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汇点讯 在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有关楼市的表述中有一个字非常突出，那就是“租”字。报告中说：“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通过增加土地供应、安排专项资金、集中建设等办法，切实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一段话中有三个“租”字。

怎么理解这段表述？记者以为，这较以往更强烈地传递出一个信号：住房租赁市场这个短板将加快补齐，不仅要发展，而且要规范；未来大城市新市民、青年人解决住房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出路将不是购，而是租。

这对许多想在大城市安居的青年人来说，今后住房更易租、宜租，当然是好事，起码可让无房前的日子过得更从容，但接下来的拷问也更严峻：自己还买不买房，尤其是婚房？如果不趁早买，而是安于长期租房，将来会不会更买不起？

政府租购并举的政策思路，是“两条腿走路”：一部分人的住房通过商品房市场解决，另一部分人的住房通过租赁市场解决，以前“租”这条腿偏短，现在正在补齐。在商品房市场，政府职责是通过调控手段遏制炒作以稳定房价，让有意购房自住的人买得起房。对于买不起商品房的困难群体，政府的办法是建设、提供标准和价格均低于商品房的保障性住房。对于非困难群体而又一时买不起房的人，能解居住燃眉之急的出路安排只有租了，这部分人就包括新市民和青年人。

将新市民与青年人并立，是因为许多城镇居民并未拥有城镇户籍，人虽在城市定居，但并不充分享受户籍市民的待遇，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人口统计上，一个农民只要在城镇居住6个月，就算城镇人口了。按这样的口径，2020年全国城镇化率已超过60%，但以户籍人口统计的户籍城镇化率只有45%。二者相差的15个百分点就是新市民。显然，新市民中许多人面临着和青年人一样的居住难题。 

新市民和青年人的困窘在于，凭一己之力购买商品房越来越成为一个梦想。“房价收入比”，指家庭住房总价与家庭可支配收入之比，是全球通用的衡量房价水平的指标。据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测算，2020年全国房价收入比为9.2，创近20年来新高，而根据我国实际情况，7-7.5为合理区间。该院去年曾预计2020年全国楼市全面回归理性、房价收入比小幅下行，实际结果是小幅上升0.5。“特殊”的中国楼市让易居这个“老手”也失算了。

老百姓掂量自己的财力够不够得着房价，算法有点“简单粗暴”。2020年，深圳市二手住宅成交均价突破6.6万元/平方米，一套100平方米住房至少需要600万元，一个年收入20万元的家庭买房的话，需要不吃不喝30年。南京市去年商品住宅成交均价突破3万元，一套房300万元很平常了，一个年收入20万元的城镇家庭买房也得15年。以一己之力，不靠父母家人帮衬，在大城市能不能买得起房？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本账。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已达到96%，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0平方米，户均一套房，人均一间房。自1998年实施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之成效有目共睹，但多年发展后形成的结构性矛盾也日益突出，集中体现在高房价造成两类人住房极大困扰：一是新市民、青年人购房梦越来越遥不可及，二是改善型刚需“小换大”“旧换新”的难度在增加，一定程度上还被不断收紧的地方调控措施所“误伤”。

不过，需要青年人以及其身后的父母换个角度认真思考的是，初入职场不久、收入水平在漫长职业生涯中刚起步，青年人在住房消费问题上该不该有个循序渐进的安排？先租后购行不行？面积小一点行不行？房子旧一点行不行？位置偏一点行不行？

现实中，青年人在住房上的超前消费现象客观存在，得父母之助后一步到位买新房的比比皆是，明明90平方米够住了，偏要买140平方米以上的非普通大房子，而父母往往还助长了孩子的这种超前消费、攀比之风。

事实上，父母自己当年就是一步步改善过来的，而西方发达国家很多人也是在“人到中年”后才拥有了自己第一套房。因此，让青年人在住房上“因无而思有”“因小而思变”，进而激发更大的事业进取心，难道不更好吗？

总之，新市民也好，青年人也罢，如果量力而行、稳妥规划，在政府有关住房制度性框架安排下，其城市“安居”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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