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直”“遗爱”是孔子对春秋时期两位诸侯国国卿的褒奖赞誉。这两位国卿一位是晋国的叔向，一位是郑国的子产。他们与孔子同时代，是孔子生前十分敬佩的贤臣。
叔向，姬姓，羊舌氏，名肸，字叔向，又字叔誉。因被封于杨（今山西洪洞县），以邑为氏，别为杨氏，又称叔肸、杨肸。他是春秋后期晋国的贤臣，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叔向出身晋国公族，历事晋悼公、晋平公、晋昭公三世。叔向和齐国的晏婴、郑国的子产、吴国的季札都是当时诸侯国具有重量级影响的人物。叔向的为人“正直”品性，主要体现在他对弟弟叔鱼的一些问题的处理上。
据《左传·昭公十年》及《孔子家语·正论解》等记载，叔向的弟弟叔鱼也是很有才华的，但存在为官贪婪的毛病。晋昭公三年（前529年），晋国以叔鱼为代理司马，在卫国的平丘这个地方召集诸侯，这就是“平丘会盟”。当时，晋国军队驻扎在卫国，叔鱼以大国领导人自居，向卫国人索贿未果，放纵晋国军队中那些负责割柴草的士兵随意刈草捣乱。
卫国就派屠伯给叔向送来好吃的羹汤和一箧锦，请求他帮助阻止一下晋国军队的随意刈草行为。叔向收下了羹汤，而将一箧锦退给屠伯，让他以卫国国君的名义将锦重新赐给叔鱼。屠伯按照叔向的话去做了，结果还没有等他从叔鱼那里离开，叔鱼就下达了禁止士兵乱刈草木的命令。
看来最了解弟弟叔鱼的人还是哥哥叔向。卫国人通过向叔向、叔鱼兄弟俩行小恩小惠，使国家面子得以保住了。
还有一次，鲁国一个叫季孙意如的人，他呆在晋国都城享受快活日子很久了，就是不愿意返回鲁国。国卿韩起问叔向，如何才能使这个人回国。叔向说自己没有办法，但弟弟叔鱼肯定有办法。于是，韩起就派叔鱼前去做季孙意如思想工作。
叔鱼诓骗季孙意如说：“我从一些官吏那里听说了，正准备为你打扫在西河附近的馆舍。您打算怎么办？”季孙意如感到害怕，赶紧说自己明天就回鲁国，不敢再打扰贵国了。
晋昭公四年（前528年），晋国的两位大夫邢侯和雍子因争夺田地而双方僵持不下，最后竟打起了官司。叔向的弟弟叔鱼此时为“摄理”即代理狱官，负责刑罚处理工作。按实际情况，应是“罪在雍子”，要判雍子有罪。但雍子将女儿许配给了叔鱼，于是，叔鱼就偏袒老丈人雍子而判邢侯有罪。邢侯一怒之下，在朝堂上将叔鱼和雍子全部杀害了。
国卿韩起问叔向，该如何判罚这桩人命案呢？
叔向说：“他们三人同罪，处决活着的人，再将死者戮尸就行了。雍子贿赂，叔鱼枉法，邢侯专杀，他们的罪行是一样的。自己有错却想夺得别人的美名就是昏，贪图贿赂败坏为官职责就是不廉洁的墨，杀人毫无顾忌就是贼。《夏书》说：‘昏、墨、贼，杀’。这是尧舜禹时代的大法官皋陶当年制定的刑罚。请照此办理吧。”
于是，杀人犯邢侯被处以死刑，雍子和叔鱼的尸体被暴弃于市示众。
孔子在知道叔向对这些事情的处理后，颇有感慨地说：“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罪恶，不给他减轻，人们认为这是‘义’，我说这可称为正直。平丘会盟，指出叔鱼贪财，从而宽免了卫国，晋国不能算作凶暴。让鲁国的季孙意如回去，指出叔鱼欺诈，从而宽免了鲁国，晋国不能算是凌虐。邢侯这个案件，指出了叔鱼的贪婪，因此按古代刑书把他判了死刑，晋国不能算是偏颇。”
孔子接着又说，叔向“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杀亲益荣，犹义也夫”。意思是说，叔向三次说话而除掉三次罪恶，得到三种利益。叔向杀了他的亲人而名声更加显著，这是因为他做事合乎道义啊！
我们再看被孔子称为古之为古代“遗爱”的郑国子产。
子产是郑穆公的孙子，姬姓，公孙氏，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公元前554年为国卿，先后辅佐郑简公、郑定公22年。子产在执政期间，既维护公室利益，又限制贵族特权，进行了系列自上而下改革。主要有：整顿田制，划定公卿士庶的土地疆界，将农户按什伍加以编制，对私田按地亩课税；作丘赋，依土地人口数量交纳军赋；铸刑书，修订并公布了成文法律；实行学而后入政、择能而使之的用人制度。子产“不毁乡校”，愿闻庶人议政，既有民本思想，又保证了政府能有效地管控舆论开放。
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及《孔子家语·正论解》等记载，郑国在基层建有“乡校”以宣传教化，培养人才，谁知学校师生及平民百姓经常在学校里“非论执政”，对国家大事发表不同看法，有些人甚至有对政府不满的过激语言出现。有一个叫鬷（zōng）明的大夫“欲毁乡校”，端掉老窝。子产听到后，坚决不同意。子产对同僚们说：“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否者，吾则改之。若之何其毁也？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立威以防怨。防怨犹防水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决使导之，不如吾所闻而药之。”
子产的话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人们早晚闲暇到乡校里游玩，议论政事好坏。他们认为好的，我们就推行；他们认为不好的，我们就改正。为什么要毁掉乡校呢？我听说忠言善事可以减少怨恨，没有听说用威胁来防止怨恨的。防止怨恨如同防水一样，大水决了堤坝，遭到伤害的人必然会多，我们就无法去营救了。不如小规模地放水来加以疏导，不如把我们听到的话作为治理国家毛病的良药来采纳。
在子产的坚持下，郑国的乡校保留了下来，平民百姓有了一个议论时政的公开场所。子产的理念是与《国语·周语》中邵穆公对周厉王说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思想是一致的。
孔子在听到子产所说的话后，感慨地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子产曾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著名的天人世界观。认为天体运行的轨道与人事遵行的法则互不相干，否定占星术能预测人事。但子产仍持灵魂不死观念，认为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仍能滋生淫厉。这是中国哲学史上对形神关系的初步探讨。他还提出了人性观念，认为“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是中国哲学史上探讨人性问题的开端。
公元前544年（郑简公二十二年），子产以国卿身份隆重接待了访问郑国的吴国公子季扎，两人一见如故，互赠礼物。吴季扎告诫子产说：“郑国的执政者奢侈，大难将临头，执政的重任必将落到你身上。你若执掌政权，一定要谨慎地按礼行事，否则，郑国将会灭亡。”同年，郑国公族中良氏与驷氏矛盾激化，对局势洞若观火的裨谌说：“上天降祸于郑国很久了，一定要让子产平息它，国家才可以安定。不这样，就将会灭亡了。”由此可见，子产在当时国内国外的声望是很高的。
公元前536年（郑简公三十年）三月，子产向社会公布政府“刑书”，将刑书内容铸造在一只大鼎上，“以为国之常法”，令国民周知，便民遵从，从而开启了春秋晚期政府法律公开化的先河。子产去掉了统治阶级“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神秘色彩，但也曾遭到晋国叔向的反对。叔向曾致信子产，对子产举措加以指责。子产很客气地回信说：“正如您所说，我没有才能，不能考虑到子孙后世，我是用它来挽救当世的。既然不能接受您的命令，又岂敢忘了您的恩惠？”但无论如何，子产“刑书铸鼎”举措在我国法制史和社会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子产外交才能也很突出。公元前529年（郑定公元年），子产、子太叔辅佐郑定公前往参与晋国主办、但地点却在卫国的“平丘之盟”。会盟期间，子产表现出色，强调要按照周礼来确定进贡物品的轻重次序，强调郑国只是“男爵”，不可以按“公侯”等级来贡赋。子产“自日中争之，以至于昏”，最后迫使“晋人许之”。
孔子对此评价很高，引用《诗经》中“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句，称誉子产是国家基石栋梁。
据《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定公八年，公元前522年），子产病重，他以水火为喻，告诫继任者子太叔，希望他当一个有“德”的领导人，同时强调为政要如“火烈”，使民“望而畏之”，这样才能不敢靠近而减少死亡；不可如水之“濡弱”，如果治国手段太软顺而使民“狎而玩之”，这样反而会死的人更多。子产主张为政要“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孔子称之为“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
数月后，子产去世，郑国青壮年痛哭失声，老人们也像孩童一样哭泣说：“子产离开我们死去了啊，老百姓将来依靠谁呀！”另有记载说，子产死后，郑国的男子舍弃玉佩，妇女舍弃缀珠的耳饰，在民巷中聚哭了三个月，所有娱乐的乐器都停止演奏。
在《论语·公冶长》篇中，孔子对弟子们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当子产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孔子是闻讯而涕，流着眼泪和鼻涕对弟子们说到：子产是“古之遗爱”也！
自孔子以后，人们经常用“遗直”“遗爱”来赞许那些一心为国为民、敢于创新、勇于担当的为官执政者，“遗直”“遗爱”的精神在后世得到不同程度传承，我们谨举唐代、明代两位官吏事迹来说明。
当历史发展到唐代时，有一位叫魏知古的人，在死后，被同僚们盛赞为兼具叔向和子产两人优点的官吏，是古之“遗直”“遗爱”的再现。
据《旧唐书》卷九十八《魏知古列传》记载，魏知古为人“性方直，早有才名”，弱冠年华即成为进士，后累授著作郞，兼修国史；唐中宗李显神龙初年（705年）被擢拜为吏部侍郞，寻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到了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李旦再度登基即位后，魏知古以故吏召拜黄门侍郞，兼修国史，景云二年（711年）被任命为右散骑常侍。
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唐睿宗李旦的两位公主金仙、玉真已成人“入道”，按照朝廷皇室规定，要为她们每人建造一个道观。当时正值盛夏，农事正紧，但建筑工地仍然营作不止，众多匠作们顶着酷暑施工。魏知古对此很是不满意，就犯颜上疏进谏，要求停工或取消施工项目。
魏知古在谏疏中，先引用《春秋谷梁传》《尚书》《周礼》《论语》等历史典籍中的重要观点，认为朝廷“兴土功以妨农”、大肆斩伐正在生长的树木是有悖古训的，是丢掉了“为政养人之本”。皇帝陛下为了给公主造观，心中想到的只是要为公主树功德以祈福祐，但却不顾民生死活安危，还突然下令，强行拆除民宅，强征民用土地来建造道观，迫使许多老百姓“扶老携幼，投窜无所，发剔椽瓦，呼嗟道路”。
针对这种“强拆”民居行为，魏知古大声疾呼：“乖人事，违天时，起无用之作，崇不急之务，群心摇摇，众口籍籍。陛下为人父母，欲何以安之？”这里的“人”即“民”字，唐代人为避李世民讳而常将“民”改作“人”。
魏知古也知道，自己如果只是单单向皇帝说说道理是不一定起作用的，于是，他又用自己修国史的身份来提醒吓唬皇帝：“且国有简册，群举必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是以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夫如是，则君之所举，可不慎欤！”接着，他又向皇帝亮明自己还有一个谏官身份：“微臣备位谏诤，兼秉史笔，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臣愚必以为不可。”如果皇帝有违背民意民生行为，他要用史家之笔予以记录在案，告诸后世。
尽管魏知古引经据典，以史官谏官双重身份对皇帝施压，但唐睿宗根本不予理睬。怎么办？
据《旧唐书》记载，魏知古不惧怕皇帝罢他的官，毫不退让，继续据理力争，“顷之，又进谏”。这一次他是将进谏内容调整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来提醒皇上，指出：老百姓以君为天，君以老百姓为本，民安则政理，本固则邦宁。现在国家已经出现国库空虚、太仓米粟难给、官员日增、人力凋敝、先涝后旱、五谷不熟、道路饥馑相望等现象，如果皇上还是一味只知道关心金仙、玉真二观之建造，不认清当务之急，国家将面临重重危机。更要紧的是，突厥人“豺狼之心”未灭，对“中国”一直持“首鼠”观望之态，他们“弱则卑顺，强则骄逆”，而当他们一旦弓劲马肥时，就很有可能“乘中国饥虚”，在“和亲”幌子下窥犯我疆土。因此，国家必须要有各方面的充足防备。
第二次上疏后，唐睿宗没有生气，对魏知古“切直”敢言行为表示嘉许，但建造金仙、玉真二观的事也只是稍微放慢了工期而已。为了建造金仙公主、玉真公主二观，朝廷先后征发数万民工，耗费达一百万缗。
李旦之子“三郞”李隆基于先天元年（712年）八月即位，是为唐玄宗。此时的魏知古已经官拜侍中。
这一年的冬天，魏知古奉命跟随皇上唐玄宗到渭川畋猎。他不是唱赞美诗，而是献上了一首讽喻诗，并且还自己表扬自己，称“诗者，志之所以，写其心怀，实可讽喻君主”，为自己讽喻皇上的畋猎行为寻找理论依据。
唐玄宗没有怪罪这位老臣，后来还加封魏知古至梁国公、在东都知吏部尚书事。开元二年（714年），他又被调到唐玄宗身边工作，“上屡有顾问，恩意甚厚”，后来又改授“紫微令”。
开元三年（715年），魏知古六十九岁病逝，赠幽州都督，谥曰“忠”。当时的御史大夫宋璟听说魏知古病逝，叹息道：“叔向，古之遗直；子产，古之遗爱。能兼之者，其在魏公！”其评价如此之高，可谓彪炳史册。
又据《明史》卷一百四十九《夏原吉列传》记载，明代永乐元年（1403年），浙西发生大水灾，当地政府治理无方，朝廷派遣尚书夏原吉前往治理。经过现场踏勘，夏原吉向朝廷提出了科学治水方案，得到朝廷认可。整个工程要动用十万劳动力，夏原吉坚持“布衣徒步，日夜经画，盛暑不张盖”，与河工们同甘共苦，一道奋战在水利工程第一线。有人见他这么大的官了还如此辛苦，整日与河工们在一起，就劝他多加休息，不要劳累，他总是回答说：“民劳，吾何忍独适？”意思是说挑河挖土的老百姓们如此辛劳，决不自己一人贪图舒适。后来，夏原吉又对苏州、松江一带水利进行了统一规划，对河道进行疏浚打通，使江浙一带做到了粮食旱涝保收。由于夏元吉一心关心民生疾苦，赈灾减赋，为百姓谋幸福，被当时江浙一带的人们众口一词地夸赞为“古之遗爱也”。
正是在古代“遗直”“遗爱”优良品德的影响和代代传承下，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历代不乏舍生取义、秉公刚直的人，更不乏为民请命、执政为民、心系民生的人，中华民族正是在无数“遗直”“遗爱”的带动和推动下，不断向前，永远发展。
束有春
2022年8月3日于金陵四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