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对我成长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许少飞先生。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华南师范大学读书期间，酷爱诗歌，并尝试创作，每次忐忑不安把习作寄给报刊，都是石沉大海。1987年大学本科毕业分配到扬州一家中专学校，仍然痴迷诗歌。

　　1990年，一个朋友见我如此，便把我带到扬州市文联找他的朋友曹永森老师，曹老师看了我的几首习作，谦虚地说诗歌自己不大懂，许少飞老师是诗人，他是文联秘书长兼《扬州文学》的主编，培养了不少文学青年，你去找他吧。正在这时，走来一个气宇轩昂、穿戴整齐的50多岁的男子。曹老师说，这就是许老师。于是，他把我的诗作给了许先生。许先生说要理发，让我先坐一会儿。时间不长，一个年轻的编辑来叫我，说许先生回来了，后来我知道他是孔德云老师。

　　许先生让我坐下，指着我的习作《屈原》说，这首诗写得很好，有意境，与屈原本人也像，拟安排在下一期《扬州文学》上。《春天》和《猴戏》开头写得很好，但后面两节写得勉强。我听了如醍醐灌顶，大学里学到的有关文学理论知识，仿佛一下子活了起来。先生让我抓紧把这两首诗也改好，尽量同时发表。

　　我两天后又去找先生，先生直接动笔帮我修改，我看了当时眼睛一亮：《春天》有万物生生不息的乐趣，《猴戏》的结尾有更加精到的体悟。于是我在《扬州文学》终于第一次发表了诗作，而且是三首诗。这本杂志和先生的修改稿我至今还保留在家里。

　　诗作发表后，先生把我喊到编辑部，让我拿样刊和稿费。他勉励我继续写，说我起点比较高，要好好努力。

　　我以后一有习作就到编辑部找先生，先生每次都很高兴，在肯定我进步的同时，指出不足。他要我对同一个题目最好用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去反复写，我尝试以后，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切实有用的写作方法。

　　先生退休以后，我在编辑部找不到他了，于是就到他家去请教。先生家住在扬州五中的宿舍楼，绿树环绕，比较安静。书房和客厅摆满了书刊，阳台上坛坛罐罐全是花草。每到秋天，先生家中最夺目的是菊花，有的花瓣细长如同松针，有的花瓣洁白四面舒展，像雪白绒球。先生既喜爱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也欣赏蒲松龄的小说《黄英》中的主人公以种植菊花致富。

　　随着与先生的交往，慢慢地，我也把在中专学校的不顺告诉先生，表示想去扬州报社。先生耐心地开导我，我不适合去报社，应该去学校。后来我渐渐知道报社工作的压力和难处，庆幸自己听了先生的话。

　　2000年，先生劝我进高校，虽然工资不高，但有时间读书写作。我到了某高职院校工作两年后，被提拔为社科系主任。先生为此把我喊到他家里，叮嘱我：一是要好好工作，这样可以加速我成长；二是不能满足于行政工作，读书写作才是立身之本。

　　担任系主任后，我确实想要干一番事业，对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作了矫正。不久就遇到麻烦。开始，先生还为我排忧解难。过了半年，先生正色对我说：“小李子，你担任系主任后，整天忙于行政和人事纠纷，没有好好读书。如果这样，这个主任你最好不要做。”接着，先生与我谈到他一个曾经的朋友，一行作吏，面目全非，连先前擅长的专业都丢了。他正如一个陷在沼泽里的人，已经淹没到胸口了，自己还乐在其中，无可救药。你现在只是脚踝陷在泥泞里，可以轻易地摆脱困境。先生告诫我，学校里的是非你不要管，安心读书。2007年，我终于考上了扬州大学的古代文学博士。随后，我也调到学报编辑部。先生把我喊到他家里长谈，开心地问我：“现在一心读书写文章与社科系主任比较，哪一个更舒坦？”说完忍不住开怀大笑。那次，先生留我吃了晚饭，一直谈到深夜。临走，先生拿着手电筒照着我下楼，我再三要先生回家，先生一直目送我骑车离开才回去。

　　我的博士论文是《包公文学研究》，我把零星发表的论文带给先生看，先生常常与我探讨清官文化的诞生问题，并且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严敦易《元杂剧勘疑》送给我，我如获至宝，这本书已经50年不版了，有的大学图书馆都没有（这本书后来被一位熟人强行借走，至今未还）。先生希望我的论文要有深度，但要增加可读性，论文要有灵性。

　　2010年，我博士毕业后，高职院校不需要博士，去留成了一个大问题。先生劝我离开这家高职院校：“梁园虽好，非久恋之家。”先生曾经希望我到扬州大学任教，或者江苏其他比较好的本科院校。为此，他还帮我联系了他的朋友，但是当时高校几乎都不需要古典文学教师，直到后来国家重视传统文化育人，这种情况才大大改观。历经许多波折，2014年，我应聘到福建的一家比较好的本科院校。我离开扬州前夕，先生反复嘱咐我要注意身体，好好做学问。

　　我到福建后工作忙，不能常回去，每次回去都要去看先生。先生听到我回扬州时，总是说欢迎你来玩，往往都是要我上午到他那儿玩。到了先生家中，先生亲自动手，留我吃饭。先生特别关心我的科研，语重心长地说，你能写出别人写不出的文章。

　　几年前，我去看先生，先生告诉我，一直卧病在床的黄老师走了。先生的爱人黄老师退休后身体不好，先生20多年一直悉心照料黄老师，黄老师走了，他不免显得伤感。随后，他不经意地说，他也买好了墓地。先生有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人生观，对于生死看得比较坦然。我忽然发现，80多岁的先生腰板不再像以前那样挺拔，有点佝偻，头发也变得稀疏了。听了先生的这句话，我有点难受，只得把话题岔开。先生又娓娓谈起扬州园林。先生退休后醉心于园林文化，出了好几本专著，这些专著不是高头讲章，文笔优美，引你走进一个绿草如茵、色彩缤纷的世界。古人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先生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是一位令人敬仰的人师。可惜我不能像《资治通鉴》记载的魏昭那样“愿在左右，供给洒扫”，只能在每次回扬州的时候拜望先生，先生的谈吐风雅而睿智，每次都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今年暑假，扬州新冠疫情严重，我没有能回扬州。8月10日，我给先生打电话，没有人接。以后几天都是如此，我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8月21日零点，孔德云老师打电话告诉我，先生走了。

　　先生走了，一直关怀我成长的先生走了。我大学毕业后，走了许多弯弯扭扭的脚印，在每一个人生关键处，都有先生关注的目光。以后我在迷惘中，再也不会有人给我指点迷津。扬州五中那座溢满花香和书香的房屋，再也没有先生高大的身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