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诗歌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文学实践，业已形成自身的传统。从以翟永明为代表的“黑夜”写作，到王小妮、马莉等更显内倾的个人化写作，女性诗歌也愈来愈呈现出繁荣多样的面貌。在新世纪的写作中，“女性意识”这一富有生长性的概念，不再作为反抗男性话语的对立面被旗帜鲜明地凸显、宣扬，而以一种相对温和、从容的姿态沉潜在诗歌的内部——这正表明，女性写作已经进入到更为成熟的阶段，即便同时也面临着更深、更复杂的困境。《燕南园的星空》收录了36位女诗人的诗作。她们之中既有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颇具影响力的女性诗歌引领者，也有非常年轻的九零后学生。“女诗人诗选”这一命名，体现了摆脱驳杂的价值立场与风格框定的努力。回到最简单的含义，也是回到不被定义的敞开地带。如翟永明所期许的，女性诗歌终会在历经喧嚣与彷徨后“洗尽铅华”。在这本诗选中，每位诗人都展现出自身的独异特质。“她们”正朝向更多的可能，以迥乎不同的个人经验和风格多样的作品，拒绝对女性诗歌的狭隘化与本质化。作为对北京大学女性诗歌写作的一次小结，这本诗集也有意接续北大诗歌的优秀传统。可以说，许多诗人正是在北大开放、包容又充满活力的诗歌“场域”中成长起来，她们的作品吸纳了其丰沛的思想文化与诗歌资源，具有一定的先锋意识。同时，这些诗作又可视为一个生动的样本，显现出缭绕于这一场域中的种种问题。

　　关注日常生活与个人经验，是90年代以来的诗人们共享的诗歌方式。诗人们更愿意发掘日常生活的隐秘诗意，个人化地把握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在从浓烈的抒情话语转向叙说风格的日常书写的过程中，语言本身的力量也逐渐地被重视起来。诗人一方面格外倚重修辞技巧来最大限度地包容繁杂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极易迷失在虚幻的语言游戏之中。总的来说，这本诗选中的作品也延续了90年代的个人写作，并试图将女性意识倾注于日常的丰富细节。但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诗人在潜心建构自己的语言以表达个人经验的同时，也更自觉地超越性别的界限，在纯粹诗歌的意义上思考写作本身以及语言的限度和潜能。

　　如果说在学院写作的诗人更容易掌握、迷恋所谓的修辞技巧，那么背靠北大丰厚的人文传统，“她们”需要处理的问题或许也包括，如何平衡直觉、情感与庞杂的知识或者书本经验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层面上的技术性元素。张桃洲在评论周瓒的诗歌时有这样的精辟之见：读周瓒的诗歌确实常常会联想到她的学院背景，但这一背景为她的写作提供的不仅是词汇、“知识”或技术，而且是心理、诗思和写作基调的蓄积。这为90年代以后的女性诗歌带来了某些新的可能性。仅从这本诗选中，也可以窥见周瓒诗歌的这种珍贵品质。理论固然提供了多向度的视野，但她并不依赖“啮吃知识”来完成诗行的构建，一些质直、细腻的表达往往适时地调节了知识可能带来的滞重感。在这本诗选中，尽管诸位诗人的作品各有其风貌与精神，但几乎不见炫技式的写作。她们诗艺精湛，但也能以简单、松弛的语言传递出诗歌内在的生命力。比如秦立彦的《迎春花》一诗：“它们只有一个执著，/就是抓住永恒中这属于自己的一瞬。/它们把全部的热情都贯注于此。/万千未开的花蕾，/如同搭在弦上的箭，/不能不发。”在此，简洁、直接的语言释放出巨大的情感力量，直击心魄。当然，每位诗人各有其建构语言、处理经验的方式，不过即使在具有词语高密度特征、修辞精巧的诗作中，也没有那种凌空蹈虚的叙事和对语言技术的沉溺。范雪的《转场》以浓缩的句式写道：“她思索着这些升高的烟/肢体间乍现的静电，/像蝙蝠贴着狭窄的天花板打转。/城市的汗毛对她关闭，/油脂滚沸的声音带她穿过/玻璃上变浓的白雾。”诗句细密地呈现出对城市生活的洞察和对幽暗情绪的捕捉。在纯熟的技法下，是诗人对世界的敏感和关切。在一些年轻的诗人如李琬、苏晗、葭苇、赵汗青等人的诗作中，也可以感受到她们对语言技巧极其纯熟的运用。可贵的是，她们同时又保持着高度的自我警醒，表现出难得的节制。

　　寻找“她们”的共性是艰难的。从这本诗选来看，她们的诗歌都坚守了真诚，并因此弥漫着丰盈的感性。虽然她们的诗展现了对日常生活与情感肌理惊人的观察力，但没有只停留在对女性内部世界的开采和挖掘，而以充分自信、从容的姿态朝向更广阔的天空。她们的诗作既延伸、拓展了女性诗歌自身的价值，也以各自的方式反思、回应了生命整体与诗歌写作共同面临的问题。(夏至，女，中央民族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