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阴历腊月十四，传来戴逸先生去世的噩耗。
戴逸先生出生于1926年的江南常熟，已近百龄，驾鹤而去，并不令人意外。我与戴逸先生并无过多交往，只是多读他的文章，受其影响，如此而已。看到一些缅怀戴逸先生的文章，有来自他的家乡常熟的，有来自他一生供职的人民大学的，还有一来自大连的一学者的，等等，等等，倒让我想起一些与戴逸先生有关的琐事来。
世人多知戴逸先生是清史研究大家，关于他的访谈文字，在网上搜寻，都不难见到。他写《简明清史》，他写《乾隆帝及其时代》，更有他主持清史工程，据说也已经到了收尾阶段，真是功莫大焉。但，他对民族与边疆问题，也深有研究，不同一般。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曾经给当时党内的最高领导人讲述过中国的民族边疆史问题，远远超出他所研究的清史藩篱，条理清晰，持论平实，新人耳目。我在某处看到他讲述的基本文稿后，一口气读完，颇有醍醐灌顶之感，这也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作为中国历史学者对此与现实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的最新表述。有一场合，说给当时的部主要领导王湛听，他说，你留意一下，看看有无结集成书？找来看看。不久之后，北京的一家党校出版社出版《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八位学者谈九个专题，其中就有戴逸的《中国民族边疆史研究》。戴逸讲述民族问题，不回避西来说，还说到瑞典学者安特生，也提到台湾学者的族群说，他认可的是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说。他举了一个例子，把麦子磨成面粉这一做法是秦汉以后方才从西域传入内地，光武帝刘秀被困河北，冯异向其进麦饭，是煮熟的麦子。此说是否准确，姑且存疑，但戴逸注意历史细节的眼力还是很令人佩服。论及统一与分裂的问题，戴逸非常谨慎，他字斟句酌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令人印象深刻。他说，统一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内容，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军事的和民族的……有全局的和局部的，有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各种不同的统一关系和统一方式。他进而谈到统一的条件与时机，他直言不讳地说，实现全国的大统一需要很多必要的条件，如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民族的，这些条件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实现大统一需要时间过程和有利的时机，当条件成熟时，需要有把握时机，利用条件，驾驭全局的才能。大统一并不排斥局部地区的小统一，大统一所创造的和平环境为局部地区的发展和统一提供了条件，而局部地区的小统一又可以成为全局大统一的重要步骤。但是，如果不善于把握时机，就可能失去历史上出现的一瞬即逝的完成大统一的大好时机。他关于大统一与小统一的说法，比较新颖，以前没有见到有人如此说过。就清朝的民族与边疆政策，他引用周恩来的评说充分肯定满清，“清朝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戴逸还详细解说了服事观与华夷观，说到了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吴大澂、贻谷、赵尔巽等人的主张与实践，戴逸也简略而具体地说到了中国的边界问题，不枝不蔓，要言不烦。我把此书送给王湛，几天后，他见到我说，戴逸的研究很透彻通达，另外几篇也都很好，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
大致是在1998年，我当时正在研读《翁同龢日记》，对许多事情，云山雾罩，不得要领。刚好在常熟有一关于戊戌变法与翁同龢的会议，不是正好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嘛，我和理论处一同事去参加会议旁听。就是在这一会议上，遇到了不少此领域的专家学者，其中就有戴逸先生。当时的他，虽然已经年逾七旬，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他主要谈戊戌政变中的所谓袁世凯告密问题。他广征博引，侃侃而谈，他的结论是，戊戌政变，无秘可告。袁世凯事后落井下石，是力求自保。他如此行为，促使慈禧太后等加重了对维新人士的处罚力度。事后，我就台湾萧公权提出来是光绪帝罢免翁同龢而非慈禧太后要除掉翁之说请教戴逸先生，也说到高阳对翁同龢的看法。戴逸先生沉吟片刻，他说，高阳的书，流布很广，影响很大，萧公权的说法，恐不大可信，还需论证。处理、罢免翁同龢，应该主要还是慈禧太后的决策。当然，刚毅等人也会煽风点火添油加醋。至于康有为评说翁同龢是维新第一人，这也是过誉之辞，不符合事实。戴逸先生讲这样一番话时，李文海教授也在很认真地听，他当时是人民大学的主要负责人，看得出来，他对戴逸非常尊重，执礼甚恭。
2004年，我去欧洲，道经北京，夜宿和硕敬王府。闲暇无事，陪着钟效雯大姐在附近闲逛，无意间就到了段祺瑞执政府的院子，里面居然挂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牌子。印象中，楼内尘垢处处，颇为荒凉，在院子西侧，似还有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的一个资料室，也对外卖书。看到这一牌子，立即想起一生倾尽心力研究清史白发苍苍的戴逸先生，他是这个所的第一任所长啊。
人海茫茫，白云苍狗，我在阅读晚清资料穷困无助的时候，我在就一些晚清人物纠葛难以廓清的时候，就会想起在常熟请教戴逸先生他耐心答疑的情景。但，囿于我的胆怯自闭，还有各种琐事的缠绕，此后，再无请教打扰过戴逸先生，真是莫大的遗憾。
一代楷模崇雅正，千秋文字更嶙峋。
史学大家就此远行，在这样的冬夜，遥送戴逸先生，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