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南钢宾馆参加这个会议，非常高兴。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随便说几句，供大家批评指正。

　　我们知道，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在中国的历史并不算悠久，这一词汇出现在中国是在1930年，是由袁殊先生提出来的。此前，报告文学在欧洲兴起，多有成功文本。大致在1932年，阿英编选有关选本，报告文学独立成章，才算有了独立身份。当然，这并不是说，报告文学完全是舶来品。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中的诸多篇章，也可视为是一种报告文学的雏形。《史记》也并非凭空而来，此前的先秦文学，百家争鸣，《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都是司马迁的参照，都能找到报告文学的影子。不过，至少在元明清之前，文学的主体还不是小说，而是诗词歌赋，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楚辞汉赋六朝骈体文唐宋诗词蒙元散曲。明清中期之后，在志怪、传奇、话本基础之上的小说才开始兴起，当然，诗歌、散文仍旧是主流，绝对的主流。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西学东渐，欧美文学纷至沓来，小说的兴盛，散文阵容的扩大，颇有给人一枝独秀百舸争流之感。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成为新文学的旗帜。

　　我们在瞩目欧美影响的同时，也要说到俄国，虽然俄国也是欧洲国家，而它毕竟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也因为它对中国的影响。高尔基、巴别尔等人，也包括他的前辈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他们的作品也都大量进入中国。高尔基的《母亲》写于美国，他是小说家，也是政论家、报告文学作家。在他看来，报告文学是散文的一种，有别于新闻特写，有一定的文学性、时代性。他的《列宁》，是写政治人物、政党领袖。列宁在1925年去世，他辞世不过才不到一月，高尔基就写出了这一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其独特价值的报告文学人物特写《列宁》。高尔基写自己与列宁的交往，写自己对列宁的观察、评价。他多次提到列宁的光头，列宁的大脑门，列宁蒙古族人的脸庞，列宁在急切激愤中的斩钉截铁，这应该是书写政治人物很重要很独特的文本。他还有《一月九日》，写俄国的1905年1月9日沙皇对示威者的镇压与屠杀，几乎完全是人物对话，却准确地描绘出当时的俄国风雨欲来的社会图景，被鲁迅认为是一种“先进的范本”。值得一提的是，高尔基的文学成就不仅体现在小说、剧本、散文、文艺理论，他也是报告文学的倡导者与力行者，他是出版家、编辑家，他组织出版《名人传记丛书》《世界的一日》。他的回忆录、游记，也应该属于报告文学的范畴之内。

　　我们现在来看，高尔基写《列宁》是典型人物，写《一月九日》是热点事件。他也写《苏联游记》《天涯海角》，观察反映社会变迁人间潮汐。昨天，《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在致辞时提到了瞿秋白，说到了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饿乡纪程》，似乎还提到了邹韬奋的《萍踪寄语》。我们知道，瞿秋白是革命家，曾经短暂主持过中央工作，他的《多余的话》是在他临近牺牲之时留下的绝笔。我曾把他《多余的话》与布哈林的《岁月》进行过文本比较。瞿秋白牺牲于1935年，布哈林被秘密枪决于1938年。布哈林还有《一年四季》被认为是小说，而他的《岁月》有一副标题是《布哈林狱中绝笔》，实际上是个人回忆录，应该也属于报告文学之列。处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深受苏俄的影响，用这一文体书写传递苏俄的信息，也是报告文学时代性的最为鲜明的体现。

　　当然，对于苏俄，徐志摩也有独有观察，罗曼罗兰也有深入观察，而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则是围绕斯大林，有记述，有评说，不能完全当作一种纯粹的政治人物传记。他的评说，也是一种很精彩的政论，这大概也符合报告文学政论性的一种特点或者说标准。因为被污名化，因为种种因素的干扰，所谓托派，陈独秀等人还被视为托派分子，此书的文学价值被大大低估了。

　　报告文学源于欧美，还有几位重要的有着新闻记者身份的报告文学作家不得不提。如斯诺，他的《西行漫记》迄今还在不断印刷发行，还有出版机构为此而忙碌着打了官司。另有一位基希，他与伏契克一样是捷克人，却用德语写作，但他加入的是奥地利的共产党。基希在1932年，也就是91年前，秘密访问中国。他经历丰富，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病逝于1948年，享年63岁。他一生创作了大量报告文学作品，中国人最为熟知的是他的《秘密的中国》，这一本书，周立波先生在1937年依据英文版翻译，而英文版则是根据德文版而来。在这样的语言转述传递之中，虽然多有不准确之处，但就是在今天看来，基希的选材眼光表现手法还是很令人钦佩。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由23篇作品构成，多为特写、素描，却尽显异域观察者的敏感、独到，别具只眼，就如同毛姆的《在中国屏风上》一样。基希到中国之时，正逢九·一八事变之后，一·二八淞沪抗战正在如火如荼之际，基希写吴淞口的废墟，说日本士兵的葬礼，谈军火贸易的细节，澳门人在上海的身影，葡萄牙人在上海的营生，白俄在上海的求生，印度人在上海的生存之道，中国当时的死刑判决，上海滩上的金融投机，一个名叫张继贵这一黑社会头头的丧礼，当时上海的物流，中国的街道，中国的疯人院，租界内英国人的大致状态，纱厂童工的悲惨现状，他在北京所遇到的被遣散之后的宦官的生活状态，黄包车夫的罢工，来自巴格达的哈同在中国的发迹，当时的中国京戏、皮影戏，他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他对十九路军开赴前线镇压苏区红军的观察，凡此种种，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有着高屋建瓴而又细致入微的解剖与审视，真是绚丽多采，千姿百态，裁剪取舍，高人一筹，语言也很机智幽默，激情中不乏舒缓。也不知道，夏衍的《包身工》是否受基希《纱厂童工》的启发？不知何故，周立波在生前要求去掉了基希的《屋顶花园》一篇。说到周立波，他的《山乡巨变》近年来被不断提及，清溪乡也被重新书写，这一文本当然是一部长篇小说，其文学价值要远远高于《暴风骤雨》。周立波也是报告文学作家，他的《娘子关前》，还有他的《韶山的节日》，当年刊发在岭南的一家报纸上，还引来了轩然大波。周立波病逝于1978年。我们看基希，他观察中国，一定见到了很多，听到了很多，但他就是这样取舍，这样选材，删繁就简，简约大气，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初的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切片。基希也说到了南京，反复批驳别人说南京是一座沉闷的城市。不知他何故有如此印象，也许是一种障眼法而已。

　　在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新闻性、时代性之外，也多说其政论性。提起政论性，就不能不说到爱伦堡。爱伦堡有六卷本的《人·岁月·生活》，由三联书店出版。他经历过一战、西班牙内战、二战，有大量作品流布，他两次获得过斯大林奖金。爱伦堡的《巴黎陷落后的一个月》《苏联人民的憎恨之火》，有着强烈的政论色彩，有着明晰的价值取向。他写1940年6月14日巴黎沦陷后的街头，他写巴黎陷落之后的市井百态，城市的死亡。他写1943年苏德前线苏联红军的普通战士，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男女士兵的国恨家仇，他提到了苏联人的一句俗语“月亮是一个德国人发明的”。他还提到一个细节，一位在战争中耳朵被震聋的中士已经杀死了66位德国人，当有人问他为何不戴一只德国手表而只是用挂表的时候，他回答道，“我是尊敬我的手腕的。”爱伦堡也提到了一位乌克兰少尉霍曼科，“每次当他打开报纸的时候，他首先要看一看有没有关于乌克兰的消息”。写《昆山之路》《苏州老乡》的杨守松也有在文本中写议论的特点。

　　30年前已经去世的约翰·赫西于1945年正在中国采访，他出生在天津，11岁返回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从事编辑记者工作，在他31岁的时候获得过普利策奖。他闻听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立即赶赴事件现场，采访了六位幸存者，写出了《广岛浩劫》，刊发在《纽约人》杂志，引起强烈反响。约翰·赫西采访深入细致，记述翔实可靠，语言客观冷静，笔调清新简洁，文本甫出，简直是一纸风行，洛阳纸贵。约翰·赫西还写有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白莲花》《一块孤独的石头》等。

　　我们中国本土的报告文学文本，大家多次提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赵超构的《延安一月》，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穆青的长篇人物通讯。新时期以来，徐迟的报告文学，钱钢的《唐山大地震》，理由、刘心武关于一场足球比赛的记述，王树增的长篇革命历史题材，多被人屡屡说及。就江苏而言，当年杨旭写无锡荣家，杨守松写昆山，滕凤章写张家港人，都有一定口碑。

　　我参加过两次江苏报告文学奖的有关评比，印象深的文本有《南京1949》《忘记我》《新安旅行团》《草圣林散之评传》《鲁迅地图》《渴望决战》等。这些非虚构文本，有历史人物，有历史事件，大都能紧贴人物、事件，较好地体现出报告文学的文体特点，较少资料堆砌，较少浮语虚辞，较少生吞活剥，较少向壁虚构，较少自说自话，较少亢奋激越。但在报送诸多作品的阅读之中，感受多多，感慨多多。肯定的话就不多说了，成绩都摆在那里，但还是有几点粗浅的印象，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坦诚直言，与大家分享：

　　一是文本的语言问题。报告文学，固然要强调时代、新闻性，但是文学性也实在不容忽视，不能轻视，不能漠视。否则，这一文体的前景实在堪忧，难说得很，尤其是在全媒体的时代，大家的阅读眼光，大家的审美趣味，都已经今非昔比。看不少文本，多机关公文语言的恣肆嚣张千人一面，多汇报材料的生硬拼贴，多文件的重复摘要，这实在是对报告文学的曲解、误解，甚至是轻慢、伤害、一大公害。以前说报告文学是商业文学，现在的语言问题已经到了令人发指无法容忍的地步。

　　二是文本的选材问题。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选材当然要紧扣时代，感受时代律动，呼应国家战略，紧随时代脉搏，贴近时代的召唤。选材难免撞车，难免重复，但还是要尽量避免重复劳动；即使同一类题材，也要量力而行，有所敬畏，诚挚为先，选好角度，不能一哄而上，浪费纸张。新安旅行团，这几年出现了好几种文本，文体各异，都各有所长，但比较而言，还是淮安于兆文的文本，似乎略胜一筹。乡村振兴，有国家步骤，有地域特点，也有各自角度。范小青、乔叶、罗伟章是小说家，也都写了《宝水》《下庄村的道路》《家在古城》等文本，有虚有实，令人欣喜。而在评审的文本中，这样的乡村书写实在是如过江之鲫，而令人眼睛一亮的作品，恕我直言，实在是比较罕见。

　　三是书写的知识储备问题。面对一书写对象，村落，城镇，企业，人物，事件，社会现象，特点问题，还是要多做功课，多多打量，多元视角，不要率尔操觚，轻易下笔。报告文学的书写有新闻性，但它毕竟不是本报讯，毕竟不是小通讯，报纸在等着印刷，否则就要开天窗。作为书写者，置身一个领域，深入一个场域，介入一种现场，面对一个课题，没有一定的功课准备，没有一定的深思熟虑，根据现有的资料，蜻蜓点水找一些人物采访，补缀敷衍成文，在如今的时代，并非难事，但要赢得读者认可，经受时间考验，就不大好说了。

　　四是作者的历史准备问题。马克思说过，所有的学科，都可以归之为历史学科。报告文学因其文体特点，容易是急就章，不是都说是轻骑兵嘛。但，萝卜快了，也要尽量洗泥。我说的历史准备问题，既有一定历史知识、常识的准备，更要有报告文学本身历史文本的比较、参照，历史观念的更新。高标在前，不能一叶障目，目无余子，狂妄自大。有人说到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是很陈旧的说法，很传统的教条，非常令人遗憾。驾驭一个写作对象，哪能如此草率如此轻佻啊。此前，因种种原因，报告文学这一文体，说不上声名狼藉，却在读者中也的确有不少负面的看法。

　　如今的全媒体时代，更是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新时代，正处在复兴道路上的遭逢百年大变局的中国，新闻信息的享有已经在网络上风起云涌，脱胎于新闻的报告文学因其独有的价值而凸显出其后新闻、深度新闻、长新闻的长弧效应而在文体演变之中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在当今的沧海横流风云变幻之中，我们不乏写作的热情，不乏书写的题材，匮乏的是我们切入的疲软失语的危机笨拙的笔触。

　　啰啰嗦嗦，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