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我因为高考失利，在南通市第三中学插班复读。一起复读的还有同学M、C、P。复读的日子缓慢而焦虑。有一天，M提议说：我们去上海玩吧。他说他有个表哥叫王伯昭，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已经拍过几个片子，我们可以住他在戏剧学院的宿舍。我们都很来劲，家长也不反对，给了一点路费，几个复读生就兴高采烈地出门远行了。

　　当时从南通到上海，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江汉客轮，分五种等级的船票。我们买的是最便宜的五等票，在最下面一层船舱，里面挤满了人和各种鸡鸭水产。舷窗密闭，烟气、水气与家畜的气息混合在一起，浓郁熏人。我们几个情绪高昂，一路说说笑笑。早上十点钟的船，下午四点多钟到达十六铺码头，上岸后直奔上海戏剧学院。

　　我至今还记得公共汽车下来的那一站叫美丽园站，这个名字很难忘记。当时的我不会知道，几十年后我会在这附近的某一栋建筑里工作。穿过华山路高大的法国梧桐，我们来到了上海戏剧学院门口。

　　门卫：找谁？

　　我们：找王伯昭。

　　门卫：王伯昭不在。

　　我们：他去哪里了？什么时候回来？

　　门卫：他在外地拍《笔中情》，这几天不回学校。

　　这简直是五雷轰顶，我们完全懵了。今天大家可能会觉得在上海市中心路边随便找个旅馆是多么容易，可是在那个年代，住旅馆是要单位介绍信的，我们几个复读的中学生，连单位都没有，哪来的介绍信？

　　没办法，我们只好离开原定的目的地，去碰碰我们的运气。暮色降临，寒风刺骨，我们穿着父母的军大衣，拎着那个年代的长方形旅行袋，走了很久才找到一家小旅馆。在一个非流动性的年代，哪怕在最繁华的大上海，旅馆也是一种稀缺的奢侈品。

　　果然要介绍信。我们一路上想好了措辞，低声下气，苦苦哀求：我们是学生，是来找朋友玩的，可是朋友临时有事不在，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旅馆的人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别说你们没有介绍信，就是有介绍信也住不了，因为客房都满了。最后，他看我们实在可怜，给指点了迷津：去找澡堂子，那里可以过夜，而且可能不需要介绍信。

　　我现在还很惊奇，在一个没有手机、百度和电子地图的年代，我们是怎么在一个陌生的大城市找到一家公共浴室的。我还记得，那个浴室的名字叫大观园。

　　服务台的人提都没有提介绍信：过夜没有问题，6角钱一个人，晚上10点以后才能入住，早晨6点要离开。那时候已经很晚，没等多久就到10点了，我们拖着疲惫的步伐，怀着敬畏的心情，跟着服务员进入了大观园。

　　大观园内温暖如春，烟雾缭绕，人影绰绰。服务员把我们带到休息厅，最后一批浴客正在离去。我们要睡的是一排排供浴客休息的躺椅，椅背是斜的，上面铺着蓝色条纹的毛巾。地面铺着彩色的瓷砖，踩上去有点黏滑。我边上的躺椅上还躺着一位老先生，安逸地抽着香烟，手持一只小收音机，毫无离去的迹象。服务员也不催他走，指指我的军大衣，示意我脱下，又让我把钱放进口袋，然后他用一把海神三叉戟那样的叉子，嗖地一下把大衣挂到了高高的屋顶。那里有一排挂钩，就算是浴客的储物箱和衣帽间了。

　　我躺到躺椅上，感觉整个世界湿漉漉的。投宿的人不断加入，一件件大衣不断腾空而起，飞向屋顶。听着外面逐渐沉寂的车声人声，度过了我在上海的第一个夜晚。

　　第二天我们很早就被赶着起来，开始在这个大城市游荡。我那时对外语很感兴趣，就直奔福州路外文书店。这是中国签署国际版权公约之前，出售翻印原版外文书的地方。可惜身上的钱太少，只能捡起一本放下一本。那次我买了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格林的《人性的因素》，还有几十年后在中国大红大紫的畅销书作家福莱特的成名作《针眼》。

　　这是我平生读完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原著，花了整整一个月，连猜带蒙，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觉得自己有一种突飞猛进、脱胎换骨的感觉。今年4月，出版社安排我和福莱特进行了一场对谈，我讲起这本书与我的渊源，福莱特高兴地说，他第一次知道自己的书可以用来学外语！

　　1981年的那天晚上，我们还去了外滩。那时的外滩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那种天堂般的光彩比今天更令人震撼。当我们把头转向江边，还看到了远比那些传奇的建筑群更为壮观的风景：在靠江一侧的防汛堤边，在马路对面老洋房灯光的映照下，在11月的寒风里，密密麻麻地排满一对对情侣，从南到北，一望无际。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上海传说中的情人墙，一个缺少私密空间的年代里的约会圣地。我们几个从小城市来的复读中学生，平生第一次看见这阵势，不敢走近，又舍不得离开。那些情侣们相互依偎，视世界如无物，但一律向着黄浦江，无人回头。

　　我们也朝着黄浦江，背后是曾经的十里洋场，百年外滩，千盏灯火。对面十米之外是动人心魄的旖旎风光，在那后面是流过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滔滔江水。在江水的那一边，是零星的几点光亮。

　　我们当时不知道，那零星的几点光亮，就是陆家嘴，就是上海的未来。严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