终潦草收场。

　　湖北大学教授刘川鄂形容，《仪凤之门》是“底层小人物遭遇大时代的故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刚感慨道：“在特定历史阶段存在的人力车夫，他们不断遭遇他者、遭遇爱情、遭遇历史，身不由己地卷入时代的动荡中”。

　　“小说为我们描绘了历史进步中的艰难样态。”《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说，“杨逵从一个车夫偶然成为革命者，接着又成为实业家，和商界、政界密切交往，他人生的每一步似乎都踩在了正确的节拍上。叶兆言考察时代如何给人物打上印记，爱如何发生、家庭如何组建、爱与不爱的转换、财富如何创造、理想又如何破灭，一路呈现了历史被书写和改写的过程。”

　　不过，作为虚构故事中的商界巨擘，杨逵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人物弧光，甚至显得面目模糊。

　　“杨逵的确有一定的想法和主见，但谈不上什么雄才大略、大智大勇，他的主体性并不突出，我觉得这个人物是叶兆言有意选择和设计的。”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说。“《仪凤之门》中普通人被卷着走的生活就是历史下面的潜流，这反而可能是历史最真实的部分，这也是《仪凤之门》最终想要说的，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历史永不破败的部分。”

把每次写作当成从零开始

“像个围棋高手，让你找不到我”

　　叶兆言介绍，关于《仪凤之门》，他一开始想写的是一个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借此探寻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到了真正落笔时，上海的故事消失了，写南京显然更加顺手。“不过，写出来后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写’最重要。”

　　叶兆言是江苏作家中公认的“劳模”，《仪凤之门》是他的第十三部长篇。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汪兴国评价：“他是一位纯粹的作家，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曾经说，自己喜欢写、能写，可以不为生活操心而安心写作，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事情。”

　　“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一下老天爷，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热爱写作的人，我觉得我还能写又想写，而老天爷居然还给我一些状态让我写出来，我特别心存感激。而如果我不知道我第二天写什么，我就会非常恐慌。”叶兆言笑道。

　　除了勤奋、纯粹，让中国作协副主席、省作协主席毕飞宇印象很深的，还有叶兆言的“修为”与文学“实验”。

　　“兆言的修为之好，他内心的散淡令人钦佩。兆言的散淡不是装的，它生成骨、长成肉、是血液。”毕飞宇说。他眼中的叶兆言也是一个彻底的没有尽头的文学实验者，这和他的修为是贯通的，“他内心从来没有包袱，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把每一次写作都当成从零开始的出发，轻装上阵；不惧失败，却对一切成功保持警惕。”

　　(记者 冯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