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等车

□ 钱海

　　二等车是出租车的祖师爷，载客载货皆可，一般都是28寸的上海产“凤凰”牌或者“永久”牌自行车，车身稳定，负重踏轻，走远途也不会掉链子。

　　二等车的铃铛永远是新的，里外都刷了牛油，拇指推动时，当当当响个不停，像极了音波攻击，路人唯恐避之不及。为了防盗，车主会用铁片悬空箍住铃铛，不过若是碰到高级小偷，会给你拧得只剩下铁片在风中唱空城计。刹车也不会出问题，因为刹车片是用新橡胶压制的，一拉扳手，轮子就停，不会扬起一点尘土。三脚架中间会做一只工具袋，里面放一些气门芯、鸡皮管、风油精、香烟啥的。最明显的标志是后座，会用螺丝固定一张加长木板，然后铺上一层棉布，用绳子扎紧，这样可以坐两张屁股，或是装一头猪。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公交很娇贵，不走乡村道，线路也固定，车次还疏松。所以家里没有购车券买不上自行车的，外地来县城不认得路的，女人抱着孩子走亲戚的，或者有了闲钱贪图省事的，都会喊上一辆二等车。以至于再后来，如果说一个人有钱，会这么形容：那个家伙钞票多，包了一辆二等车，跑来跑去有人接送。

　　一种职业便应时而生——踏二等车。就是我骑个自行车，你坐我后面，到了目的地，看路途远近，你给我一元二元不等的酬劳。这种职业有个管理部门叫做自行车管理站，相当于交通局的运输管理处。在自行车管理站注册登记过就算是合法的，还能提供发票，以便坐车的公家人报销。随着二等车市场越来越大，许多人都参与进来分蛋糕吃，但是这部分人是不合法的，他们踏二等车做生意的行为被称为“打野鸡”。

　　不管是合法的，还是“打野鸡”的，都公然在桥堍、码头或者路口待客。他们看见有人过来，凭衣着就能知道是否有坐车需求，头一抬便吆喝：嘿，坐二等车吗？到街上一块钱。他们讲诚信，价钱喊出口就不会再加，因为还想做回头客或者长包车。虽然他们从不欺生，但是一般脾气都不太好，如果有谁坐在后面说坐得不舒服，他们最忌讳，头也不回，嘴巴里嘟囔着：哪个人说的！脚下突然用力加速。后面的人只能靠自己努力，双手抱住坐凳，扭动屁股，保持平衡。你如果不是真的掉下来，别想着他会停车。

　　坐二等车的还是以公家人或是外地出差人为主，他们需要发票回单位报销，所以市场上的发票开始乱了，除自行车管理站的统一报销凭证外，一些村委会或是某个小厂在纸片上油印几个字再盖上一个章，也充作发票。而坐车的人不管，只要是报销凭证，撕一张草纸也行。财务会计看到盖公章的纸片就头痛，这算是啥发票，分明是白条。

　　有人会看不上这种职业，觉得没有面子。我堂叔就是，所以我堂婶会这么骂他：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喝酒，看看隔壁拐脚的阿兴多有出息，一下班就到集场附近去做踏二等车的生意，我看你还不如街上的疯子了！我堂叔喝上酒，胆子便大了，开始嘴犟：他没证，他是打野鸡的。堂婶过来就摔酒杯：打野鸡总比你喝了酒打娘子好！堂婶觉得还不解气，主要是也想在我堂叔没有因喝醉酒而六亲不认之前赶紧收拾他，就把他的香烟连着白塑料壳子一起丢进灶肚里。一盒火柴也要丢进去，一想还能点点火，虚晃下又塞进围裙兜里。

　　一晃几十年过去，踏二等车这种风里来雨里去的职业早就销声匿迹，昔日的新生事物变成古董旧事。车站、公园、购物中心等人员密集地，出租车、滴滴车已经主导着客运市场，时有几辆共享单车结伙而过，却再也踩不出过往的乡土气息。

　　二等车淡出港城人的视线不是时间的问题，是改革开放的东风淘汰了旧模样，是汽车时代的来临堆砌了新自尊。对于我们这些60后、70后来说，二等车的时代已经是童年的寂静遥途，偶有念及，平添愁绪。

　　谁也不愿意去感受过往的空间里那些鲜活人物的悲痛和快乐，不愿意把这一切当成是真的。就如当下的我们正满怀着与波浪搏击的激情与冲动，却早已失去了耳边所能听到的小河的淙淙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