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宋代抚州临川（今江西境内）人，出生于1021年12月，2021年是王安石诞生1000周年纪念。蓦然回首，当年“安石乱天下”一事又有几人知晓。
对于王安石，一般人主要通过他的那首著名诗篇《泊船瓜洲》来晓知：“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我因专业与职业关系，知道他是中国古代文学“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答司马谏议书》是我在上大学时的课本上见到的，后来我在写作《理学古文史》一书时，也曾对唐宋八大家古文中的理学问题作过钩沉；在从事全省文物工作时，让我知道了王安石在南京“半山园”还有个旧居，现坐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内。而通过读《宋史》，又让我对历史上的王安石曾经“乱天下”的经过有所了解。
一．王安石生来“眼多白”，穿着不修边幅，也曾不屑为官。
王安石年少时就喜欢读书，具备过目不忘的特异功能。写起文章来，动笔如飞，开始看起来不经意，文章写成后，见者无不称其精妙。王安石有位好朋友叫曾鞏，与欧阳修关系较熟，曾拿着王安石的文章去向翰林学士欧阳修推荐。欧阳修见到王安石文章后，十分赞叹，就利用自己“文章太守”的威望和在朝廷中任礼部贡举主考官的资历为王安石宣传延誉。王安石后来考进士，得“上第”成绩，被朝廷破格任职，派到淮南任判官；朝廷后来又召试馆职，让他到京城为官，但王安石均“不就”，不愿意。欧阳修又推荐王安石到朝廷来做谏官，王安石又以母亲年事已高为由，仍然不愿为官。后来还是欧阳修，考虑到王安石的俸禄生计，就让他在地方任个群牧判官，开始是到常州任知府，后来又到江东任刑狱。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来到朝廷，任度支判官，负责国家财赋事宜。
王安石未富贵时，虽然名震京师，但这个人生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甚至有时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当世人多称其贤时，唯独苏轼父亲苏洵对王安石的为人本质看得很透，说：“凡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苏洵又作《辩奸论》来讽刺王安石。《宋史》卷三三二《李师中列传》记载，当时李师中进士及第后到地方任官，朝廷此时也在重用包拯，大家就在一起议论说，从此朝廷事情要多起来了。李师中对同僚们说：“包拯何能为。今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必斯人也。”二十年以后，李师中的话果然应验了。后来不仅曾鞏同王安石离得远远的，王安石也不把欧阳修放在眼里，这一切都在王安石后来的“变法”实践中呈露无遗。
据《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列传》记载，王安石在朝廷任度支判官一职后，议论高奇，能言善辩，旁征博引，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他给仁宗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国家加强“法度”建设，认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所表达的思想，在他日后执政过程中被不断付诸实践。
正是由于王安石一次次拒绝馆阁之命，士大夫们都以为王安石有这等大才却无意于官场，就更加想结识王安石，恨没有机缘与之谋面。这一来，朝廷只要有“美官”即重要官职，大家都想到王安石，就担心他不来。朝廷让他去修皇帝的“起居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位，可以整天在皇帝身边，皇帝的言谈举止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并且还要记录在案。王安石对此不感兴趣，辞谢推让了好多天。朝廷又派閤门吏将皇帝的敕书送到王安石门上，他仍然拒不接受。閤门吏追随在王安石身后，要给他拜呈道喜，王安石竟然跑到茅厕里去躲避！閤门吏没办法，只好将敕书放于案上而回，王安石又令人追上送还。就这样往返“上章”了八九次,方才接收下了皇帝的敕书，遂“知制诰”，担负起为皇帝起草诏书制谕的重任，同时负责纠察在京师的刑狱。
王安石终于有了可以施展才华的平台，所以再也不辞官了。
但后来又因为在对一些案件的处理中，与朝廷大理寺意见不一致，并且讲话的内容都是冲着当今“执政”者，所以也就与许多人相忤，人际关系紧张起来。后又因母亲去世，在整个宋英宗朝，他都“召不起”，不去做官。据《宋史》卷三四四《鲜于侁列传》记载，王安石居住在金陵时，“有重名”，名气很响，许多人盼着王安石能够当宰相，但进士出生的鲜于侁却对王安石“沽激要君”的做法深恶之，经常对别人说：“是人若用，必坏乱天下。”
二．“熙宁变法”引来朝野哗然，皇帝提醒：要畏惧百姓舆论。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在“巨室”人物韩绛、韩维、吕公著等引荐下，被起用为江宁知府，相当于当上了今天的南京市市长。但旋即被诏到朝廷，“入对”讲席，任翰林学士兼侍讲，成为神宗皇帝的智囊。
王安石希望皇上为政要“择术为先”。熙宁二年（1069年），拜参知政事，又进言皇上：“变风俗，立法度，最为方今之所急也。”宋神宗十分欣赏王安石才干，觉得王安石讲的有道理，为摆脱北宋政权积贫积弱的局面，消除政权巩固的危机，于是拜王安石为相，专门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以掌管经划邦计，统筹国家财政度支，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并任命王安石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共同负责“变法”事宜。但是到了具体实施变法行动时，王安石只让同党吕惠卿来专门负责此事。
变法涉及到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场、保马、方田诸役等方面，朝廷同时派遣提举官四十余人在全国各地进行宣传督办，“熙宁变法”正式拉开战场。
王安石为人，性格强忮，遇事自信所见，执意不回。为了推行新法，他甚至说出这样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下定决心要大干一场。“新法”是一个系列，熙宁二年出台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条约；熙宁三年颁布募役法（免役法）、保甲法；熙宁四年颁布方田均税法，改革科举制度；熙宁五年颁行市易法；熙宁六年颁行免役法。在这过程中，他将朝廷内外的“老成人”罢黜殆尽，多用自己门生中“儇慧少年”，因为这些人能说会道、敢做敢为。
所谓“青苗法”，就是“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钱，散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意思是说，在每年农历的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这样可以大大增加政府收入，限制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但强制农民借贷，利息偏高，农民负担依然沉重，朝野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宋史》卷三三七《范镇列传》记载：王安石改“常平法”为“青苗法”，翰林学士范镇言：“常平之法，起于汉盛时，视谷贵贱发敛，以便农末，最为近古，不可改。而青苖行于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间耳。今有两人坐市贸易，一人故下其值以相倾，则人皆知恶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恶乎？”宰相韩琦也极论新法之害，送条例司疏驳；右正言、谏官李常也乞罢青苗钱，诏令分析，范镇皆封还，以示对皇上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不满。
“常平法”始于汉代。《新唐书•刘晏传》记载：“刘晏又以常平法，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宋神宗曾问开封府判官赵瞻：“卿知青苗法便乎？”对曰：“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扰攘中，掊民财诚便。今欲为长久计，爱养百姓，诚不便。”希望朝廷还是用“常平法”对待百姓，不要搞“青苗法”。
所谓“均输法”，就是“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意思是说，政府设立的发运使掌握各地生产情况及政府宫廷需求，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统一运输，这样可以降低国家支出，减轻纳税户的额外负担，限制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便利市民生活。但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收购运销，以此积累国家财富，违背了客观经济发展的市场调节规律，虽然对市民生活带来便利，但加大了生活成本，不符合民生利益需求。
所谓“保甲法”，就是“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发放弓弩武器，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这为维护农村社会治安，建立全国性的军事储备，节省了大量的训练费用，但“保甲法”在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多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甚至砍下了自己手臂。熙宁五年（1072年），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聚众抗议事件。
“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就是“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意思是说，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助役钱，官僚地主、女户、单身汉概不例外。这种做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但对贫苦百姓是沉重的负担。老百姓叫苦不迭，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役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变法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
“市易法”是“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 意思是说，在县级政府设置市场交易场所，允许任何人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在市场短缺时再行卖出，政府收取五分之一利息。这样可以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但老百姓获利甚微。
“保马法”就是“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值，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意思是说，将原来由政府牧马监来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来养马。保甲户自愿养马，可由政府给以监马或者给钱自行购买，并可以免除部分赋税。这样做，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得以提高，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但老百姓的负担加重了。
“方田法”就是“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意思是说，下令在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分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结果是清丈出了大量隐瞒土地，增加了政府收入，部分农民免除赋税后得到了实惠。
另外还有“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结果是：水利工程广为修建，保证了灌溉，耕地面积增加，农业生产得到发展，政府税收增加。但由于兴修水利数量逐渐成为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一些地方政府强制百姓修建水利，加重了老百姓负担。北宋政府奉行养兵政策，士兵虽多，但良莠不齐；军权集中、更戍法直接削弱了部队战斗力；将不识兵，将无常兵，将帅指挥受制太多，其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士兵经常换防，缺乏训练，素质低下。为此，王安石还推行了“裁兵法”和“将兵法”，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从而提高了军队士兵的素质。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把各路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有利于加强军队的战斗力。
王安石变法得到了皇帝宋神宗的支持，在开始时，只要有人反对变法，皇上就会力挺王安石，并对有些反对变法者进行惩处。御史中丞吕诲反对王安石变法，曾列举“过失十事”，结果被皇上赶出了朝廷。韩琦、御史中丞司马光又向皇上反映，变法带来了“士夫沸腾，黎民骚动”社会不稳定现象。
开封有一户人家为了避免保甲税，宁愿将自己的手指手腕截断。知府韩维向皇上禀报后，皇上把王安石召来，告诉他民众反映强烈，抵触情绪很大。王安石听了后说：“这事不一定是真的，即便是真的，也不足怪。现在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然惊异，况于二十万户老百姓，肯定有那些愚蠢的人容易受人蛊惑煽动。我们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就啥事也不敢做呀。”神宗皇帝对王安石说：“老百姓的话如果合理，我们采纳了，改革就会取得胜利，老百姓的舆论也不可不畏惧啊！”但是，王安石十分强辩悖理，皇上的话也听不进去。
《宋史》卷三三四《萧注列传》记载，萧注进士及第，为人有胆气，嗜杀，但能够看人面相。有一次，宋神宗问他王安石这个人怎么样，萧注说：“王安石牛目虎顾，视物如射，意行直前，敢当天下大事。”宋神宗一想到目前正对王安石委以重任，也就不再多计较他与王安石之间的君臣关系了。
三．与同僚闹翻，神宗皇帝面露忧色，皇太后哭喊“安石乱天下”。
王安石本来是由曾鞏引荐给欧阳修的，当欧阳修因年老请求致仕时，参知政事冯京要求挽留欧阳修。由于欧阳修对王安石的变法持与司马光一样的反对态度，所以当听说欧阳修要退休时，王安石不同意冯京的请求，对皇上说：“如此一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皇帝果然听了王安石的话，让欧阳修退休。
当时，朝廷一大批官员中，欧阳修、文彥博是向皇帝举荐过王安石的人，司马光、范镇与王安石原先也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王安石为了变法的推行，对这些人的排斥是不遗余力，不留情面，有的被赶出朝廷，发配到地方当苦差。富弼、韩琦二人是王安石身边的人，当他们对王安石“青苗法”提出异议后，也被王安石比作共工和鲧二人，是顽固忤逆。
据《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列传》记载，王安石与司马光同朝，针对国用不足问题，宋神宗诏学士议。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司马光说：“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王安石回答说：“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说：“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双方争执不已。王安石主政推行新法，司马光上疏言其利害。司马光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但吕惠卿与王安石意见一致，说：“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司马）光言非是，其意以风（讽）朝廷耳。”宋神宗问司马光：吕惠卿讲得有没有道理。司马光回答：“布法象魏，布旧法也。诸侯变礼易乐者，王巡守则诛之，不自变也。”司马光与吕惠卿进行辩论，吕惠卿不能对，就用其他事情来诋毁司马光，遭到了神宗皇帝的批评。
宋神宗在竭力调和变法派和反对变法派两个阵营的矛盾，尤其希望司马光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辅佐自己早日挽救国家危机，实现国家的振兴。熙宁三年二月十二日，又擢升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但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辞请，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
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司马光看到他的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而被罢官，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司马光在洛阳一呆就是15年，编纂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天下老百姓都认为司马光是真宰相，因为他更多的是关心基层老百姓的疾苦，所以，田夫野老皆称之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司马光，字“君实”。
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大旱，久不雨，饥民流离失所。宋神宗整天面露忧色，对朝嗟叹，欲去掉变法内容中那些不善者。王安石却说：“水旱常数，尧舜禹和商汤也不能避免，此不足以引起圣虑。皇上但当修人事以应之。”
神宗皇帝说：“此岂小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甚至有人口出不逊语言。自朝廷近臣以至皇宫后族，没有一个不说变法带来危害。两宫太后常对朕泣诉。朕担心京师会出现骚乱，加之天旱，更易失去人心。”王安石对皇帝的担忧仍不当回事，还说自己从未听说过有这等事，并且把责任推到其他官员身上。
新法推行后，“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乱”。（《宋史》卷三三七《范祖禹列传》）也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郑侠的京城卫官，将自己所见到的“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绘成图卷，将图呈献给神宗皇帝。郑侠对皇帝说：“老天干旱严重，完全是由王安石所致。革去王安石，老天必定会下大雨消除旱情。”神宗皇帝把“饥民图”给王安石看，王安石不但不反思，还下令将郑侠发配到岭南去了。
这边，慈圣太后、宣仁太后又流着眼泪抹着鼻涕地对皇上说：“安石乱天下！”
神宗皇帝终于对王安石的变法有所怀疑了。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宋神宗下决心罢免了王安石宰相职务，将其降为观文殿大学士，再任江宁府知府，由吕惠卿接替王安石原先从事的工作。
四．王安石三任江宁知府，司马光扭转“国富民贫”，大宋国力增强。
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接到圣旨后，王安石昼夜兼程，倍道而还。回到朝廷后，王安石任命自己的儿子王雱为龙图阁直学士，但儿子不从。王雱后来在处理王安石“私书”问题上，遭到王安石的严厉责咎，因愤恚而背部发疽病死。
宋神宗很欣赏一个名叫鲜于侁的人，这个人的文采与为人都令皇帝满意，就通过下诏求“直言”方式，让鲜于侁来到了皇帝身边。鲜于侁上书论时政，其中有：“可为忧患者一，可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体而召民怨者，不可概举。”矛头直指王安石。王安石很是愤怒，就跑到神宗皇帝那里说鲜于侁的短处与不是。宋神宗回答王安石：“侁有文学，可用。”王安石问：“陛下何以知之？”神宗回答：“有章奏在。”王安石一听，不敢再说话了。鲜于侁后来到地方任官，对于王安石的变法并没有完全执行，而是以不害民为前提，他说：“青苗之法，愿取则与，民自不愿，岂能强之哉！”苏轼称赞鲜于侁是：上不害法，中不废亲，下不伤民，实为“三难”。
王安石自从重新走上宰相位置后，脾性较前似有所收敛，变法派内部也分裂严重，支持者愈来愈少。同时他也明显感觉到，神宗皇帝对他的信任程度在降低，神宗的变法决心已经在动摇。变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于是就经常向皇帝请病假，要求退休。加之儿子王雱死后，更令他常悲伤不堪，力请辞去宰相一职。
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确实有点厌烦了，熙宁九年（1076年），同意王安石辞去宰相职务，将王安石降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这是王安石第三次出任江宁府知府一职了，从此，王安石隐居江宁“半山园”。熙宁十年（1077年）又改封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元丰二年（1079年），朝廷又复拜王安石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在汴京去世，其子赵煦年仅十岁即位，是为宋哲宗。因哲宗年幼，宋神宗的生母高太后（即宣仁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实际“垂帘”秉持朝政大权，前后长达9年之久。
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国丧。洛阳老百姓在道路两旁“遮道聚观”欢送他，高喊“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老百姓希望他能留在京城汴京以辅佐皇上，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洛阳百姓围观相送，致使司马光的马车一时前进不得。
到了京城后，高太后派使者询问司马光当务之急。司马光连续上了好几篇奏札，归纳起来就是：广纳谏言，废除新法，尤其对王安石“新法”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变法派们完全是在“舍是取非，兴害除利”。
高太后执政后，“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 ，起用司马光等为相，废除王安石新政，放逐变法派，史称“元佑更化”。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但在实际操作时，偏重于谋求开辟财源，获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财政税收，导致“国富民贫”。加之新法在实行过程中过于急进，前期宣传铺垫不够，造成社会逆反现象严重。新法废除后，百姓欢天喜地，社会开始稳定，国力开始增强。契丹辽国和西夏的使节到来时，必定拜访司马光，他们告诫本国的边吏们：“中国现在是司马光当宰相了，你们不要轻意在边境生事端，制造摩擦。”
五．王安石与司马光：生前均怀报国志，名垂青史千秋颂。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享年66岁，朝廷赠太傅。但到了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才获谥“文”，给予盖棺论定，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有一个学生叫陆佃，是越州山阴人，居贫苦学，夜无灯，映月光读书。曾不远千里来到金陵，拜王安石学习经学。熙宁三年，陆佃应举入京，恰逢王安石当国“变法”，推行新政。有一次，王安石问他对新政的看法，陆佃说：“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是也。”王安石大为吃惊，想不到自己的学生也持不同意见。王安石说：“这件事情，我是与吕惠卿研究商量，并且又进行了外部走访后才决定下来的。”陆佃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王安石说：“公乐闻善，古所未有，然外间颇以为拒谏。”王安石笑曰：“我哪里是拒谏这种人？但邪说营营，故无足听也。”陆佃说：“这就是人们说你拒谏的原因了。” 《宋史》卷三四三《陆佃列传》记载，在朝廷“去安石之党”后，士多讳变所从，朝野反对王安石已成一面倒态势。王安石去世后，陆佃任中书舍人、给事中，他不惧政治风险，“率诸生供佛，哭而祭之”，为王安石举行悼念活动。由此可见，王安石变法失败，对他产生的政治上负面影响是相当大的。
再说司马光从洛阳回到汴京后，先以门下侍郎入朝，吕公著也以尚书左丞被召，文彦博、韩维、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相继得到重用。司马光执政后的第一道札子就是《请更张新法》，他把新法比成毒药，认为必须全部废止。遂罢“青苗钱“，复“常平”糶糴法。宰相蔡确与韩缜，知枢密院事章惇都是王安石变法派人物，有的被贬，有的被判刑，有的被逐出朝廷政府机关。
司马光为了报答朝廷和百姓，立志要像诸葛亮那样，“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就连生病做梦，梦中语言都是朝廷天下事。司马光去世时，年仅68岁。太皇太后与皇帝都十分悲恸，亲往吊唁，赠太师、温国公，襚以一品礼服，赙银绢七千。谥曰“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京师人“罢市往吊”，有些人虽然没有钱，宁愿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司马光后来归葬陕州，出殡那一天，哭者如哭其私亲。司马光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陕洛间皆化其德，有不善，就问到：“君实得无知之乎？”
历史有时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一幕布。也就在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朝廷为王安石赠谥号“文”、予以肯定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司马光的否定声音出现了，这种声音一直持续到宋徽宗朝。
御史周秩及宰相章惇、蔡卞、蔡京等都曾翻案，否定司马光，要求夺职夺谥，甚至要对司马光“发冢斫棺”，但都遭到了皇帝反对。当时被太学生指责为“六贼之首”的蔡京在任宰相时，曾撰《奸党碑》，令郡国皆刻石。
长安有一个石工名叫“安民”的人，拒绝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石碑上，哀求说：“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安民哭泣着说：“遭遇劳役，我不敢拒绝，乞求不要让我的名字‘安民’二字刻在石碑的末端，恐怕得罪后人。”当时负责监工的官员感到十分惭愧，同意了这位石匠的请求。
一直到靖康元年（1126年），司马光才得以还赠谥；到了南宋高宗赵构的建炎年间（1127-1130年），司马光才得以配飨宋哲宗庙庭。
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我国历史上可圈可点、名垂青史、千秋赞颂的杰出人物，但在如何关心国运民生问题上，王安石留给人们更多的是教训，司马光留给人们的更多是经验。司马光的经验源于他对人的生命的爱怜，我们可以从他小时候在危急关头能“砸缸救人”的智慧中见出，更可从他编撰的《资治通鉴》皇皇历史巨著中领悟。作为历史上的南京市“老市长”，王安石始终以文学名世，在南京这方土地上创作了不少佳作，今日之南京成为“世界文学之都”，这位“老市长”也应该有一份贡献吧！
束有春 2021年11月19日于金陵四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