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彦直与广州中山堂

□ 周学鹰 达志翔 马晓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

　　此时的广东革命政府作为中国国民党的根据地和大本营，积极筹备追悼、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提出“以伟大之建筑，作永久之纪念”。

　　1925年3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募捐五十万，为大元帅建纪念堂图书馆；次日，《民国日报》即披露该消息；31日，《广州民国日报》进一步称：“拟募集五十万元，建筑一规模宏大之孙中山纪念堂及图书馆，以纪念元勋。”

　　4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周月之际，哀典筹备会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共同组织召开了规模空前、隆重庄严的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与会者超过二十万。后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议决，选址于西瓜园建孙中山纪念堂、图书馆，至此，建堂动议正式上升为官方决议。

纪念堂正面横向局部及孙中山铜像  摄影：刘锦标

纪念堂近景俯视  广州中山堂管理处提供

　　吕彦直夺标经过

　　成立委员会。1926年6月，正值悬赏征求中山纪念堂及纪念碑图案期间，国民党元老邓泽如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议，请派专员筹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建筑事宜。中央党部及时采纳，派出邓泽如、张静江、谭延闿、宋子文、孙科、陈树人、金曾澄等7人，作为中央党部特派的筹备委员，成立“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有时又称“广州中山纪念堂筹备委员会”或“总理纪念堂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备委员会”）。

　　此后不同时期，该筹备委员会成员几经变动。不同时期的筹备委员会，分别担当、完成了不同阶段的筹备工作。譬如，1926年6月的筹备委员会，主要负责并完成广州纪念堂图案的悬赏征求、评判工作，并申请国民政府的财政拨款。1927年5月中央党部加派李济深、古应芬、林云陔、黄隆生（兼司库）等人后，则审查了吕彦直寄来的详细图样并与黄檀甫（吕彦直全权代表）商谈建筑事宜、处理收割民房一案。1928年2月，临近动工，政治分会加派吴铁城、杨西岩后，则主要处理收割民房的搬迁、纪念堂与纪念碑建设等事项。

　　实际上，从建堂动议到征求方案，再到建设施工，以至运行管理，各个阶段均有负责理事的委员会成立，正所谓“兹事体大，种种事务需人主理”。各相关委员会对于推动中山纪念堂及纪念碑从动议到成为方案，从图纸到成为实物，以至发挥以“以伟大之建筑，作永久之纪念”的作用，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悬赏征求纪念碑图案。1926年1月4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于4日下午2时开会讨论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共同提出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谨以至诚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以履行之”案，全场与会人员一致无异议通过。并且，大会主席团议决，在粤秀山顶，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将总理遗嘱及大会接受案全文，刻在碑上，以垂永久。

　　5日上午，与会代表180余人前往粤秀山，举行奠基礼。奠基礼毕，随即着手悬赏征求纪念碑图案。

　　1月6日至9日，《广州民国日报》连续四天刊登《国民政府悬赏征求中国国民党总理孙先生纪念碑图案》。值得注意的是，仅仅一天之隔，“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已改称“中国国民党总理孙先生纪念碑”。征求方案刊布后，应征、评判在一月内完成，2月9日，评选结果也已见报。

　　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悬赏征求的仅是纪念碑图案，并非后来悬赏征求纪念堂及纪念碑图案，二者虽仅相隔半月，但不可混淆。另外，此次获首奖的杨锡宗方案最终并未实施，因为仅仅半个月后，一个“前堂后碑”的方案被提了出来。

　　悬赏征求纪念堂及纪念碑图案。1926年2月23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悬赏征求建筑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及纪念碑图案》。

　　这份公开悬赏图案的布告中明确指出，征求的是位于旧总统府址的纪念堂和位于粤秀山顶的纪念碑图案，且“堂与纪念碑两大建筑物之间，须有精神上之联络，使互相表现其美观”。换言之，这次征求的是一份“前堂后碑”的建筑群方案。

　　另外，从3月5日开始，报纸上刊登的《悬赏征求建筑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及纪念碑图案》在结尾处增加了“附记”：“报名在广州国民政府秘书处。上海北京另设有报名处所。建筑孙总理纪念堂委员会设在广州国民政府秘书处内。”由此可知，此次征求设计方案，在广州、上海、北京均设有报名处，而“建筑孙总理纪念堂委员会”设在广州国民政府秘书处内。

　　根据要求，此次应征图案期限自登报之日起至1926年6月15日止，但实际的截止日期迟至8月下旬，且图案比例尺也有所调整。

　　时间的放宽和比例尺的优化，给了建筑师更加从容设计的条件。吕彦直此时刚刚完成中山陵工程详图的设计与制作，并在此期间因过度劳累而病倒，无法出席孙中山逝世周年之际举行的中山陵奠基典礼。但在《悬赏征求建筑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及纪念碑图案》刊布后，吕毅然抱病应征，再次投入到紧张的设计创作中。

　　根据《悬赏征求建筑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及纪念碑图案》要求，吕彦直本次应征提交的图案共包括八张图：总平面图、纪念堂平面图、纪念堂正立面图、纪念堂侧立面图、纪念堂剖面图、纪念堂透视图、纪念碑平面及立面图、纪念堂及纪念碑整体透视图。另外，根据要求，“一切应征图案须注明应征者之暗号”，吕彦直提交的应征图案均在右下角附有暗号——为“□”内加一“中”字。

　　评比经过与结果。1926年8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中山先生纪念堂图案定期评判》，该消息透露：8月26日至30日将征集的26份中山纪念堂及纪念碑图案陈列于国民政府大客厅内，由评判员评判。而评判员由中国旧派画家温其球、姚礼修，新派画家高剑父、高奇峰，西洋画家冯钢伯、陈丘山，建筑家林逸民、陈耀祖等八人组成，且设评判规则九条。翌日，《广州民国日报》即登载了详细的《中山先生纪念堂图案评判规则》。

　　次日，《广州民国日报》即以《总理纪念堂图案之结果》为题，披露了本次评选的最终结果：

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披露

　　此次悬赏征求中山纪念堂及纪念碑图案，共计收到应征方案26份，其中，吕彦直所应征图案为“纯中国建筑式，能保存中国的美术最为特色”，因而被评为首奖。而此次获奖距离在中山陵设计竞赛中夺魁恰好一年。一年内两夺两大国家工程之头奖，吕彦直以其独具的设计意匠和高超的设计水平征服了评委，亦惊诧了国人，一时声名鹊起。

纪念碑正面  摄影：刘锦标

南门楼  广州中山堂管理处提供

　　中轴线单体建筑意匠

　　与南京中山陵为孙中山先生陵寝所必须营造出庄严肃穆氛围有别，广州中山纪念堂（碑）主要是为民众大型集会之用，以缅怀孙中山先生，或举行其他重要活动等。因此，其需要营造出某些程度上活泼、亲民的氛围。因此，纪念堂中轴线上的各单体建筑造型、色彩、细部构造等必然要切合此群众性功能所需。目前，中轴线上建筑分别为南门楼（门亭）、纪念堂加后面小山上的纪念碑。

　　南门楼（门亭）：面阔三间、进深一间；中间单檐歇山顶，两侧庑殿顶与中间山墙交合在一起，据此实际上应属三个亭式建筑的组合体。中间亭式建筑完整，平面前、后（南、北）均凸出，形体高大，单檐歇山顶。正脊两端脊饰，仍然与中山陵一致，外高内低，神似传统官式鸱吻，通体琉璃，上施回纹。四条垂脊吞口与之做法一致，惟体量较小。值得提出的是，与中山陵陵门、碑亭与祭堂戗脊上排列的抽象式仙人走兽有所不同，南门楼戗脊上示意出的仙人走兽更为简洁。

　　南门楼两侧附属建筑较低，为不完整的单檐庑殿顶，采用蓝色琉璃瓦与中山陵青色琉璃瓦色彩亦有别。

　　值得注意的是，三个屋檐下均为具象设计手法：采用钢筋混凝土全然仿木构做法，逼真模拟出方椽、飞子，大角梁、子角梁，三踩（彩）栱、桁檩等，平板枋、大额枋一起出头为霸王拳。尤其是，屋檐下此处的所有仿木构件均通体遍施旋子彩画，一丝不苟；仅彩画枋心部位缘道里面统一简化为红色刷色，缺少纹样而已。

　　墙身上部外贴土黄色贴面砖，正面三个白色石质券洞壸门，门券石均做出火焰尖。明间正、背两面门券石上，均有绶带雕饰；东、西两侧壸门正背面均无雕饰，很好地表达出“以中为贵”的思想。

　　墙身下部为须弥基座，上、下枋之间分别为仰覆莲瓣，束腰陡板上雕饰角柱、绶带等，其雕饰比起中山陵单体建筑相同部位要丰富得多，甚或可与祭堂大门两侧的雕饰媲美。

　　因此，南门楼色彩颇为丰富：蓝色屋顶、仿木构件及其彩画、浅白色石质壸门、土黄色贴面砖墙、浅白色石质须弥基座等，营造出富丽堂皇的视觉效果，端庄而又不失活泼。惟透过门洞中窥见的孙中山先生铜像及其后体量巨大的纪念堂，可点明其建筑属性。

　　纪念堂：组合建筑，从南北主轴正向看，整体屋顶与传统重檐三滴水屋顶类同：上为八角攒尖顶，下为重檐歇山顶。屋顶、檐下斗栱、墙身门窗及大红立柱等，无一不昭示出建筑整体更为明显的仿木构特征。

　　上部八角攒尖顶：八条蓝色垂脊交于白色宝顶之下，垂脊吞口及其下的仙人走兽做法与南门楼相似，惟规格、体量更大。其檐下做出方椽、有飞子；大角梁、子角梁，子角梁下挂钟形八角铜铃。相比较南门楼而言，斗栱确实要简洁不少，类似为钢筋混凝土做出的斗口跳（但是出两跳，五踩，此出跳做法与中山陵祭堂做法类似），其上为方形挑檐檩直接承檐（此处比中山陵祭堂简化不少）。平板枋、大额枋、小额枋；平板枋、大额枋出头为霸王拳；每一开间仿木构立柱上相应部位，均凸出有一样的霸王拳，其下再有类似垂莲吊柱装饰；大小额枋之间有蜀（间）柱，等分为五份，嵌入彩色马赛克，拼合成菱形图案。惟所有仿木构件均遍施彩画（斗栱类似传统的土朱刷饰，挑檐檩为淡粉绿色）。红色立柱与窗户之间，均有土黄色贴面砖隔墙，红色开窗。

　　其次，下部南北主要中轴线上的前后正背面，与东西向次轴方向上的屋顶做法有别。虽然都是歇山顶，但南北主轴为重檐歇山顶，明显屋顶更高大、相对更完整；东西次轴为单檐歇山顶，中有歇山山面朝前（类似十字脊做法），相对比较低矮、屋顶仅为一半。因此，中轴线（即南北）方向的正背面为主、次轴（即东西）方向的立面为次，重要性、等级不同。

　　先讨论中轴线上南立面（北立面与此同）。重檐卷棚歇山顶，上檐卷棚无正脊。上檐垂脊、戗脊，下檐戗脊脊饰与南门楼类同。其上、下屋檐做法与上部八角攒尖顶有别，主要在于仿木构更为具象，尤其是斗栱。上、下檐均做出方椽、飞椽；大角梁、子角梁，子角梁下挂钟形八角铜铃；出两跳五踩栱，支承挑檐檩，挑檐檩上直接承檐，与门亭做法同。斗栱下为平板枋、大额枋（无小额枋），平板枋与大额枋一起出头为霸王拳；大额枋下为雀替、丁头栱。八根大红廊柱划分出七开间，明间最宽，东西各两次间稍窄，最边侧各一稍间又窄。所有仿木构件满布彩画，白色石质柱础。水刷石须弥基座做法简洁，仅模拟出上下枋及其间束腰，无任何装饰纹样。

　　纪念堂南北廊檐下的平棊天花与其室内相同，施简化的彩画，顶板仅刷色。纪念堂内部栏杆、包鼓石，甚或楼座栏杆，吊顶井口垂莲吊柱等，与木构古建相关做法雷同。

　　纪念堂次轴东西立面无廊，立面做法与南北向廊内相同（两侧稍间土黄色贴面砖墙身，中间五开间上、下两层落地式门窗），单檐歇山顶。在上部墙身上，用蓝色琉璃砖贴出示意性正脊，卷棚歇山山面朝前。其余屋顶、檐下、斗栱、平板枋、大额枋做法与中轴线上的正背面相同，惟大额枋下无雀替、丁头栱，做法简化，似以简洁做法寓意相应降低重要性。

　　据此，纪念堂仿木构程度较高。其蓝色琉璃瓦顶、檐下青绿彩画、土黄色贴面砖墙身、大红立柱、白色柱础石、红色格子门窗及下部的浅白色水刷石须弥基座等，色彩富丽、雕梁画栋，整体庄重典雅又颇为亲民。

　　从建筑设计角度而言，采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如此巨大体量的纪念堂，整体尺度把握、各部分比例与仿木构细部等竟毫无违和之感，足以表明设计者吕彦直具有深厚的建筑学修为。

　　纪念碑：碑身正方形，曲线形收分；顶为坡度较缓的四面坡顶；下为更大的前后凸出的方形基座，通体浅灰色（总理遗嘱镏金）。其上部碑体造型或由西式方尖碑而来，我国传统建筑未见。但是，其基座壸门、上部栏杆、门窗及其他细部装饰纹样等，多用我国传统元素。基座栏杆下部的一圈羊头雕刻，或为切合广州“羊城”之故。

　　具体而言，纪念碑壸门做出火焰尖，半圆形门额雕刻绶带；大红板门表面上部装饰六方木格（拟“三交六椀”格子）、下部拟出夹堂（纹饰类交角如意头）、裙板（纹饰类柿蒂纹一瓣）。基座顶部栏杆，望柱之间的栏板将传统桪杖与栏板合一，中留出两个45゜斜置上的方形孔洞。栏板雕刻图案由传统官式宝瓶、云栱变形而得。基座上部叠涩出挑，羊头之间为回纹装饰的石板。

　　由于纪念碑碑体高大，加以伫立山顶，越显挺拔。碑身通体浅色，惟红色门扇夺目，其上总理遗嘱的镏金熠熠生辉。它与山下的纪念堂有机组合，进一步提升纪念堂的空间氛围。

纪念堂及纪念碑整体效果图  黄建德 提供

纪念堂正立面效果图  黄建德 提供

纪念碑效果图  黄建德 提供

　　小结

　　广州中山纪念堂及纪念碑是吕彦直的另一件旷世代表作品，常与中山陵并称为吕彦直设计作品的双璧。然而，前者引起的关注和产生的影响似乎远不及后者。鉴于此，我们粗粗利用民国时期相关文献与图档，结合黄檀甫后人保存下来的有关资料，对广州中山纪念堂及纪念碑从建设动议到征求方案、再到落成的纪念堂（碑）现状，逐一简析纪念堂（碑）中轴线上的三个主要单体。借以观察吕彦直抱病应征，再次夺魁的伟大壮举。

　　因篇幅关系，我们略去了吕彦直及其继任者黄檀甫、李锦沛他们在监造中山纪念堂及纪念碑过程的考察，尤其对建设过程中因移动堂址而征用民房及招致的民怨、关于纪念碑升降机和基石的方案选择及纪念堂松木桩地基之争等。实际上，从中不仅可以窥探出吕彦直及其领导的彦记建筑事务所对广州中山纪念堂（碑）项目的投入，还能体会到工程的曲折及吕彦直监工所面临的复杂局面。不过，同样凭借吕彦直高标准、高要求和一丝不苟的态度，挚友黄檀甫、继任建筑师李锦沛等的锲而不舍，多重困难最终均得到妥善解决，并成就了这一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的又一经典。

　　中山堂中轴线上的各主要单体建筑南门楼、纪念堂及纪念碑等，汲取传统，而又中西合璧。与中山陵各单体建筑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来不同，中山纪念堂各单体建筑则亲民得多，进一步佐证了吕彦直建筑设计技艺之超凡脱俗。其整体造型丰富、仿木构细部众多、色彩繁丽丰富，大气雍容而又适度可人，体现出吕彦直先生对不同类型建筑精神的深刻理解与精准把握，足堪典范，启发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