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中奇先生（1907—2006）是二十世纪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书法家。在长期的书法艺术生涯中，武中奇立足于传统，扎根于广阔的社会，在书法创作中充分反映出了他所处的特定时代的文化气息和精神风貌，呈现出了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和个性化特色。二十世纪是世界风云激荡、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历史时期，诞生了无数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处于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时期，风云变化，诞生了一系列的杰出传奇人物，创造出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一时期我国在书画艺术领域中也诞生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情怀和深刻传统文化渊源的书画艺术家，如毛泽东、黄胄、舒同、武中奇、石鲁、赖少奇、亚明、彦涵等，他们都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书画艺术家，有着红色文化的基因。武中奇一生致力于书法艺术的学习、研究与创作，他颇具个性的书法艺术被人称为“武体”，有着“书圣”的称誉。我们从他的书法艺术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中国书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所经历的震荡和新生，感受到这一时代脉搏的跳动。

　　一、武中奇书法艺术的四阶段划分

　　武中奇出生于山东长清。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建国前曾历任中共济南工委委员、历城县长、山东军区一中队班长、排长、中队长、团长、总队司令以及联合国救济总署山东分署秘书长等职务。建国后历任华东党校南下纵队三大队参谋长、上海提篮桥监狱典狱长、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江苏分会主席等职务。武中奇1937年参加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1940年被山东军区授予扩军模范。抗日战争时期，武中奇率部转战沂蒙，屡立战功。1938年10月曾经在山东淄川带领部队用苏制水连珠步枪击落日本轰炸机，成为抗战史上的传奇。在长期的军事生涯和社会生活中，武中奇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始终汲汲致力于书法艺术的探求，书法创作作为自己的喜爱和志趣坚持下来。武中奇的书法艺术成长过程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抗战前的早期阶段、抗战至建国前的中期阶段、建国后至文革结束后的后期阶段、改革开放时期的晚期阶段。武中奇的书法个性特色的形成经历了这四个时期，从中可见其书法个性和艺术风格的一些发展轨迹和近乎规律的变化迹象。

　　1、抗战前的早期阶段。武中奇出生的家乡是我国北方著名碑版、摩崖书法艺术集中的地区，也是书法教育、创作极为发达的地区，耳濡目染，从他童年时期，就已经表现出对书法的浓厚热情和兴趣，他非常热衷于书法的学习、临摹、揣摩，常年乐此不疲，在早年就已经获得了良好的书法启蒙和书法教育，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洗礼，初步打下从事书法艺术的基础。这一时期是武中奇书法艺术的阶段，他不断地悉心学习、磋磨研究篆书、隶书、魏碑、唐楷书以及行草书，深得传统文化的精髓，深入书法艺术的堂奥。在书法取法上，武中奇从大家非常熟悉的欧阳询、颜真卿等人的书法入手，进而学习《郑文公碑》以及《龙门二十品》等，深得北方碑学的雄大气象，楷书和行书在这一时期也已经初具面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青年时期，武中奇的书法、篆刻艺术已日趋成熟，这一时期曾经经人举荐，受冯玉祥将军的招聘，担任山东武训中学书法金石教员，这为他继续从事书法学习、教学、研究和创作获得了非常好的发展平台，也是他青年时期的一次非常难得的个人际遇。武中奇能一直坚持书法的学习和创作，能长期的积累和坚持，当与他这一时期书法如此入世的人生际遇有关，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武中奇书法艺术的酝酿期、早期成长阶段。

　　2、抗战至建国前的中期阶段。抗战军兴，武中奇随黎玉等参加徂徕山起义，参加抗战，在十几年的军旅生涯时间中，始终不废书法的研习和创作，这一阶段可以看做是武中奇书法的成型期和继续生发期。武中奇长期转战活动在胶东、鲁中地区，使他接触了散落各地的摩崖刻石以及各种难得的秦汉碑版原石。这对于开阔他的眼界和精神境界，无疑是又一次难得的个人人生际遇，促使他的书法迅速向更加强烈的个性化转变，向更加广阔的书法审美境界迈进。这一时期，对他影响最为重大的魏碑即僧安的作品《泰山经石峪刻石》、《水牛山刻石》开始进入视野，这两方摩崖刻石对他的触动极大，成为他独特笔法和审美格调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取法碑版。武中奇正是在早期的颜真卿、欧阳询、《郑文公碑》、《龙门二十品》的基础上，以此为契机，融入了新的审美元素和笔法特色，用笔方圆兼备，魏碑取法的特色进一步明显，形成了更加博大、雄浑和圆劲的书法风格特色，也成为今后书法整体面貌出现的根本所在。这一时期，由于武中奇有书法上的特长，因而在部队中受到领导们的高度重视，为他提供机会和平台进行书法艺术的创作。武中奇的这一书法艺术才能在部队中得以认可，对于促进他书法艺术的成长和传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们普遍认为武中奇的书法得力于军事生涯的洗礼，他书法中所具有的雄浑、苍茫、浩然之气的出现与他的军事生涯有关，即是指这一段人生经历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

　　3、建国后至文革结束后阶段。这一时期是武中奇书法变革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时期。由于随军南下，武中奇得以长期在上海、南京地区工作、生活，远离了他曾生活、学习、工作、战斗的山东地区，接触了完全不同于北方家乡的江南社会环境和文化观念，因而促使他的书法面貌进一步发生新的变化。尤其六十年代初在南京担任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期间，得以博览诸名家法帖、墨迹，汲取众家之长，有系统地广泛接触我国的传统文化和书法艺术，这不啻于又一次的自我文化革新和书法变革，从而加快完成了自我文化心理、精神理念和审美观念上的巨大变化。这一时期武中奇不断接受新知识，加强对传统古典文学和书法传统的学习，不断提升、革新自己对书法的认知，促使他的书法艺术有了更加自觉、系统化的追求，从审美境界、艺术风格和书法取法上均不同于以往的经历，学养得以充实，认识日益提高，因而进一步与一般书法艺术家拉开了很大的距离，这亦是他书法艺术生涯中的一次认知上的飞跃，得以再一次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与精神境界的大幅度提升，为晚年书法创作辉煌的局面的到来作了坚实的书法学养、技法的准备和文史知识的储备。

　　4、改革开放阶段。这一阶段是武中奇书法集大成的阶段，他在这一阶段攀登上了人生和事业的高峰。也许得力于武中奇的长寿，也许得力于这一时期思想观念上的大解放，也许得力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文化知识上的爆炸性的增长和集聚性效应，武中奇的书法创作此一时期进入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这一时期，武中奇克服高年困扰，爆发出了惊人的书法创造的热力和激情，不断地将他的书法艺术向前推进。这一阶段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榜书、草书、楷书方面都有重大进展，艺术质量得以大幅度提升，艺术个性愈发鲜明而强烈。武中奇在他的晚年阶段确实做到了自我生命阅历与书法艺术的完美结合，“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成功地完成了其书法风格艺术特色的定型与个性化定位。

　　二、武中奇书法的艺术特色

　　武中奇发自内心热爱书法，从他开始记事到晚年一直都没有放下自己手中的笔。他在长期的书法学习和创作中，不断强化自己的笔墨语言的个性化特色，不断将适合表现自己精神情感的书法技法引入到自己的书法创作之中来，既有碑学书法笔墨技法的吸收和沿袭，也有帖学书法笔墨的不断积累，不断地从优秀的书法艺术传统中感悟笔法，以之锤炼出自己的书法风格语汇，确立出了自己特有的书法艺术特色。多年的书法艺术辛勤的实践与探索，武中奇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书法审美观念和书法价值追求，依靠自己的天赋根基创造出自我特有的书法艺术风貌。

　　武中奇书法艺术的整体审美意象和书法风格方面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雄强倔强的书法审美特色。武中奇的基本书法艺术面貌主要来自于对碑学的体悟和感触，以阳刚壮美为审美主调，创建出雄强倔强、峻整雄拔的书法审美特色。他的这一整体书法审美意象和书法风格特色的出现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是在长期的艺术实践过程中逐渐确立、形成出来的。武中奇早年的一些书法多呈现出取法欧阳询书法所形成的廋硬峻拔特色，欧体结体的特色非常明显。同时，颜真卿的宽博遒劲的书法结体用笔特点，在早期也在他的书法中显现出来，尤其楷书方面的用笔笔法和结体，都非常明显。《郑文公碑》的用笔特征在早期亦有所表现。以后武中奇就逐渐将魏碑、碑学书法所具有的雄强一路的审美基调确定下来，成为他书法审美特色中的基本组成部分。武中奇的书法艺术以北碑的雄浑博大、挺拔峻整为主体基调进行创作贯穿了他书法艺术创作的始终，阳刚壮美的审美基调是武中奇书法审美意象中非常重要的主体构成成分。

　　2、阴柔秀美的书法风格基调。当然，武中奇不断汲取传统帖学书法的营养，从中发现、感悟用笔之法，将其融汇到他的笔法中，也有着阴柔秀美书法风格基调的出现，这是武中奇书法特色中又一重要的组成成分。这一具有阴柔美感的艺术特色的出现使得武中奇的书法颇为耐看，更有了筋肉、气韵之美出现，不仅仅表现为峻整雄伟的骨力之美、气势之美。这一特点在武中奇的建国后的作品中表现得颇为明显。这一时期他将南方潇洒灵秀、文雅俊美的特色吸收进来，个性化、文秀典雅的气息进一步出现，尤其在小楷书、行草书方面，尤见典型，在行笔布局上深得空灵的意趣，可见地域性文化对他的影响，他的书法艺术也融入了江南文化的灵魂。

　　3、碑草融合的复合式审美意象。这一特色在晚年的书法艺术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文革结束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是武中奇的晚年阶段，这一时期他的书法用笔更加融会贯通，他能自如地将各种笔法非常自如地加以整合驾驭，南北融合，碑草结合，步入化境，创造出了雄浑壮阔、刚健质朴而又灵秀洒脱、精炼概括的书法审美新格调。能从多方取法中形成自己的用笔特色和书法艺术格调，亦见武中奇书法创作取法的思路宽阔，不固守一隅，所以才能使他的书法有不同于一般人的如此高远的书法艺术境界和书法艺术特色的出现。

　　武中奇的书法艺术在用笔方面呈现出独特的碑学书法的审美特征。武中奇的书法艺术特色也呈现出“气盛”的特色，他的书法艺术多以雄浑壮阔的气势取胜，是气胜韵的一种典型。这一书法艺术特点的出现既得力于他本人北方豪放雄浑的性格，也得力于他书法取法的独特，创造性地运用多种碑学书法的笔法，所以才能有如此强烈的个人艺术风貌的出现。武中奇将欧阳询书法的森严峻整、廋硬劲、颜真卿书法的宽阔雄伟、端庄遒劲、《郑文公碑》的恢宏斑斓、纵逸刚劲、《龙门二十品》的雄健茂密、峻爽开合、《泰山经石峪刻石》、《水牛山刻石》古劲俊逸、雄奇古朴，他都加以融汇吸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用笔审美特征。武中奇浑厚雄伟、坚凝劲直一路书法审美特色的出现与他的用笔有很大的关系。武中奇非常注重魏碑方笔的运用，因而整体风貌显得大气、浑雄、壮阔的特点，深得方笔用笔的阳刚劲直之美。武中奇对于圆笔的运用所呈现出来的特点也非常明显，这应该得力于《泰山经石峪刻石》、《水牛山刻石》以及《郑文公碑》的圆笔的运用，因而保留了篆隶笔法的用笔特征，中锋行笔，给人以挺拔刚健、圆劲浑厚、朴茂苍劲之感。在他的行书、草书和榜书书写中，更能明显看出方圆笔、侧中锋的互换运用，更见笔法的灵活驾驭能力，直接体现出用笔的肥瘦、强弱、大小、曲直、刚柔、正侧、清晰与模糊等种种的变化与对比，令人赞叹其书法用笔的丰富。

　　武中奇的书法艺术具有以刚性线条为主的特质，书法线条具有很强的质量感，高质高量，远处于一般书家之上。在武中奇的书法艺术特色中，更值得称道的是他的书法线条所呈现出来的质量感，这是他书法艺术成熟和富有个性的标志性特色。武中奇的书法线条质感极强，整体上当以刚性线条为主，在线条中多呈现出阳刚壮美的审美气息，其线条无论粗细均呈现出如枯藤、如金铁一般的雄伟、刚健、劲直的审美意象，隐隐有杀伐之气溢出，显示出了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和惊人的艺术创造力。当然，武中奇的线条之美也并不仅仅表现出刚性的一面，也有柔韧、秀美的一面。尤其在晚年，他的书法线条遒劲有力，刚柔相济，粗细对比强烈，其柔韧精炼已经呈现出“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审美意象，不同于其他书法家一味刚猛、霸悍的味道，确实颇为耐看。线条也非常干净、干脆、利落，充分表现出武中奇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和对书法线条的驾驭能力。他的书法线条所表现出来的柔韧、丰腴、灵秀、潇洒美感，让人意识到江南文化对他书法审美观念的影响。可以说，武中奇在书法创作中对于笔法能收能放，能南能北，多路取法，确实弥补了因过于注重碑学书法而过于雄强而带来的审美上的不足，这亦是武中奇的高明、慧颖之处，在创造性的挥写中呈现出了他的过人才气。

　　可以说武中奇的书法特色是有多方面审美因素组成的，既体现在整体气势和大章法的空间布局上，有着浑厚挺拔、苍劲刚健、宽博雄强的审美特色的出现，给人以气势如虹之感。武中奇的书法艺术章法上大开大合，灵活而多变，结体或横向取势、或纵向取势，在空间布局上气势纵横、变化多段，呈现出强烈的开张磅礴、宽博状阔之美。武中奇的书法艺术打通了魏碑、隶书、草书和行书、楷书的界限，呈现出极为雄强的金石气息和韵味，因而其书法雄浑而大气，强烈的金石气息、庙堂气息在笔下出现。武中奇的书法艺术是北碑雄浑博大、挺拔峻整与南方潇洒灵秀、文雅俊美的特色进行奇妙的结合而呈现出来的风格面貌和审美境象。他的书法特色的出现既是晚清以来碑学书法的继续继承和变革的结果，也是汲取了帖学书法所具有的阴柔秀美书风而出现的书法艺术面貌。因而从总体上看，武中奇的书法呈现出体势雄强峻整、浑厚壮阔和潇洒灵秀、柔韧俊美相融合的艺术风神，在书法风格特色上呈现出了南北书风融合的特点，这也是晚清以来碑学书法发展的有规律性的变化。从武中奇的这一艺术特色中确实可以感受到二十世纪书风变化的某些征兆和艺术变革的痕迹，从中感受到二十世纪下半期书法发展的节奏和跃动的脉搏。武中奇这一书法艺术特色的出现不仅是他书法审美观念、书法个性的一种表现，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二十世纪艺术审美观念的沿革和新的艺术价值观念。

　　三、武中奇书法艺术审美特点及风格艺术特色形成的原因

　　武中奇书法艺术独特的审美特点及风格艺术特色的形成是有多种原因决定的。

　　首先，他的书法艺术审美特点及风格艺术特色的形成来自于他书法艺术取法对象的不同，从而确定出他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面貌，武中奇特定的书法取法过程决定了其书法艺术独特的审美特点及风格艺术特色。纵观武中奇的书法取法及其书法艺术的发展变革，他走的是以碑学为主、碑帖结合为辅的道路，是晚清、民国以来碑学传统的继承。他的书法艺术的特色和风格主要来自于对碑体书法的继承和拓展。武中奇始终没有中断对传统书法的借鉴、学习和深入体验，同其他传统型的书法家一样，不断经过临摹来建立起与传统互相感通的通道，从中汲取创作的营养、矫正自己的艺术思路和价值方向。当然，由于他的个人阅历不同、人生不同阶段所接触的书法环境和对象变化，随着他的文化视野不断提高以及自我认识的变化，他的这一过程也经历了多次的变化。经历了从为一般人所熟悉、接触到的法帖的接触、学习到不为一般人所熟悉、具有相当特色的书法的学习与研究、取法，经历了从北方书法环境到南方江南书法环境的大幅度转变，这都为他的书法艺术特色的形成带来了不同于普通人的际遇和机缘。因而也才有武中奇鲜明书法艺术特色的出现。这也是书法艺术家成长的必然阶段，要经历一系列的从不熟悉到熟悉、从常识型到专业型、从流派型到自我个性型的转化，武中奇完成了书法艺术的一系列成长过程，一生都没有中断这一成长的轨迹，因而也才有他书法特有的风格艺术面貌和审美气象的出现。

　　其次，武中奇书法艺术特色的形成也来自于他本人的性格特点、价值追求和精神气质，武中奇独特而深具个性的自我性格和精神气质决定了他书法艺术特色与他人的不同。字如其人，武中奇本人的性格特色造就了他的书法艺术风貌。武中奇书法艺术风格特色的形成显然与他的胸襟气度和个人人生阅历有很大的关系。刘熙载在《书概》中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贤哲之书温醇，俊雄之书沈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书可观识”，有什么样的人生阅历、性情特色、精神气质和文化结构，就有什么样的书法艺术风格面貌的出现。艺术特色即是一个艺术家人品、人格和性情即个人生命阅历的真实反映。武中奇早年就已经参加革命，有着革命家的情怀、斗志和血性，爱憎分明，为人豪迈、壮阔、激扬，胸怀坦荡、视野开阔、坚毅不拔，给人以雄浑激荡之感。从他的人际交往，也能感受到他书法中所蕴含的倔强、澎湃的雄浑气息，深得书法的勃然浩大气象。他早年与冯玉祥的接触，革命年代与黎玉、刘振华、迟浩田等人陆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人有的是他的书法知己，欣赏他的艺术才华，有的是他的引路人和同路者，有的是他的好朋友，有共同的志趣和追求，也有的是他费尽精力和心血培养的战士和同志，从他所交往的这些人中能感受到他所拥有的情怀、胸襟、气度和人生价值。武中奇书法中所呈现出来的精神气质和审美特色与刘熙载所说的“俊雄之书沈毅”的论断，都能看出他所具有的胸襟和气度，正是武中奇所特有的北方文化性格、坚毅的军人精神气质，才有书法中如此审美意象的出现。武中奇本人的性格、人文价值理想、书法艺术审美境界的追求决定了他的书法艺术风格特色和审美面貌的确立，他的书法艺术是他本人精神世界的投射和胸襟气度的本真反应。

　　第三，环境和时代的影响也是武中奇书法艺术审美特点及风格艺术与特色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艺术家不可能脱离开其特定的社会环境而创造出自己的艺术特色，武中奇的书法艺术风格特色的形成显然有着他所处时代和环境的深刻影响。武中奇早年投身革命，在战争年代里，他一直没有放弃对书法的热爱、学习和追求，战争的硝烟无疑为他的书法带来了一种阳刚壮美之气和血性，这一时期的创作也往往给他带来别人无法想象的灵感和深层次的表现内容。各种纪念活动内容的书写、各种纪念碑、纪念塔碑额、碑文创作的完成，使他的书法在传统的庙堂气象中融入了具有现代内容的书法艺术内涵，将自我精神和特有的时代气息在他的书法中得以升华。建国后武中奇南下来上海、南京工作，这一新的环境亦为他的书法带来不一样的审美气息。他在上海、南京期间与艺术家的交往接触、与潇洒灵秀的江南文化的接触，也为他的书法带来北方环境、战争年代所不具备的审美意象和艺术面貌。可以说，武中奇的书法艺术深受他所处环境和时代的深刻影响，他是一位对现实生活、特定环境和时代有着相当敏锐直觉和感受的艺术家。

　　可以说，武中奇特定的书法艺术取法对象和途径、武中奇特定的个性特点和精神气质、所处的特定环境和时代都促成了武中奇书法艺术审美特点及风格艺术特色的形成，武中奇的书法艺术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有着他本人的个性气质以及师法对象影响的痕迹。尤其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兴起所带来的历代书法资料的不断出土以及书法观念上的变革、外来艺术观念给他内心带来的冲击，都给武中奇书法艺术特色的形成与演化带来了新的因素，成为他得以继续变革发展的外在文化新环境和内在驱动力量，使他的书法艺术特色不停留在一般的层次上，一再地加以发展演变，进一步促成了他的书法艺术风格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表现内容和个性特色。从武中奇的书法风格艺术特色中可以意识到传统在现代的迭变、时代风云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特色以及武中奇丰富深邃的内心情感世界，他在书法艺术中留下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感知，有着自己内在的生命、精神和灵魂的呈现。

　　四、武中奇书法艺术的地位、价值与影响

　　武中奇首先是在北方地域性文化的孕育中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书法家，他的出现无疑具有自身特定的意义与价值。分析武中奇书法艺术的地位与价值，我个人认为，他首先是一位扎根传统与现代社会而成长起来的一位书法家，可以认为是继何绍基、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康有为、李瑞清等之后，在晚清、民国碑学占据主流时代后在中国书法艺术领域出现的一位重要的碑学书法艺术家。武中奇在书法创方面接续了清代以来碑学书法的传统，以碑学书法为主继续向前推进。他在书法艺术方面的成就与造诣完全可以与稍早于他或同时代的康有为、于右任、李瑞清、胡小石、萧娴等人所取得的造诣与成就相提并论。武中奇是二十世纪成长起来的一代碑学为主导的书法艺术家，他的书法艺术艺术特色的形成主要来自于多年来对传统碑学的深刻体会与觉解，并进一步突破了传统碑学对他的束缚和限制，走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道路，尤其在魏碑方面见解独特，艺术风格面貌突出，在我国现代碑学书法中尤其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现代碑学书法中无疑占据一定的历史地位。

　　武中奇也是二十世纪大革命时代崛起的书法艺术家，他的书法艺术中无疑有着革命家的元素，有着红色文化的基因。如果说版画尤其木刻版画艺术在中国革命中起到了唤醒民众、传播现代文化、创造新文化以及积极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传统的书法艺术在二十世纪的革命浪潮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这一领域中，毛泽东、舒同以及武中奇都起到了重要促进的作用，充分体现出传统书法艺术在现代阶段所具有的文化传播力和艺术生命力。在这一系列的影响中，武中奇依托山东、江苏悠久的书法艺术传统和优异的艺术文化环境，创造出深具自我个性特色的书法艺术，终于开启“武体”书法艺术的出现，成为红色书法家最为杰出的代表。武中奇以传统的书法艺术形式和深具自我个性特色的书法艺术提升了革命家在现当代文化艺术中的地位，成为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代表和承载者。从武中奇的书法艺术中完全可以感受到他顽强不息、豪迈奔放的革命激情和雄浑壮阔的精神气象以及他所处时代所特有的精神气息和文化风貌。

　　当然，更为值得重视的是武中奇书法艺术中所具有的现代书法元素和艺术观念，这也是他在现代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价值和意义的一个方面。武中奇的书法艺术是二十世纪东、西文化进一步发生变革、现代学术体系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形势下诞生出来的书法艺术。在他的书法艺术中不仅延续着传统书法碑学与帖学彼此演化、发展、对立的影痕，而且也有着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心理扭结和定位，更有着理想与现实对立的转化与结合的思考，以及在东西方文化观念冲突中带来的迷茫与坚守。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书法艺术，如何在战争年代、和平年代走出新路，如何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重新给予定位，从中走出自己的道路，爆发出强大的艺术创造力和表现力，武中奇的探索确实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他的书法不仅有着传统书法的精华，而且也有着现代书法的特质。武中奇在二十世纪特定的文化氛围内、在中国文化内部不断感知中国书法的艺术表现力、艺术生命活力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书法艺术家，因而不仅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书法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现代文化意识的现代书法艺术家。武中奇在书法艺术领域的探索中，不断与现代思潮和文化观念相呼应，在抽象、概括和审美意象的表达方面无疑有着自己的个性、体验和思考存在其中。从他的书法中，不仅可以感受到传统书法所带来的审美视觉冲击，而且也有着特定时代精神内涵蕴藉其中，更有着现代书法所具有的艺术气息和精神意象。武中奇的书法艺术与我国传统碑学在现代文化条件下新的转向相呼应，与杨守敬在日本所派生出来的现代书法艺术相呼应，与于右任坚持进行的书法艺术的革新相呼应，积极参与了新时代书法艺术的新一轮的变革和拓展，尤其晚年的艺术实践，更具有这一层的意义与价值。这也许是武中奇书法最富有特色和艺术生命力的一面，很值得加以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

　　五、结论

　　如上所述，武中奇是在二十世纪现代思想、文化、科技、艺术剧烈发展、碰撞交融之下诞生出来的一代书法艺术家，是在二十世纪大革命浪潮和救亡图存时代下走出来的书法家，在骨子里充分具备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气质，有着革命的血性和红色基因。武中奇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中外文化交流和剧烈碰撞中不断推进自己的书法向前发展。武中奇的书法艺术不仅接受了北方碑学传统的洗礼，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碑学盛起的基础上拓展出自己的书法创作道路，取得了书法创作的新成就，而且也继承了南方以南京文化为中心的江南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无疑有着南京书法的血脉、江南书法的血脉、现代书法的血脉的传承，是北方雄浑峻拔书风与南方灵秀潇洒书风加以结合而确立出来的现代书法艺术。武中奇的书法艺术实践对于碑学书法和帖学书法本身来说是一个成功的突破和拓伸，他将传统书法推进到了具有时代风貌和自我个性特色的现代书法范畴中来。武中奇的书法艺术深深浸染了革命情怀和变革精神，有着红色文化的基因存在其中，也是自我精神寄怀以及他所坚守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文化条件下的一种真切表现。武中奇将一生所坚持的文化价值理想和中原地区特定的人文底蕴、江南悠久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将其特定的革命经历、精神体验和生命感受融进了他的书法艺术之中，所以也才有武中奇如此风格面貌的书法艺术的出现，终于在高手如林的书法艺术领域中占据属于他自己的一席之地。武中奇被誉为“书圣”，与二十世纪的“篆圣”吴昌硕、“书圣”于右任、“草圣”林散之、高二适同时“称圣封神”，尤其同于右任、林散之、高二适三位书法家一起与南京有着如此的不解缘分，这也是书法史上非常罕见的艺术集聚现象。二十世纪四位书圣在南京的的集中同时出现，适逢如此之会，武中奇又何其幸也！

　　（赵启斌 于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 2021年11月23日）

　　赵启斌 ：一九六八年一月生于山东滕州，一九九三年入学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史论专业，获学士学位。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家评论协会会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员、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美学学会会员、江苏省楹联研究会会员、江苏省博物馆协会会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红楼梦研究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二０００年就职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从事美术理论、历代绘画艺术研究，致力于书画创作，艺术创作主攻书法，以行草书、经书体书法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