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江南文化的前世与今生

读葛芳新作《云步》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惯写短篇小说的汪曾祺开始构思起他的长篇小说《汉武帝》。天不遂人愿，未能等到作品开笔，汪老便遗憾离世。关于这部未问世的长篇小说，许多学者倾向于是其独特的创作风格阻碍了它的问世。这是个有趣的话题，细想京派的诸位作家，沈从文、师陀、废名等等都不曾拿出长篇巨著。

　　笔者以为这中间的关键因素是叙事。京派作家多以人道主义为底色，依托家乡风土人情构建与现实社会存在距离的理想空间——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而这种写作，很难书写更为宏观的人与物，故事整体也就倾向于在短小的篇幅中展现隽永的遐思。所以，沈从文、汪曾祺等京派作家能否写作长篇小说，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

　　葛芳的《云步》则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思路。小说的五个部分均单独以中短篇小说发表，收录时并无较大改动，每篇故事的情节与人物塑造前后联系也不明显。因此，《云步》并不能以常规的长篇小说视角审视。葛芳采用了更为抽象意义上的联系方式去替代人物与情节。五篇小说的各自题目为《六如偈》《云步》《山月照》《垂钓声音》和《归去来》，都有其出处及意蕴。这些题目所代表的佛教思想、京剧艺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王维的《酬张少府》是第一层，作者借用传统文化的典型作为小说的“提纲”，在文化背景中勾勒情节的内联系。

　　小说中具体提到的文化器物或艺术传承是第二层，五个故事分别出现评弹、昆曲、战国古琴、苏式玄米茶和渔民写作，这些存在抽象意味的象征物将小说串联。

　　第三层即为人物的内在联系，是小说的灵魂。《云步》作为长篇小说看似松散，但是达成了所有长篇小说试图完成的目标：表达作家自己的思考。《归去来》点名小说主体基点：在文化艺术不可避免的外界侵袭面前，普通的人是否还有必要坚持自己的爱好？

　　面对如此境遇，同玄镇的悲欢离合开始在葛芳笔下徐徐展开，也构成了五篇小说能够归一的核心要素。同玄镇是具有江南文化特色的小镇，司文育的评弹书院和陈家洛的云川书店是其中的文化地标。同玄镇也面临着商业文化的侵袭：小镇不断商业化，司文育的徒弟桂月被有钱的老板喊去商演。

　　文学创作应是作家自身思考、经历与生活体悟的有机融合。对于葛芳而言，就是她如何接受传统文化。中国人都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条清晰的路径。对于作家而言更是如此，作家具有更主观的选择，有能力对自己接受的文化加以辨析、理解。

　　《云步》的尝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与京派作家们的对话，尝试一种风格的递进。葛芳并没有哀婉江南文化的困境，而是努力为普通人的文化生活寻找栖息之地。如果说《云步》的大背景书写了江南文化的“前世”，葛芳及小说人物所尝试的就是“今生”。可以说，在传统文化接受的路径上，葛芳与京派作家存在诸多相似。当然其中也有不同，葛芳更愿意看见江南文化的出路。《云步》中被邀请到上海商演的评弹女演员共有两位，其一是司文育的徒弟桂月，其二是萧岚。她们有诸多相似之处：演唱时的婉转身姿，同时被上海老板看中……但是她们命运却截然相反，桂月受到玩弄，身心俱毁，家庭也因此分崩离析。但是萧岚从上海全身而退，自己开设了茶馆。虽不能说大富大贵，但生活归于平静，也算是找到了人生的出处。

　　葛芳的写作是自由、灵动的，她不去直接回应现实的“他者”，而是在自足的空间里寻找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也是葛芳创作的可能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她未来的写作会显示出更为宏阔的文化风景，创作出更多精品小说，为苏州以及江南文化在文学版图中穿越“前世”与“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