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达艺思五十六
言恭达
▲自二〇〇八年为奥运创作《我的中国心》大草长卷以来,整整十年,我已创作草(大草)、篆(金文)、隶不同内容长卷巨幅十六件,其中大草长卷占一半。若要问创作初心,我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思考:一是书法内容的定位。内容必定是时代特定的叙事经典表达或诗性传递。文字内容是任何一件书法作品的“核”,有核才有生命,才有魅力,才有根。内容就决定了“巨制”形式中这一“鸿篇”文本内涵品质的高端性与人文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选择十分优质的与时代脉动同步的文本内容。无论是二〇〇八年创作的《我的中国心——何振梁在莫斯科申办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的陈述演讲》大草长卷(中国奥运博物馆收藏)、二〇一〇年创作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胡锦涛主席在欢迎出席世博会开幕式贵宾宴会上的祝酒辞》大草长卷(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还是二〇一一年创作的《世纪脊梁——推动百年中国历史进程人物诗抄》大草长卷(APEC美国夏威夷大学文化论坛展出)、二〇一二年创作的第三十届伦敦奥运《体育颂——创意城市·二〇一二伦敦美术大展》大草长卷(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展出)、二〇一三年创作的《时代抒怀——言恭达自作诗十首》大草长卷(全国性展览展出)、二〇一四年为青奥会创作的《习近平主席给南京青奥会志愿者一封信》大草长卷(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收藏),二〇一五年创作的《将军吟——新中国元帅诗抄》大草长卷(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一直到二〇一七年创作的《军魂颂——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大草长卷(人民美术出版社纪念建军九十周年出版文献展,在中国美术大楼展出)。无论是二〇一四年创作的隶书长卷《江海南通赋》(南通博物苑收藏)、二〇一五年创作的隶书长卷《栖霞山赋》(南京栖霞寺刻碑建亭)、二〇一五年创作的隶书巨幅作品《自作诗六首》(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在西安展出)、二〇一七年创作的隶书长卷《东湖赋》(陕西凤翔镌刻东湖碑林),一直到二〇一九年创作的隶书长卷《中国大运河赋》;无论是二〇一七年创作的金文长卷《诗经·大雅·绵》(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收藏)、《诗经·秦风·蒹葭》,还是《自作诗六首》(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在上海展出)。以上这些长卷作品的内容,均是我们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力事件的诗性表达,是社会文化的深层思考。可以想象,“奥运”“世博”“青奥”等的举办,昭示着当下中华民族日益强大和中国在世界外交史上的巨大影响力,以中华文化最典型的艺术形式——书法去表达这种中华文化自信。此外,我们这个时代也提倡和鼓励书法艺术家不再沉湎于闭门造车,而是融入社会,拥抱时代,感知民生,感悟生活,让书家个人的生活体验提升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审美体验,从而实现真善美相统一的时代审美理想。这是今天书法家艺术创作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书家的社会担当。二是书法形制的定位。书法艺术的形制自古以来有多种,历史上留下了各类书法款式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经典书法长卷,尤其是草书长卷,张旭、怀素、黄庭坚、祝允明、王铎……让后世仰之弥高。要尽情地书写出今朝豪情,我选择了书法长卷形式。长卷挥洒文字容量大,且可长可短,尽情挥洒,尽意造势,不受篇幅限制;长卷书写艺术处理变化大,跌宕起伏、首尾呼应,视觉空间虚实变化布局特殊。尤其是大草书更能使观者获得符合时代特质的审美体验,纵横捭阖,大开大合,一气呵成。三是书法创作理念的定位。“守正通变,融古为我”是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三十年来书艺创作的坚定理念。千年的中华书法艺术发展到今天,随着一个时代文化背景的转捩而必然随之变化,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常说,书法艺术的发展必须遵循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不能离开传统的基因,但今天的回归传统不是复制传统,而是必须融入现代文化的诸多元素与时代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我创作奥运长卷开始,就深深地意识到:从文字内容上这不仅仅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同时也是书法内容与形式,时代文化创造的有效尝试。可以说,长卷承载着当下时空的诸多元素,如在人文空间上,它是全球文化背景与人类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在艺术手法处理上,它是白话文现代叙事方式,与传统书写唐诗宋词、古典文赋有很大不同,需要诗性的转换和音韵的丰富,这才能使长卷艺术具有独特的时代精神与文化价值。因此,长卷创作不管是草书,还是篆隶作品,都须观照与研究今天这个时代的审美趋向、审美体验,从技法到风格在追求“个性化”表达中的内质和民族脉象——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时代传递,而不是单一、肤浅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