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时报讯 1936年，费孝通应姐姐费达生邀请，来到开弦弓村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并写下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江村经济》。彼时江村是一座远离城市、靠近水泽的乡村，有着浓浓的中国南方村落的氛围：村民以乡村传统家庭蚕丝业和水稻种植业为生，整个村落自成一个礼俗社会。同时，以费达生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妇女，深入农村，开展合作运动，推广科学养蚕，获得了丰硕成果，为江村向现代化迈进奠定了轻工业基础。
今日的江村，已经不是费老初来时的模样。笔直的公路通往村子的核心，前方，巨大的灰色水泥牌坊上刻着“中国江村”四个大字。然而路上少有车辆往来，一辆拖拉机穿过巨型牌坊下方，远远地消失在尾气和烟尘里。如果说《江村经济》留给我关于江村的印象是新绿色，今时今日乍现在我眼前的江村，是灰色的。像众多先后崛起的村庄一样，物质水平提高的同时，它们的外观和气质也越来越“城市化”。如果继续用色彩作喻，完全形态的城市是人造宝石那种晶莹的彩色，完全形态的乡村是瓜果蔬菜那种油画的彩色，而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落下脚步的聚落，才呈现出蒙蒙的灰色。
灰色，是一种视觉上的直观，但不是生活的全貌。作为一名观光者，我想我并没有看到自己期待的江村；但如果试想自己是江村的居民——一位从江村走出在市区谋生的青壮年劳动力，我应该是满意的——
“我”在这里有一栋复式小房子，房前有一片自留地，可以解“种豆南山下”的兴怀；房子一楼的小院可以种花、豢养鸡犬；房子虽然远离市区，但足以赡养老人，周末回家探望，亦可放松身心；村里有一间礼堂，为村民免费放映电影，既满足了娱乐需要，也节省了开支……
这对于“打工人”来说，几乎是一种理想的需要奢求的生活。但是，在某些时刻“我”也会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失落：是当我回想起放学后和伙伴在田埂上奔跑的时刻，是想起夏天骑在牛背上趟过池塘的时刻；是在小楼里将头伸出窗外仅看到左邻右舍紧闭的大门和防盗窗的时刻，是在走出家门看见昔日亲切的土地被承包商用栅栏围起，刺耳的音响播放着各个年代的摇滚乐曲吸引游客、无人问津的土壤上稀稀拉拉地排列着植株的时刻……“我”能真正感受到那些灵动鲜活的岁月已经和自己的人生擦肩而过，曾经以为平常的事物和光景转瞬不复再见，“乡村”在“我”的生命之书里已经翻页。如今的休息日里，“我”一个人坐在自家院子里，终日只是面对电子屏幕，暴露在互联网将我们与办公天涯咫尺相连的阴影下，意识到自己能够把握的“资本”“幸运”“生活方式”，与人群中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孔不过是形式上的差别。
在我看来，这是如今江村的两个侧面，也是中国许多发展中农村的缩影：功能性的一面凸显，生活性的一面萎缩。在其中生活的人们，和偶尔进入的旁观者，他们的心中也有两个衡量标准，一个只需要用物质评价，将生活设施兑换成金钱，作为生活质量的单位；另一方面，他们内心深处还有一些对物质和精神世界相融得当的生活幻想，或是童年时期丰饶的内心世界投射到当下生活所致，或是期待未来可以有一处地方安放自己浮躁的灵魂，并为之而努力着，暂时不考虑现实生活的刻板与死寂。于是，一个全新的江村被人工地造出来了：以“便民”或“新农村风貌”之名置办的菜市场，虽有固定摊位，却既无买者也无卖者，犹如鬼市；为纪念费老访问，扇扇新楼之中蜷缩着一个以旧修旧的小商店，保存着上个世纪的原貌；村里的门牌标语选字多从费老手书中摘取，似乎是一种荣光的象征……这些痕迹，以一种僵硬和奇怪的姿态，向往来的人无言而倔强地宣告着，不知是历史塑模了当下、亦或是当下侵入了历史。
如何将文化与经济共同发展，是一个并不局限于江村的发展命题。我认为，如果我们不神经质地割裂二者相待，或将其视为发展一方必然要折损另一方的零和博弈，就会觉得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转换思路。什么是文化？在我看来，被相框装裱、被玻璃展示柜封闭的、被人为圈画出来的，并非是真正的文化，也许这些内容物曾经是载体，但就其实存的形式而言，它们只是文化的空壳。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画廊还将其视为文化，并且不容否定它们所承载的文化含义是文化的最高形态，是因为我们与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共鸣，我们是它们的后代，还沿袭着它们的思考方式在思考着，它们的生命力转移到了我们的身心之内，欣赏它们犹如揽镜自顾。回到那个清醒的命题之上，文化诞生于经济，经济诞生于人的劳动。费孝通不是江村的文化因子，《江村经济》不是拿来即用之的江村文化压缩包。如果没有他们，江村的文化依然存在，以一种天然的、自发的形式存在着，并由每个个体上升为一张无形的文化之网——我们不应该用书籍的页锋将其划破。
当我们不思考文化的时候，文化便尘隐。几十年前我们喂猪放鸭、捞茭白打粽叶的时候，我们不会意识到这是一种文化，正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使它凝聚成形；几十年后当它们无影无踪无法挽回的时候，我们终于从空空的双手中意识到文化的分量。生活之下的每一种姿态，就是文化；这些相似姿态的总和，就是文明。
目前，江村希望通过文化产业及服务业带动产业升级转型发展。然而，江村的区位条件、基础设施、流量热度并不具优势。仅依赖学术接待的旅游业也不够成熟，长远来看是在消耗江村的文化符号。如何在经济发展上突破当前的困局，成为江村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村”并不是一个生产单位。回顾村落发展的历史，它是由人的聚居自发形成的。农耕社会，人们的聚居为了获取优越的自然区位因素；工业社会的聚居是因为支柱产业的存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后旅游业兴起，将聚居地本身改造成为盈利机构，以牺牲和异化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为代价换来高额利润，原住民的生活主体性丧失，被移植到了外来者身上。如果所有乡村以此发展，中国将不再拥有乡村，乡村的灵魂将被魔爪掏空。江村，真的要走这条路吗？
因此，当考虑到发展的长期主义之后，我认为有必要在经济和文化的双重筹码上再增加一重，即为生活。因为生活主体性的存在，才能避免文化与经济的割席，并真正解决“发展为谁”的命题。此时我在江村，看到的是许多老人：无事可做（因农田被回收），没有社交、没有购物、只能在河流边捶洗衣服或在小院里摆弄盆栽；我也看到另一些老人，愿意去为数不多的健身器材上锻炼、在花园散步并试着社交。他们现在是江村的主体了，不是游客、不是学者，而是这样一群老人。基础设施、服务产业的设置应当从他们开始。如果撤去华而不实的咖啡驿站，改成更多的健身器材，如果把无人问津却要雇人看管的特产小店换成药店或针灸馆，或许短时间内它们不能为经济做出什么贡献，但江村的人气却会因此兴旺。有人，才有价值的创造与积累。当我们定居于此，选择这份生活，我们才会真正地生产。江村不是谁的踏板，江村的发展不需要放弃任何一个时期，衡量的标准并非只有一个，但决策必须考虑到可实施的对象。
农村、城市和景区，必须明确定位、划清界限，才能因地制宜地发挥它们各自的价值。农业是江村的名片，也是中国社会之基础，我更希望现代化农业轻工业能为江村注入生命和独树一帜的气质，真正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江村于我而言之所以充满魅力，是因为它的礼俗规约、经济工业形态、人员流动，曾经在一种令人安心的稳定状态中微小而激进地流变着，这种状态既有生的厚重和密度，又兼具创新的希望，像一泉活水，因河床的稳定和水流的湍急为生活在其中的鱼类带来生存空间和氧气。如今的江村，依然在积极地寻找出路。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人驻足在这里，希望曾经那个宁静又热烈的村落再现，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灵的栖所。
黄芊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