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应春（1917－2011），改名于春，生于黎里南栅蒯家弄，父亲蒯友韩清末秀才，一生在家乡教书育人，母亲黄文先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蒯应春自小受到了良好文化教育，黎里读完小学，即赴苏州振华女子学堂读初中，毕业后到南京女中读高中，接受革命思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投身抗日救亡宣传。1936年8月加入共产党，在国统区直接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南京秘密学联担任理事。由于身份暴露，也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同年12月不辞而别，改名于春，前往抗日救亡前沿华北，从此于春成为她正式姓名。一去十几年，直到全国解放后才与迁居浙江金华的母亲及兄弟姐妹取得联系。
（蒯应春）
于春在山西，加入山西牺盟会军政训练班第11连，就是赫赫有名的牺盟会女兵连。当时全国16个省市190余名爱国女学生，冲破各种阻碍，怀着满腔热血，先后来到抗日救亡热潮高涨的山西。大家脱掉学生装，换上灰色军装，组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女兵连。受薄一波直接领导，女革命家刘亚雄任指导员。1989年薄一波同志回忆说：“训练班的女青年迅速成长，后来，她们历经战争的磨砺，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优秀妇女干部，其中绝大多数同志加入了共产党。” 当时11连的连排长都是阎锡山手下的男性旧军官，唯独指导员和政治工作员是受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女青年，于春就是三名政治工作员中的一员，她负责一个排的政治工作。一个连一百多名知识女性，英姿飒爽，每天扛着步枪走过太原街头，那时山西十分封建，太原更是封建而又闭锁，女兵连的出现可谓太原市一大景观，引来无数居民围观，称羡。女兵连出了不少名人，比如与日寇血战致死的女英雄李林、江涛、朱淑荣，还有后来文化大革命风云一时的聂元梓、刘湘平。1937年9月，于春和女兵连战友一起在山西五台山参加著名的太原会战，后加入八路军三五九旅，从事宣传工作。太原沦陷，于春被派往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临汾，在彭雪枫组织的八路军学兵队学习。学兵队六百多人，与抗大相仿的一所学校，短期培训抗日青年军事干部，学员都是八路军排长以上骨干，一半以上大学文化，来此加强军事与理论素养，学员毕业后多数分派为游击队长。学兵队内有个著名的女兵队，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就是女兵队队长，当时学兵队还有陈克寒、张震等领导同志。
1938年4月，于春被送往晋察冀党校学习，毕业后随刘秀峰率领的党校工作团前往成立不久的晋察冀边区，担任政治指导员，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次年于春分派到地处唐县军城镇和家庄的三分区工作（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区总部此时设在这里），担任宣传干事，编辑《战斗报》。三分区是晋察冀核心地盘，白求恩医院和八路军兵工厂都设在这里。三分区人才济济，黄永胜是司令员，王平任政委，刘杰任地委书记，张林池任专员。三分区42团在反扫荡中打过著名的大茂山保卫战，大小46场战斗，毙伤日伪八百多人，缴获重机枪一挺，打下日军侦察机一架。《二小放牛郎》的歌曲就是根据这里发生的真实故事创作的。在这里，于春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战友赵纲，不久两人结婚，他俩的头生子在战争中夭折。
有一段时间，于春住在老乡家，房东夫妇有两个娃娃，一个还是哑巴，一家人时常饿饭。于春在机关食堂有饭菜供应，每顿她省下一大半，拿回来给房东一家。每当部队开饭，哑巴娃只要听见女八路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就高兴得哇啦哇啦叫唤。靠着口里省下来的食物，房东一家人才度过了这段艰难岁月。1943年鬼子秋季大扫荡，于春重病在身，藏进山洞，后来得到村民掩护，才逃过鬼子的搜捕。解放战争开始，于春先是担任晋察冀三地委党校组织科长，然后在张家口和定县等地参与边区干部子女学校的教育工作。
新中国成立，于春先后在农科院和农业部从事人事工作。后来组织上根据她的特长，调去办《农业杂志》，又在农业出版社工作，担任副总编。 于春性情温良敦厚，为人低调随和，因而十年动乱中没有受到造反派直接冲击。但是她的许多老战友却被扣上了这样那样的帽子，总有专案组外调人员不断找她，请她“提供情况”。于春顶住压力，不断地为遭难老战友说好话作证言。随着时间推移文化大革形势越发险恶，为了保护战友，很多个晚上，于春同丈夫一起搜寻信件及有关材料，一一焚化，以免造反派抓住把柄。1972年，担任过周恩来总理联络员的丈夫赵纲遭受政治诬陷，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于春强忍悲痛，料理后事，含辛茹苦，独自将四个孩子培养成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长女于小波是文化大革命前北大物理系高材生，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长子赵苏苏是作家；二女儿赵燎夏是重点中学特级教师；小儿子赵晓弟担任过英文杂志负责人，可惜1977年过早去世。孙辈大多毕业于清华、北大等名校，也有美国获得博士后学位，回到清华大学以学术带头人身份担任博士生导师的。
（于春、赵纲夫妇及儿子）
于春爱读书，尤其爱读古典文学，诗词歌赋相当娴熟，唐诗宋词张口就来。她颇有英语功底，发音纯正，在她的影响下，儿子赵苏苏逐渐走上翻译之途，成为国内著名翻译家。于春擅长拉小提琴，边拉边唱，悠扬动听，直到晚年，那苏联歌曲和江南民歌仍是她的最爱。平时关心时事，晚年眼睛不好，无法看电视，就订阅大字版《参考消息》，坚持阅读，一字不肯落下。
（于春儿子赵苏苏）
于春一生省吃俭用，有时简直对自己到了苛刻的地步。晚年，她连废弃的药盒都舍不得丢，裁成纸片，有什么需要写的就写在上面。子女们都不理解，她一本正经地说：“当年我们在根据地写宣传稿，就是铅笔写完钢笔写，钢笔写完毛笔写。”对别人，她却十分慷慨，充满爱心。每月分别给远方的母亲和公公婆婆邮寄生活费。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她和丈夫节衣缩食，养活了从老家逃难来的三个没有口粮的亲戚。社会公益她也当仁不让，凡遇地震洪涝，捐起款来从不手软，熟悉她的人说她是在为别人活着。
（赵苏苏纪实小说《走过蒯家墙门的故事》）
于春淡薄名利，无欲无求。不论是在职期间还是离休以后，始终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百姓，几乎绝口不提自己当年的革命功劳和光荣历史；她有许多位高权重的老上级老战友，却鲜有走动，更别说攀附了。别人视为极大政治荣誉的老红军国庆天安门观礼她居然婉拒不去。建党九十周年前夕中组部下发文件，批准她及一批老同志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到医院看病时条件好了许多。子女每每提及此事，她都要正而八经地纠正：“我不是部级，我只是享受部级的医疗待遇！”每次住进医院没几天，就嚷嚷着要出院，生怕多花国家医药费，给组织上增添负担。她的住房面积远未达到应该享受的标准，孩子想替她向单位要，她坚决不允许。1983年，于春离休，1990年因骨质疏松腰椎滑脱做了钢板固定手术，行动受到极大限制，生活质量大大下降，但是她从不因为自己不便而麻烦儿女们。1997年，年近八旬，又遭受老年丧子的打击，小儿子因参加唐山抗震救灾而患上了乙肝，恶变为肝硬化，英年早逝，这是她二度遭受丧子之痛。从此，她健康状况是每况愈下。2000年于春从急性尿毒症的魔爪中逃脱过来，身体愈发不堪，只是凭着清心寡欲与平和心态，宁静地度过了新世纪的头一个十年。2011年11月，于春，蒯应春以94岁高龄安然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