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博士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唐宋词概说（四）

　　宋词至于柳永，完成了第一次转变。但这转变只是翻新了词的音乐外壳，却未能从内容上根本突破“艳科”的樊篱。因此，当文学史家站在更高的层次为宋词划分流派时，仍将柳永与晏殊、欧阳修等一并编入“婉约派”的阵营。而拓宽词的意境，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部分地恢复和发扬早已式微了的唐五代民间词的现实主义精神，使词能够作到像诗那样自由地、多侧面地表达思想感情，观照社会人生——宋词发展进程中这更为艰巨，也更有积极意义的第二次转变，不能不有待于“豪放派”的异军突起。

　　北宋建国六十年后，社会繁荣背后隐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表面化。为了缓和这些社会矛盾，维持宋王朝的长治久安，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政治、经济改革的主张并付诸行动。仁宗庆历年间的“新政”，神宗熙宁、元丰时的“变法”，虽因大官僚地主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而终至失败，但它们对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影响却不可低估。宋词中“豪放派”的兴起，恰在这一时期，恐怕很难用巧合二字来解释。

　　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程具有不平衡性，未必所有的改革者都是“豪放派”，所有的“豪放派”都是改革者；然而改革精神必然会曲折地反映到文学包括词的领域中来，则是可以断言的。

　　严格说来，关于“豪放派”的发轫之始，应追溯到与晏殊、欧阳修、柳永大略同时的范仲淹。

　　范仲淹出身贫寒，贵不忘本，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曾亲率大军抗击西夏贵族政权的武装侵略，后又主持过“庆历新政”。其词虽只传五首，却颇多新意。如《渔家傲》之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以悲凉为慷慨；《剔银灯》之借咏史发泄政治牢骚，于诙谐见狂狷：这在当时以批风抹月为能事的词坛上，不啻是振聋发聩的一声雷鸣！

　　豪放之作在唐代民间词中已有一定数量，在唐、五代以至北宋前期的其他文人词里亦偶一露面，不可谓无，只是湮没在婉约词的茂草底下，呈间歇泉状态，未曾喷涌成溪而已。至范仲淹出，它才正式成为文人词的一种自觉的创作倾向。

　　我们之所以云然，是连同范仲淹那些散佚了的豪放篇什一并考虑在内的。据宋魏泰《东轩笔录》记载：“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假定所谓“数阕”为三至五首，那么在他可知见的词作中，豪放词与婉约词的比例便是五比三或七比三，前者明显占了优势。

　　进入北宋后期，神宗朝的大改革家王安石一方面在创作上步武范仲淹，以《桂枝香》（登临送目）、《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之类刚健亢爽的怀古咏史词显现其政治长才、豪杰英气，一方面又从理论角度向词须合乐的世俗观念发出了挑战。

　　王安石说：“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日‘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见宋赵令畤《侯鲭录》）这话实质上是以破为立，“豪放派”的创作纲领，已然音在弦外。

　　前此词中之所以充满着“妇人语”和“妮子态”，英雄志短，儿女情长，多阴柔之美而少阳刚之气，关键即在以词应歌，而晚唐、五代以来世尚女乐，歌者大都是妙龄女郎，为了适应她们的“莺吭燕舌”（宋张炎《词源》），词中自然只好以男欢女爱、离情别绪、伤春悲秋为主题，以“婉约”为正宗了。

　　“豪放派”要解放词体，打破“诗言志”（泛指情志）而“词言情”（特指情爱）的题材分工，冲决“诗庄词媚”的风格划界，就一定要松开束缚着词的音乐枷锁。在这一点上，时代略晚于王安石的苏轼，似乎走得更远。

　　苏轼非不能歌，但自言平生不善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因此，他只把词当成一种句读不葺的新体诗来作。

　　他在词里怀古伤今，论史谈玄，抒爱国之志，叙师友之谊，写田园风物，记遨游情态……真正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或表现为平冈千骑、锦帽貂裘、挽弓射虎时的激昂慷慨，或表现为骤雨穿林、芒鞋竹杖、吟啸徐行时的开朗旷达，或表现为大江酹月、故国神游、缅怀英杰时的沉郁悲凉，或表现为长路思茶、柴门轻叩、试问野人时的随和平易……真正做到了“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苏轼《答谢民师书》）。他是“豪放派”当之无愧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