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摄影生涯中最难以忘怀的是在《新华日报》工作的那些日子，我很感谢《新华日报》使我有机会能用相机记录和见证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段历史。岁月流逝抹不去我对《新华日报》的摄影情结。1950年3月，我在部队的报社学习摄影，那时对照片要求不高，只要拍清楚，能留存资料和供阵地流动展览用就算完成了任务，我从未梦想过有朝一日能成为党报的一名摄影记者。1952年9月，当我踏进新华日报大门时，我真有点懵了，我的高中文化水平、摄影经历、政治条件(共青团员)，都远远不能胜此重任。当时我风华正茂，思想单纯，既然是组织决定就只好豁出去干了。好在有部队生活的磨练，自己个性好强，肯虚心学，能吃苦。但由于家庭的“阶级成分高”，虽然解放前就参加革命，但每当有政治运动来临时，也逃脱不掉被审查的命运，幸而我有“自知之明”，在运动期间老老实实呆在报社接受教育，运动过后就找机会下农村去摄影，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改造自己。不论严冬酷暑，不管在洪涝灾害现场、地下煤层坑道、灼热的炼钢炉前……只要能拍到第一手照片，我从未退缩过。1970年被下放到南通。现在回想起来要不是自己“先天不足”，政治上无优越感，真的很难想像我会如此辛苦去拍摄下众多的那个年代的现在看起来有一定历史价值的老照片。也很感谢《新华日报》摄影组的老同事陈哲和王广林为我保存和找回部分老照片。摄影作为决定性的瞬间，按下的不仅仅是快门而是历史，我保存的老照片也见证着《新华日报》的昨天。1952年，《新华日报》成为江苏省委机关报，社址就是原来国民党《中央日报》旧址，前面4层大楼是编辑部，后面则是工厂，我刚到报社时很好奇的曾去工厂参观印报过程，那时拍照的人很少，工人们要拍一张照片也很不容易，他们看到我后，希望我能为他们拍照作纪念，我也正好多一次摄影实习机会，当年印刷厂设有铸字、排字、纸型、照相制版和印报等车间，报纸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排字工人，首先从各种字号和字体的铅字架上一个个拣出来，排好打成小样，经校对改样，再根据编辑部版面组划好的版样拼成报纸的版面，然后送纸型车间打纸型、浇铅板，最后上机印刷。如今印刷厂已告别“铅与火”的时代，采用激光照排、轮转机印刷，工作效率不知提高了多少倍。

半世纪以前，新华日报的排字、拼版车间，这是工人同志正在灯下忙着拼版。

这是当年报社印报车间，工人同志们正在印报的情景。

　　排字、印报车间的繁重劳动场面早已不见了。1953年，我无意间还拍了一幅三轮车运送印好的报纸去邮局发行的照片。

这是上世纪50年代报社大门口，一辆三轮车正在运送印好的新华日报去邮局发行。

　　还有一件令编辑部老报人怀念的夜班编辑办公时用的马蹄形办公桌，可算是国民党时代的“文物”经过报社几次搬迁已不知去向。

这是解放初期，报社夜班编辑室的马蹄桌，坐在桌的周围的有编辑部主任吴镇(后排右一)，编辑部副主任姚北桦、李廉，编辑张居德、王士行、左克、许万里。靠墙边条桌上坐的是两位女干事：张蕴秀和傅京兰。

　　1960年在报社大门口当时唯一的一辆采访车——吉普车，由驾驶员沈妙福开车。我清楚记得，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江苏省和南京市各界人民在体育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散会后大家都急着返回报社发稿，平常只能坐4个人的这辆吉普车满满地塞进去7个人，我们到报社时人像感到挤扁了似的。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新华日报唯一的一辆供采访用的吉普车。

　　——成稿于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