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是橘子红了的季节。万绿丛中仿佛晃动着无数小灯笼。

　　一个月前，消息就在村子里传开了：今年徐渎村蔬果节，农技专家赵亚夫会来。

　　村里早早筹备，专门请邻镇的文化站老站长岳焕彬担纲，策划了一台节目。老站长多才多艺，能编会演，能说会唱。这次他创作了一个小戏《那年那月》，情景再现了赵亚夫年轻时在徐渎蹲点的故事。

　　我最初知道赵亚夫，是好多年前了，人称周百合的公社农技员周权军那时还活着，他忆起往事，三句不离“亚夫”，亲切得很。后来，老农艺师吴士俊邀请赵亚夫来宜兴，参加草莓协会的活动，我见到了赵老，并采访了他。这是一个真正扎根大地的人，想必老天就是派他来跟农民做朋友，帮农民的。

　　老站长的节目排练了好些天，我在电话里感觉到，他信心满满，如果不出意外，演出会收到感人效果。

　　结果没想到，11月17日这天上午，下了一场雨。考虑到天气等因素，露天搭台的开幕现场只安排了重要的签约、揭牌，镇领导宣布嘉宾先行退场，演出随后在村头小剧场进行。

　　这就好比农家烧了一桌丰盛的佳肴，客人没看一眼，最后自家人落座吃菜。老站长失落的心情没法形容。这个精心准备的节目，无论台词还是音乐，亮点多多，他多么希望赵老能看到徐渎人对他的记挂。

　　遗憾归遗憾，老站长心里非常明白，赵老肯定不会忘记那年那月，如同徐渎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一样。

　　二

　　赵亚夫的“记得”尤见情怀——对土地的深情，对农民的深情。

　　他记得农民的疾苦。1958年，他考入宜兴农林学院，恰逢三年自然灾害，有次他到医院看病，见走道里挤满了农村来的病人。因为吃不饱肚子，他们的病情加重。目睹这一幕，赵亚夫非常心酸。他那时就想，农民太苦了，农村太穷了，要用学到的知识帮助农民改变命运。

　　他记得农村贴心的暖。1974年赵亚夫到徐渎大队蹲点，日思夜想提高稻麦产量，一度神经衰弱，睡不着觉。周权军说，搞点百合来，每天在饭锅上蒸两个吃吃，准能好。村里人对农技人员很重视，负责烧饭的社员就蒸百合给他吃。当时百合比较紧俏，赵亚夫每天都能吃到百合，是不容易的事。不久他的病好起来了。回首徐渎三年，苦中回甘的百合味道他必定难忘。

　　当他已是全国闻名的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时，他谦卑地以原宜兴农林学院首届毕业生的身份写下：感谢宜兴人民的培育之恩。

　　当徐渎人有需求时，他欣然而至，受聘担任徐渎村乡村振兴总顾问，以自己的影响力，为这里的农民做事。

　　三

　　徐渎村蔬果节开幕的当天下午，赵亚夫给周铁镇村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课。讲到生态保护时，他说：“我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宜兴出过两个打虎英雄。当时报纸上刊登过报道。你们知道吗？”

　　台下坐的人大多是70后、80后，自然不知道打老虎的事。

　　我倒是听说过。1965年春，几个武装民兵在龙池山上发现沾着毛发的老虎粪便，还冒着热气，立马放了一记空枪。随着一声虎啸，跳将出来一只老虎，众人吓得大叫，跑的跑，爬树的爬树。有个叫姚洪根的民兵特别沉着，他闪躲在大树后面，用火铳打中了老虎的右后腿。老虎扑过来，他手脚并用，几番搏斗，将一只48公斤的老虎打死。这件事发生后，湖父山里又出现一个打虎“女武松”。这个妇女我后来采访过。

　　我明白，赵老提起打虎不过是话题的由头。他真正的意思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宜兴山林中还有老虎、金钱豹出没。人为破坏生态是近几十年的事。

　　除了老虎，他还提到了许多小动物。中华圆田螺、土种蜜蜂、蜗牛、青蛙、螳螂、蜘蛛、白鹭、黑喜鹊、斑鸠、猫头鹰……他说，如果这些小动物在田野里丰富起来，那生态环境肯定会好起来。

　　举例说，他在句容戴庄搞的农业科技基地，已经十多年不用化肥农药，稻田里生存着各类小动物约130种，体现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为改善生态环境，农民放养青蛙、放土蜂。田埂边种矮棵草，让青蛙藏身；种红花草，供蜜蜂采蜜。

　　他说，自然界的生物链很神奇，A吃B，B吃D，ABCD吃下去。益虫多了，害虫就少，即便有稻飞虱，由于蜘蛛等天敌的制约，一般不会造成危害。所以，“牌”不能“押”在化肥农药除草剂上，要搞土壤改良，用有机肥养猪、养羊、养鸡。土壤不改良，就不能持续高产高效。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确保生态系统的功能性、稳定性，走循环农业发展之路，才是正道。

　　有意思，我以为来旁听赵老讲课，他要深入讲讲广为流传的“亚夫精神”——“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结果，他讲了螳螂、土蜜蜂、青蛙、老鹰、猫头鹰……这些物种从前农村多见呀，现在稀缺了。

　　原来，所谓的博大精深，其实藏在微小处。

　　四

　　赵亚夫更“记得”自己的初心：用学到的知识，帮助农民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耄耋之年，他讲了一句动情的话：“为最难、最伟大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继续奋斗，终己余生。”

　　这句话让我非常感动，我想起了自己的姑父。

　　我的姑父王富生是与赵亚夫同时代的人。姑父学农，正规院校毕业，在宜兴农业局搞技术推广。作为年轻的农技人员，他曾被外派到海南一段时间，后来组织上准备派他到非洲，援助当地农业发展。为此，他接受出国培训，抢时间学异国语言。但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姑父年轻时非常有精神，不光人长得英俊，而且什么都能露一手。那时候，宜兴县人民广播站的广播中，由王富生提供的农业稿经常播出。我们听了，都觉得姑父了不起。1984年我考到宜兴报社当记者，有一次收到一篇来稿，表扬农业局的王富生多年义务为周围的人理发，是“活雷锋”。我笑了，这便是我姑父。

　　姑父是不经意中渐变的，他后来不太得志，热衷于钓鱼、打麻将之类。有次坐人家的摩托车出去打麻将，开车的人没摔坏，他摔断了骨头，好长一段时间走路都不太利索。人的风化剥蚀是多么厉害，一个很精神的人就这么模糊起来，直至消失。在一个春日的下午，他突然倒地，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就告别了人世。

　　如果姑父活到今天，应该八十几岁了，跟赵亚夫年龄差不多。我没问赵老，是否认识王富生。我想他们也许是认识的。那个年代，像我姑父一样怀抱理想的农技干部很多很多，但能不改初衷，走到底，难。

　　“如果将一个人看作是一个立面墙，初始光挺整洁，就好像新房子里的墙面，你怎么看都觉得舒服。没有一面墙会始终保持着光华如新，岁月可以将墙面改得面目全非，慢慢地墙上花里胡哨，继而灰尘斑驳，一点点被风化一点点被剥蚀。一个墙面是这样，换句话说，一个人最难得的也是贯穿于一生的品质和品格，永远不褪色。”

　　这是我在姑父去世后，写在文章《一点点剥蚀》中的话。

　　一个人最难得的是永不褪色。赵亚夫真正做到了。他始终记得自己的初衷：为最难、最伟大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继续奋斗，终己余生。

　　这不是空洞的口号，是他漫长一生里最刻骨的“记得”。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