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我因为高考失利,在南通市第三中学插班复读。一起复读的还有同学M、C、P。复读的日子缓慢而焦虑。有一天,M提议说:我们去上海玩吧。他说他有个表哥叫王伯昭,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已经拍过几个片子,我们可以住他在戏剧学院的宿舍。我们都很来劲,家长也不反对,给了一点路费,几个复读生就兴高采烈地出门远行了。
当时从南通到上海,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江汉客轮,分五种等级的船票。我们买的是最便宜的五等票,在最下面一层船舱,里面挤满了人和各种鸡鸭水产。舷窗密闭,烟气、水气与家畜的气息混合在一起,浓郁熏人。我们几个情绪高昂,一路说说笑笑。早上十点钟的船,下午四点多钟到达十六铺码头,上岸后直奔上海戏剧学院。
我至今还记得公共汽车下来的那一站叫美丽园站,这个名字很难忘记。当时的我不会知道,几十年后我会在这附近的某一栋建筑里工作。穿过华山路高大的法国梧桐,我们来到了上海戏剧学院门口。
门卫:找谁?
我们:找王伯昭。
门卫:王伯昭不在。
我们:他去哪里了?什么时候回来?
门卫:他在外地拍《笔中情》,这几天不回学校。
这简直是五雷轰顶,我们完全懵了。今天大家可能会觉得在上海市中心路边随便找个旅馆是多么容易,可是在那个年代,住旅馆是要单位介绍信的,我们几个复读的中学生,连单位都没有,哪来的介绍信?
没办法,我们只好离开原定的目的地,去碰碰我们的运气。暮色降临,寒风刺骨,我们穿着父母的军大衣,拎着那个年代的长方形旅行袋,走了很久才找到一家小旅馆。在一个非流动性的年代,哪怕在最繁华的大上海,旅馆也是一种稀缺的奢侈品。
果然要介绍信。我们一路上想好了措辞,低声下气,苦苦哀求:我们是学生,是来找朋友玩的,可是朋友临时有事不在,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旅馆的人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别说你们没有介绍信,就是有介绍信也住不了,因为客房都满了。最后,他看我们实在可怜,给指点了迷津:去找澡堂子,那里可以过夜,而且可能不需要介绍信。
我现在还很惊奇,在一个没有手机、百度和电子地图的年代,我们是怎么在一个陌生的大城市找到一家公共浴室的。我还记得,那个浴室的名字叫大观园。
服务台的人提都没有提介绍信:过夜没有问题,6角钱一个人,晚上10点以后才能入住,早晨6点要离开。那时候已经很晚,没等多久就到10点了,我们拖着疲惫的步伐,怀着敬畏的心情,跟着服务员进入了大观园。
大观园内温暖如春,烟雾缭绕,人影绰绰。服务员把我们带到休息厅,最后一批浴客正在离去。我们要睡的是一排排供浴客休息的躺椅,椅背是斜的,上面铺着蓝色条纹的毛巾。地面铺着彩色的瓷砖,踩上去有点黏滑。我边上的躺椅上还躺着一位老先生,安逸地抽着香烟,手持一只小收音机,毫无离去的迹象。服务员也不催他走,指指我的军大衣,示意我脱下,又让我把钱放进口袋,然后他用一把海神三叉戟那样的叉子,嗖地一下把大衣挂到了高高的屋顶。那里有一排挂钩,就算是浴客的储物箱和衣帽间了。
我躺到躺椅上,感觉整个世界湿漉漉的。投宿的人不断加入,一件件大衣不断腾空而起,飞向屋顶。听着外面逐渐沉寂的车声人声,度过了我在上海的第一个夜晚。
第二天我们很早就被赶着起来,开始在这个大城市游荡。我那时对外语很感兴趣,就直奔福州路外文书店。这是中国签署国际版权公约之前,出售翻印原版外文书的地方。可惜身上的钱太少,只能捡起一本放下一本。那次我买了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格林的《人性的因素》,还有几十年后在中国大红大紫的畅销书作家福莱特的成名作《针眼》。
这是我平生读完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原著,花了整整一个月,连猜带蒙,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觉得自己有一种突飞猛进、脱胎换骨的感觉。今年4月,出版社安排我和福莱特进行了一场对谈,我讲起这本书与我的渊源,福莱特高兴地说,他第一次知道自己的书可以用来学外语!
1981年的那天晚上,我们还去了外滩。那时的外滩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那种天堂般的光彩比今天更令人震撼。当我们把头转向江边,还看到了远比那些传奇的建筑群更为壮观的风景:在靠江一侧的防汛堤边,在马路对面老洋房灯光的映照下,在11月的寒风里,密密麻麻地排满一对对情侣,从南到北,一望无际。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上海传说中的情人墙,一个缺少私密空间的年代里的约会圣地。我们几个从小城市来的复读中学生,平生第一次看见这阵势,不敢走近,又舍不得离开。那些情侣们相互依偎,视世界如无物,但一律向着黄浦江,无人回头。
我们也朝着黄浦江,背后是曾经的十里洋场,百年外滩,千盏灯火。对面十米之外是动人心魄的旖旎风光,在那后面是流过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滔滔江水。在江水的那一边,是零星的几点光亮。
我们当时不知道,那零星的几点光亮,就是陆家嘴,就是上海的未来。严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