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恭达的学“书”之路
2020-04-30 11:21:00  来源: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江南时报  作者:言恭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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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恭达,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全国)教育书画协会副主席兼高等书法教育分会会长。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兼职教授,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院长,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青铜器博物院顾问。

我的学书之路

言恭达

常熟是先贤言子故里,二千五百年前就开文学之先河。地灵人杰的常熟山水给了我受用不尽的文化滋养,博大精深的名城历史留给我渊雅醇古的艺术濡染。出生于世居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我,自幼随父学书画。而立之年,拜沙曼翁先生为师。曼师见我第一幅石鼓对联便评价说“不俗”,并指出:“读书万卷可医一俗”,要我将才气与刻苦,临帖与读书结合起来。我很庆幸有这样一位耿直而有学问的老师。受业于曼师,我受他艺术影响最深的:一是重视传统,由博返约,又不为古人与老师风格所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二是自然平淡,倍见真率之意。“书无刻意做作乃佳”,不求工而自工;三是艺贵变化,从结构、用笔用墨,到通势布白,照应起伏,正奇巧拙,自然天成。

艺术家是以自己的作品来维护艺术生命的。书法,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涵丰富的综合艺术。要具备书外功夫,必须同时涉足其他姐妹艺术,知其个中三昧。将不同艺术内容和形式美融化入书法艺术,形成多维视野,显现时代风采,生活美感。我从事书法,篆刻创作,亦喜绘国画,喜读文学作品,喜听音乐,它们可加强我综合美学内涵。而适时从政,则能从整个时代高度观照社会,了解社会,深入民间底层,丰富立体思维,提高审美境界,升华艺术思想,以求笔下的书艺走向大气与高端。实践使我深有体会,读史使人充实,哲学使人明智,美育教人旨趣高尚。一个艺术家若能有机会做点“经世学问”,则能有利于从“小我”进入“大我”,从小众进入大众,从小文化进入大文化,真正做到纵横求道,事业成功。

漫长的传统学习,我从那些名帖名碑上不但学到了书意与技法,更重要的是从历代这些大书家身上获得了对传统师心不师迹,立志开时代风气的治学态度与创造精神。我深深地懂得:回归传统不是复制传统。要在书法艺术上有所造诣,必须做到一是学古人,然不重复古人,二是随时代特质通变,又须不断否定自己。一个书家的成功决不是自己“做点文章”炒作包装出来的。半个世纪的求道苦旅,我越来越感到中国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必须深层的思考,理性的把握,敏慧的悟道,大胆的突破,必须循序前进,不急不躁。切莫被当今存在的浮躁、急功近利的社会文化生态所迷惑,要懂得:耐得寂寞乃结正果。

学书画印,我追求“清、拙、厚、大”。“清”则古雅,去“浊”“俗”,呈“逸”“静”,风规自远也;“拙”则朴浑,无作气,胜于巧,熟笔易得,生拙难求,气韵生动也;“厚”则沉雄,去浮滑,强骨格,真力弥满也;“大”则精深,去小家气,生至刚,至中,至正之大家气,品位高古也。

于篆书,我爱萧退庵之渊雅醇清,敦厚谨严,喜吴昌硕之朴茂雄健、凝重老辣。我将运笔取吴书,裹锋运行,沉着迟涩,深厚苍润,而结体则继承萧书,重心下沉,雅正端严。为了广其流而导其源,除了旁涉秦诏版外,更探其上游,博习两周钟鼎彝器、铭文,使其神气敦朴,用力石鼓文字,使其气格高古。我研究小篆在于整,大篆在于散的书理,结合时代特质在用笔、结体、墨韵上加以变化,尤以草书笔意写金文静态中的动感,结体正欹参差有致,墨色善用浓淡渴润,疾而又留,动而不浮,恣肆而凝练,体现雄茂超逸的创作风格,驰思造化的创作思想。

由篆入隶,我初从《礼器》《乙瑛》《曹全》入手,既而专习《张迁》《石门颂》,旁及竹木简书,六朝碑刻。而后尤喜高丽《好大王碑》的奇古浑穆,兼而取法。以篆法作隶,裹锋圆笔,如折钗股,不露吻肩,不执着于波磔挑拂。平实中求险奇,方圆相间,放逸疏朗,以求高古脱俗,率直简穆之意境。作隶蜕变于篆书,则能通其意以不变应万变。因酷爱汉晋简牍书,我学章草直接取法于流沙坠简。能溯其本源,方得第一义谛。做到作章草萧散灵动,沉着浑穆而风规自远。

写草书,我首先追求草法的纯正。笔墨遒劲清逸,宜重,宜留,宜意。用涩笔渴墨,强化意足气圆。书写时要如林散之先生所说的,做到心狠、眼明、手辣,要抢,这个抢不是指时间,而是对空间变化的一种把握。线性要丰富,线质要凝练,章法结构要随机生发,用笔造线、用墨造虚,把简约性和多变性融合到一起。

应该说,古今中外,任何艺术都是时代的产物。就书画艺术来说,传世的经典作品可以说都是“为人生而艺术”。这种优秀的文学遗产都显现出对当下社会的思考与人类精神的弘扬,也就是说,艺术的“人文性”,它的“人本主义”将永远超越艺术本体的技法层面作为人类历史的文化记忆积累下来。因此,新世纪以来,我就萌发了要通过书法来记录当代历史,体验辉煌,努力创作精品,以留下时代的印记。这些长卷作品内容均是我们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力事件的诗性表达,是社会文化的深层思考。

自2008年为奥运创作《我的中国心》大草长卷以来整整十年内,我已创作草(大草)、篆(金文)隶不同内容长卷巨幅十六件,我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思考:一是书法内容的定位。内容必定是时代特定的叙事经典表达或诗性传递。文字内容是任何一件书法作品的“核”,有核才有生命,才有魅力,才有根。此外,我们这个时代也提倡和鼓励书法艺术家不再沉湎于闭门造车,而是融入社会,拥抱时代,感知民生,感悟生活,让书家个人的生活体验提升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审美体验,从而实现真善美相统一的时代审美理想。这就是今天书法家艺术创作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有良知有责任的书家的社会担当。二是书法形制的定位。我选择了书法长卷形式。长卷挥洒文字容量大,且可长可短,尽情挥洒,尽意造势,不受篇幅限制;长卷书写艺术处理变化大,跌宕起伏、首尾呼应,视觉空间虚实变化布局特殊。尤其是大草书更能达到符合时代特质的审美体验。三是书法创作理念的定位。守正通变,融古为我是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三十年来书艺创作的坚定理念。今天的回归传统,必须融入现代文化的诸多元素与时代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可以说,长卷承载着当下时空的诸多元素,如在人文空间上它是全球文化背景与人类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在艺术手法处理上它是白话文现代叙事方式,与传统书写唐诗宋词、古典文赋有很大不同,需要诗性的转换和音韵的丰富,这才能使长卷艺术具有独特的时代精神与文化价值。因此,长卷创作不管是草书,还是篆隶作品,都须观照与研究今天这个时代的审美趋向、审美体验,从技法到风格都要追求“个性化”表达中的内质和民族脉象——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时代传递,而不是单一、肤浅的形式解构与视觉图式。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底开始,我就尝试“以篆入草”与“以草入篆”的实践探索。试以2017年所作《军魂颂》大草长卷(三十二米)为例,简要作一说明。一是从作品气格上以篆籀笔法入草,就是绕过明清,追求宋和宋以前经典的大草风貌,实践清代碑学背后含蕴的博大辉煌的金石气与传统帖学透析的儒雅古逸书卷气的融合。努力做到中锋绞转,气格沉雄,纵横奇逸、宏阔苍遒。二是从长卷形式上,我追求大开大合的形式解构,借诗歌之意境,跌宕起伏,意趣横溢。既豪迈大气,又古雅清逸,力求开合有度,虚实相生。体方而用圆,应势而生,随象而形,结字之造险,布陈之虚实,通变中达到和谐统一。尤其是好多字法笔断意连,笔断势连,营造形制布白的二度空间进入三维视野的过渡。三是墨法上的精心处理。要力求表现线性嬗变的丰富性,形式构成的随机性,须均擅用渴墨,注重造白,独辟虚静境界。创作时,我大量巧用了渴墨、燥锋、宿墨,其墨调、墨态做到了浓淡相宜、润渴互补。四是通势布白的全方位把握,以保证整幅作品气息不但畅通,而且求得空灵虚静。此是遵循老庄哲学的“虚、静、明”“致虚极、守静笃”,力求达到整体气格境界的通明融和。

清逸、蕴藉、浑朴、平和、简静是我五十年来砚边探索的艺术风格,以求赢得自然、平和、虚静、简约、古雅、高踔的气息。晋人清简相尚,虚旷为怀,自生风流蕴藉之气,且格守法度,笔墨不失榘度,书学晋唐,其理如此。

“相书”有“南人北相”之说。江南书风,多呈阴柔美,乏阳刚气。我欲求“南北结合”“碑帖相融”,达到北“势”与南“韵”有机统一,将恢宏之豪气,清畅之逸气结合起来。将碑的凝重苍茫,帖的醇雅精微,简的天趣率真结合起来,在充实中求灵逸,于闲静里把握节奏,捕捉感觉中朦胧而又微妙的深层意象。然“相”始终还是“南相”,一如江南菜肴,除加“神仙鸡汤”外还可增真辣味,以“吊鲜味”。

“书者,心之迹也”。蜕庵太师云:“书道如参禅,透一关,又一关,以悟为贵。”数十年来学书体会最深的则是“悟道”。书须靠“悟性”之发韧。按米芾所说书家要追求“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的理想境界。“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悟得情与理,是戏又是艺。”(黄佐临语)书画艺术要求其似与不似。自然生乎形,气韵生乎法。

书画重在境界,非可以形似论之。六法中最要紧的是“气韵生动”。一靠创作意境,二是笔墨情韵,方可下笔落墨,辄饶奇趣,苍古高逸。创作意境,以意为主,意造境生,书法相对易得。书法,必须通过摄情达到“摅发人思”,使观者在“不尽之境”中受到感染。常人说的“书外之意”即指此。天机舒卷,意境自深也。数十年实践证明,只有当审美主体及其同审美客体的关系取得进一步认识,对书艺表现情性具有明确的理解时,才可能形成对书艺意境的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稳沉雄强的气质中,把握着一种中国人文中和的品格,以实求神的审美是求情达意道路的基本步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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