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博士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唐宋词概说（三）

　　经过隋、唐、五代近四百年间众多民间作者和文人作者的共同努力，词业已由发源时仅可滥觞的一泓清浅，演为初具波澜、力能浮舟的溶溶流川。而进入两宋时期后，因着创作队伍的不断壮大，创作视野的不断开阔，创作技巧的不断新变，词的发展形势更有如江出三峡，一泻千里，吞天坼地，溅玉喷珠，挟五湖百渎之水赴海朝宗。近人编《全唐五代词》，仅得一百七十余家，二千五百余首；而《全宋词》及《全宋词补辑》所收，却多达一千四百三十余家，二万零八百余首（含残篇）。尽管唐、五代词散佚的比例更大一些，不能据今存数目断言其词人、词作一定只有两宋的八分之一；但两宋词坛之远较唐、五代为繁荣，却是毋庸置疑的。单从两者之间的量的对比上，我们也可以约略窥见词在入宋后的鼎盛气象。

　　北宋的统治者有惩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兵连祸结，禁军怙乱，擅主废立的历史教训，早在建国之初就怂恿和诱导高级将领交出兵权，“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后来，又扩大科举取士及任官的名额，设置一系列叠床架屋的行政机构，实行“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宋史·职官志》）的烦琐官制，建设起一支庞大的、以文职为主的官僚队伍，作为保障其高度中央集权的基干力量。为了换取这一阶层的忠勤服务，封建君主也必须给他们以优厚的生活待遇。因此，当时达官贵人蓄养家妓的风气，士大夫阶层文酒雅集的风气之盛，是前朝所无法比拟的。此外，大一统政权的巩固，又给饱经晚唐、五代干戈俶扰之苦的人民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使他们得以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将社会生产力恢复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日趋兴旺发达，都市经济的日渐欣欣向荣，市民阶层的人数急遽膨胀着，成为一股愈来愈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他们口腹之余，自然也要文化娱乐方面的享受，于是便有那民间乐工、歌妓“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风尚所趋，凌轹往世。上流社会与中下层社会对于声歌的共同需求，构成了推动宋词臻于极盛的合力。而由于这两种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艺术旨趣，与之相适应的词的创作面貌也就大相径庭。这在北宋前期表现得尤为典型。

　　贵族们得利较早，因而北宋早期词坛是他们的一统天下。但贵族词艺术高峰的出现，还在开国后第三代君主仁宗统治时期，其代表作家是晏殊、欧阳修。他们都官至宰辅大臣，词作侧重于反映士大夫阶层闲适自得的生活以及流连光景、感伤时序的情怀；所用词调仍以唐、五代文人驾轻就熟的小令为主；辞笔清丽，气度闲雅，言情缠绵而不儇薄，达意明白而不发露，词风近似南唐冯延巳。其艺术造诣不可谓不高，然而因袭的成分较重，尚未能完全摆脱南唐词的影响。

　　晏殊的幼子晏几道也擅长小令，与晏殊并称“二晏”。他是由贵公子降为寒士的，亲身经历了“华屋山丘”的人世沧桑，故其词于高华之中深寓悲凉。论时代，他已入北宋后期；论流派，则仍是晏殊、欧阳修的变调和嗣响。小晏以后，专学唐、五代令曲且以此名家的词人，在宋代才算是绝迹了。

　　市民阶层的势力不可能因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而立刻壮大起来，它需要经历一个社会生产水平提高、社会劳动总量积累的过程。因而市民词起步较晚，今存北宋早期词作中尚见不到她的倩影。但她发展的势头很猛，也在仁宗时期达到了高潮，其代表人物是柳永。柳永一生飘泊，沉沦下僚，政治地位不高，故较能接近民众。所作多描绘都市风光，传写坊曲欢爱，抒发羁旅情怀，内容略丰富于晏殊、欧阳修，语言也俚俗而家常，颇合市民阶层的口味。他精通音律，长期混迹秦楼楚馆，与民间乐工、歌妓密切合作，创制了许多新腔，其中大多数是更宜于表现繁复多变的都市生活的慢曲长调。慢词在民间早已有之，但自唐以迄宋初的文人比较矜持，他们宁愿择用那些句度类似五、七言近体诗（那本是他们的拿手戏）的短调，而不甚措意于所谓哇声淫奏的慢曲子。柳永是扭转此风的第一人。

　　词的篇幅拉长了，容量加大了，表现手段自然也要出新。于是，柳永将六朝、隋唐小赋的技法引进词的领域。他那层层铺叙、处处渲染、淋漓酣畅、备足无余的作风，确与崇尚含蓄、讲究韵味、抒情小诗般的传统文人词大异其趣。由于柳永词具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较新鲜的时代风貌，故而风靡四方，赢得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引西夏归朝官语）的盛誉。概括地说，北宋前期，主要是仁宗时期，词坛上就呈现着这样一种贵族词与市民词，雅词与俚词，令词与慢词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局面。当然，晏殊、欧阳修未始没有俗词、慢词的创作尝试，柳永也并非不作雅词、令词，以上所述，不过是就双方各自的主导倾向而言罢了。

　　同期还有一位以“张三影”出名的词人张先，官没有晏殊、欧阳修做得大，但也不像柳永那样仕途偃蹇，他的词“适得其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大抵出入于两派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