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产观察】“苏式江南文化”生活方式与乡村美学探索

—— “五种江南文化模式”研究

□ 张鸿雁（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江苏扬子江创新型研究院院长、江苏城市经济学会会长） 

　　江南文化的魅力在于文化创新和“文化自觉”，创造了独立的、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也是人们向往的一种江南生活方式和生活美学，其中具有典型性文化意义的是“苏式江南文化”。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式江南文化”是中国近代江南乡村美学及乡村文化产业振兴的发源地和创新地。在现代化进程中，从中国文化根柢的再建构、再创新角度来看，作为江苏应该敢于有这种文化创新的担当！

　　之所以如此说，主要是因为“文化自觉”概念是由出生在江苏苏州的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从1936年开始，费先生在苏州吴江开弦弓村陆续开展了十几次调研，创作了《江村经济》，人类学家马林诺斯称其为“将被人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研和理论工作中的一个里程碑”。此后，费先生提出了乡村“文化自觉”主张，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更值得我们重视和为之大力推广、呼号的是，费先生在1990年提出的著名观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中我们可以这样说：近代“苏式江南”乡村美学与乡村文化振兴缘起于苏州开弦弓村。

一、多类型的文化——“五种江南文化模式”

　　在文化长河中，江南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长江以南，亦是一个行政上的、社会结构意义上的、政治区域上的、文化意义上的多类型文化的空间组合，而其中的文化主脉是相通的，江南文化在整体上是中国文化底色的一种集中表达。

　　有《史记》以来，“江南”一词就因长江流域的开发而越来越富有文化和人文区位价值。古代的大运河开发，江南温和的气候，加上耕读人家的地域文化风格，可谓人杰地灵，钟灵毓秀。唐朝官方将江南作为行政区域的名称，唐太宗曾将领土分为10道，其中便有“江南道”，此后“江南道”的所辖范围和名称历经多次演变，此不赘述。

　　文化上的“江南”既是超越自然空间的“文化区”，更是心理上的“文化区”，是深层次的“乡土文化区”。唐、宋、明、清时期以降，江南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获得诸多文人雅士的青睐，至此江南成为中华文脉最为昌盛的人文区位。

　　文献和诗书中的江南，展现了一种“饭稻羹鱼”“火耕水耨”的生活样态，也延续了苏南世家大族家谱中的“木本水源”和“书香之家”的肥沃土壤，是一种源于自然生活又高于自然的审美精神和诗性气质，可谓“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探寻和自我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讲，读懂苏州，就读懂了江南，特别是“苏式江南”……粉墙黛瓦神州底色，吴歌昆腔华夏声音。

　　在富庶繁华、温婉柔情的外表下，“苏式江南”蕴藏着“上善若水”的柔情和“天行健”自强不息的文化气质。在赏析江南诗歌的内涵中，可以看到，苏州既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妩媚，亦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情。在研读江南文化的过程中，我们熟悉了无数江南名士……这一切，已交织成一种文化定式——江南成为许多人向往的地方。一种意境，一种诗情，一种画意，蕴含在山山水水之中，缠绵在雨露岚雾中，描绘出禅意般的美丽……

　　江南文化作为广义的地域文化，在不同区域和空间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质和“地点精神”。理性意义上，江南虽然也有着某种同一性文化表征和基本的地域范畴，但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文化，内部不是“铁板一块”，有本质的同一性，又有多类型文化的差异性。当然，江南文化必然是一个多类型化的“文化区”；必然是由有着不同“文化特质”的“文化丛”，不同文化差异的“文化丛”，组成的一个个具有共同区域、地理、人文特点的“文化圈”，进而组合演化为一种“江南文化模式”。但是，经过深入研究不难发现，江南文化基本分为：一是上海为代表的“海派江南文化”，二是安徽皖南为代表的“徽派江南文化”，三是浙江部分地区的“浙派江南文化”，四是江西的“赣派江南文化”，五是江苏苏州为代表的“苏式江南文化”。大体上说，江南文化在同一性的基础上，是由五个有明显特色的文化类型组成，或曰“江南五种文化模式”。

　　意象中的江南——通过简单的大数据梳理，传统区域中的江南文化，已经沉淀为某种文化属性的类型化存在样态，既有特殊符号化的表征，又有一般意义上的不同文化属性，这五种江南文化区别是：1、不同的自然空间，2、不同的集体记忆，3、不同的地点场域精神，4、不同的原乡文化，5、不同的人文区位，6、不同的风俗人情，7、不同的日常习惯，8、不同的人情世故，9、不同的饮食构成及偏好，10、不同的时尚格调，11、不同的语言特质和方言……

　　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苏南、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的江南文化不同文化符号化的表现以及构成的文化符号簇群。我们强调江南文化类型之一的“苏式江南文化”的要素特质，旨在说明以苏州文化为代表的“苏式江南文化”的“文化区”模式和类型。

　　在文化地理学上，“文化区”有两种形式，一是有行政范围的文化区，如某省、某市的文化，有行政边界作为区分；另一种是无行政边界的“形式文化区”，往往是以某种流行时尚区、一种或多种文化行为礼仪认同区、或以某种特定的语言语调流行区、或以某种流行的乡土音乐为代表形成的“文化区”等，如苏南某地流行的“跳舞猖”，在南京的高淳、溧水；常州的溧阳、金坛；在安徽宣城的郎溪、广德以及无锡、苏州的部分地区都有文化遗存流传。

　　当你深入某一“文化区”进行深入研究时，你会发现苏南文化有着本质上同一性的“文化类型”表现，而且有长久文化脉络的一致性、根柢性和强烈的认同性。即以江苏长江南岸及太湖文化圈为主要地域，已形成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式江南文化区”，在田野调查中，这一带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说自己是“苏南人”或“江南人”，“苏式江南文化”的自我认同度非常高。

　　当你深入“苏式江南文化”某一“文化区”进行深入研究时，你会进一步发现，“苏式江南”的典型性被更多的人认同。和北方的粗犷相比，“苏式江南”表现出极强的地域文化特色：精致的生活空间、精致的生活方式……这里没有宏大的叙事方式，而是从精致中显现“苏式江南”。

　　“苏式江南文化”根植于中华文化主脉，在时空的变化中不断发展，呈现出“无边界的、流动的”人文魅力和美学精神，它代表中国人对美好、精致、高雅生活的向往。

　　之所以强调要把江南文化作为“文化类型化（cultural taxonomy）”来研究，是从哲学与美学意义上对江南文化的高度认可。“类型化”的分析有助于提高我们对“文化区”“文化模式”“苏式江南文化”发展与创造的规律性把握。

二、“苏式江南”前提下的“文化类型区”特质隐喻

　　“苏式江南文化”与其他类型的江南文化可比的内容不胜枚举，这里仅从生活样态的角度来看：“苏式苏样”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类型和一种象征。从一种极简的角度认识，把江南文化分为“五种文化类型”本身便是一种文化创新。

　　自唐以来，以“苏意”“苏样”“苏作”为代表的“苏式江南文化”曾引领华夏风潮，在发展中不断创新，蕴藏着高雅的、与时俱进的中国文化韵味，是东方美学的代表之一。

　　苏州，从春秋的“阖闾大城”，到唐朝时的“江南唯一雄州”，从明代的“天下四聚”，到曹雪芹笔下“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无不体现了苏州“中华文化守望者”的价值。

　　吴冠中说：“我这一生， 总在陆陆续续画江南……”他的画作中的“苏式江南”，就是人们生活中的江南美好。江南文化的伟大价值之一是，一直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江南乡村美学，“苏式江南”的生活美学，耕读人文的价值美学，并给人们勾画出“苏式最江南”的生活方式，也表现了“苏式江南美学”的担当。如苏州状元文化甲冠天下，科举施行期间，苏州状元共有51名，或有族内连番鼎甲的现象，堪称奇迹。

　　随意从“苏式江南文化”中勾连点滴，可见其现代性的文化建构：苏州吴中区出台许多鼓励民宿发展的政策，引领旅游业从“农家乐”逐步升级，倡导民宿向集聚化、品牌化和个性化发展。现在，吴中区共有千余家民宿、备案旅游民宿299家，形成了数个民宿集聚区，成为吴中区甚至是苏州市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的新引擎——展示了全球化乡村美学的价值。

　　南京江宁“美丽乡村”覆盖率已达76%，20个乡村被评为中国最美乡村，33个乡村被评为江苏省省级美丽乡村，5个乡村被评为江苏省特色田园试点村，116个乡村被评为南京市美丽乡村，江宁区乡村旅游在“五朵金花”带动下，已形成全域“金花朵朵”。苏州昆山大力实施“文旅融合”推进“美丽镇村”建设，以乡村文化旅游的标准打造“美丽乡村”，推动“美丽乡村”产生“美丽效应”，在社科院2020年公布的《全国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100强》中位居首位。常州溧阳“1号公路”是江苏省第一批旅游风景道，年吸引600多万游客，实现农旅总收入40亿元，拉动5.4万农户增收。

　　多元的江南文化，构成江南文化世界，而这个世界一样是百花齐放，也体现了现代意义上“全球化乡村”的时代价值。

三、“苏式江南”：开弦弓村是近代中国乡村美学的发源地

　　在乡村振兴——“再地方化”的图景中，全球化中的城市化将城乡关系裹入更复杂的境地，处于节点位置的乡村地方行动者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响应，被概念化为“全球乡村”，使原来封闭的乡村以乡村特色产业形态参与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带来乡村振兴经济的“文化反哺”。

　　以苏州吴江的“江村”（即开弦弓村）为样本，来研究“苏式”江南美学建构的路径。上世纪三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就在江村进行了实际调研，对江村的乡镇工业、居民生活方式和小城镇发展等进行系统研究，费孝通先后探访江村26次，开启乡村的文化自觉，并在发展中付诸实践。开弦弓村村民也在费孝通的指引下获得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双重富足。1981年费孝通因此荣获人类学科最高荣誉“赫胥黎奖章”。

　　从江南乡村美学创新的角度讲，至少有三个第一：一是地方性文化自觉。以江村为首的苏南乡村，建构了“苏式江南文化”乡村的剪影。二是全球性的文化识别。江村是世界认识中国乡村的窗口。它的价值在于费先生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美学理念，开创了我国乡村变迁研究范式。三是时代性的文化自为。江村是中国近代首个探索现代化、探索乡村文化自觉和江南乡村美学的村庄。国人创造了江南文化，江苏人创造了“苏式江南文化”，现在我们要创造新时代的江南文化，使其成为未来人类的集体记忆。基于此，我们在江村进行了深入规划，赋予其特色定位：即产业美、文化美、生态美、环境美、生活美、乡风美，强调打造“三产联动”“三生融合”“产城融合”的示范区，也是“六次产业”革命的文化融合和文化自觉的创新。

　　费孝通创作了社会学名著《江村经济》。我们则以“乡村文化自觉”概念为基底，提出“乡村文化自为”，指出江村的文化价值兼具地方性、全球性、时代性，是“苏式江南文化”“最江南”文化符号之一。同时建议对江村进行更深层次的规划，福民富民，实现乡村文化资本的再生产。

　　近代的乡村文化自觉从开弦弓村开始，这一文化资本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文化资本再生产”，而“苏式江南”应成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典范。

【智库观点】激发长三角万亿级城市群文化消费活力

□ 张苏秋（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教授，南京大学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2020年全国23个城市GDP超过万亿元，其中长三角地区占8个，分别是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无锡、合肥和南通，且GDP总量达13.5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为13.29%。这意味着，长三角地区具有发展万亿级城市群的天然基础。立足“十四五”发展城市群战略规划，发挥长三角地区万亿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发优势和产业资源、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地理集聚优势，有助于激发长三角地区文化和旅游市场消费活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构建内外双循环经济新发展格局。

发挥长三角万亿级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优势

　　长三角地区万亿级城市群具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发优势。长三角地区是中国近现代工业化发祥地，率先实施产业数字化、现代化转型。其一市三省经济发展体量大、产业创新能力强、工业化和信息化水平高、社会开放程度高、文化底蕴厚、自然生态环境好，无论是在科技创新还是在人文都具有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先发优势，且在长期区域发展中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近年来，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导下，长三角一市三省为打造全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不遗余力地加大区域间合作。通过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共建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等，为资源互换、产业创新链一体化提供了基础，逐渐形成区域文化共通、要素共享、产业共建、政策共商的一体化、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此外，长三角地区万亿级城市群具有产业资源、人口要素的地理集聚优势。不论是轨道交通，还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长三角地区相对较为完善，是全国物流、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源的重要集散地。如上海市是全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在“第2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28）”中上海位列第三；在国家设立的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中，长三角地区有十三个城市率先入选；全国快递业务量排名前50的城市中，长三角地区占1/3以上，共17个；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人才核心区之中，长三角人才数量最高，占全国比例近20%。

　　因此，长三角地区万亿级城市群率先积累了经济发展的规模优势。截至2020年末，长三角地区已经产生了8个万亿级城市，其中GDP排名前十的有上海、苏州、杭州和南京，区域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有研究显示，近年来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中心极化趋势在不断减弱，尤其是江浙沪一市两省的差距几近于零。[1] 这就意味着，长三角地区已经逐渐由区域中心城市主导模式转向区域万亿级城市群协同发展模式。

繁荣区域内外双循环的文化消费市场

　　激发长三角万亿级城市群文化消费活力，繁荣区域内外双循环的文化消费市场，根本要继续夯实长三角一市三省的区域协同效应。一是要消除长三角区域内文化消费市场壁垒，避免虹吸效应，畅通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区域内循环。在此基础上，强化与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经济区等区域联动，由点及面，分步骤地实现文化和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走出去，实现长三角区域外更大范围的循环。二是要建立长三角地区标准化、统一化的一站式人才服务平台，帮助文化和旅游相关人才和企业家落户长三角万亿级城市群。探索建立适合文旅类人才发展的弹性户籍制度，以众创空间、文化街区为空间载体，建设区域间人才集聚试验区。三是充分挖掘区域内外文化和旅游遗产资源，让能够唤起消费者文化认同的符号、故事、形象、建筑、价值观、生活方式等为文旅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开发赋能，通过文化产品生产和旅游开发为长三角地区政治和经济塑造文化景观，消除区域间文化距离，促进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

　　激发长三角万亿级城市群文化消费活力，繁荣区域内外双循环的文化消费市场，重点要利用长三角万亿级城市群的先发优势，创新优质文化和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一是在城市文化旅游资源利用与项目开发方面创新。注重将传统文化遗产和新兴文化业态相接合，更大程度上发挥文旅产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数字文化产业为抓手推动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二是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开展文旅市场调研。在了解不同阶层、身份、背景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基础上，厘清文化消费主体迭代和升级的多元化特征。既要在收入、税收、社保等制度方面增加人民的获得感，提高人民的文化消费能力，又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去产能、补短板，分级、分类、分区地开发生产消费者喜闻乐见的文旅产品和服务，既要让消费者消费得起，又要让消费者消费得好。三是率先深化实施文化消费试点，在发放文化消费券、举办文化产品和服务促销活动、办理文化消费惠民卡等措施之外，从积极推广、教育培训、示范引导等方面提升消费者文化素养，培养居民文化消费习惯，构建懂文化、爱文化、文化生活丰富的美好生活方式，使文化消费成为新的社会风尚。

　　激发长三角万亿级城市群文化消费活力，繁荣区域内外双循环的文化消费市场，关键要利用长三角万亿级城市群的集聚优势，扩大文旅产品和服务市场的集群效应。一是建立长三角万亿级城市联盟，构建长三角文旅产品和服务交易平台和文化消费集聚区，缩小区域间制度壁垒和交易成本。二是发挥第三部门协同监督管理作用，探索建立长三角万亿级城市群文旅市场自组织机制。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鼓励生产要素和产品服务的自由流动与公平竞争，畅通市场竞争机制下的优胜劣汰，同时严惩盗版侵权和行业垄断行为。三是正确认识集聚优势下的外部规模经济特征，防止文旅资源错配，警惕集聚不经济情况的出现。这就要转换思想，不以一味追求规模体量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为圭臬，而以多元并蓄、创意创新的集约型经济为目标，保障长三角万亿级城市群文化消费可持续性发展。

　　[1] 刘天宇 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经济规模分布与产城人融合发展研究[D] 苏州大学，2020：61

　　本栏目由南京大学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供稿

【“数”读】数说江苏文化产业“这十年”

□ 新华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 娴

　　江苏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及占GDP比重 2008年—2019年

　　江苏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数及从业人员数 2019年—2021年

　　江苏各设区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及占GDP的比重 2019年

　　文化大省如何加快建成文化强省？十年来，江苏用实实在在的业绩给出了答案。

　　2009年，江苏文化产业增加值1065亿元；2019年，江苏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4834.2亿元，紧随广东，位居全国第二；2021年前三季度，江苏8403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8847.2亿元，同比增长20.5%。这一个个抢眼的数字，一张张骄人的图表背后，闪动着江苏近十年文化发展的诸多亮点。

文化产业增加值10年翻了近五倍

　　用“加速度”一词概括近十年江苏文化产业的发展，一点不为过。2009年，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南京会议”推广“江苏经验”后，江苏文化产业异军突起，实现“惊人一跃”。这一年，江苏的文化产业增加值首次破千亿大关，达到了1065亿元，直追广东，名列全国第二。

　　接下来的突破快且频繁，文化产业增加值从1000亿元到2000亿元，用了3年；从2000亿元到3000亿元，仅用了2年；从3000亿元到4000亿元，用了3年；2017年，江苏文化产业增加值已突破4000亿元大关，2019年，江苏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了4834.2亿元。2021年前三季度，江苏8403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8847.2亿元，同比增长20.5%。从2009年至今，江苏文化产业增加值在全国各省市中仅低于广东，位列全国第2位。

　　随着文化产业增加值快速提升，其占GDP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稳步提高：2009年3.1%、2019年5%，年均提高0.2个百分点。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江苏的文化产业甚至跑赢了“大盘”，逐渐成长为江苏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十四五”期间，江苏90个重大文旅项目投资超万亿，也对文化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力争达到6%，努力成为全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发展，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文化产业区域发展质量。自从2012年开展规模以上文化单位认定之后，江苏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迅速增长，仅五年时间增加了3489家，到2017年，全省文化产业法人单位超过10万家，其中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有7884家。2021年前三季度又创新高，达到8403家，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从业人员超百万。

　　不断深化的文化体制改革，使得江苏文化企业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整合，社会资本大规模进入，民营文化企业和小微文化企业快速发展，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2012-2017年，我省中小型文化企业由7.2万家发展到11万余家，占全部文化企业的93%以上。尽管营收只占全部文化产业的四分之一，但在吸纳就业上发挥着独特优势，2017年江苏中小型文化企业从业者有97.9万人，占全部文化企业的一半，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据统计局数据，2020年，江苏3万多家文化产业法人单位，70%来自民营企业，创造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半壁江山。

新兴产业的贡献率逐年增高

　　从文化产业组成部分看，文化核心领域包含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娱乐休闲服务。

　　2004年，江苏文化核心领域实现增加值116.1亿元，占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44.9%，此后，逐年稳步增长，2017年实现增加值2131.9亿元，占全部增加值的53.6%，尤其是2009年，江苏文化产业中，网络、动漫、网游、旅游、经纪代理、广告会展等新兴文化服务业的增长最为强劲。2015年，江苏文化服务业增加值在文化产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首次过半，进一步显示出江苏文化产业从制造业为主逐步向文化创意、内容生产、新兴文化等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发展。

　　据统计，江苏文化创意设计服务的增加值从2012年的409.7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46.7亿元，年均增长15.6%，明显高于同期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增速。2021年前三季度，江苏内容创作生产达1338.7亿元，增长了20.7%，创意设计服务达1121.3亿元，增长了25.7%。新兴文化产业规模的不断突破，既提升了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成为了江苏经济转型发展的强劲动力。

“南北发展不平衡”，南京、苏州、无锡稳居前三

　　文化产业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江苏文化产业从数量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区域发展就是“牛鼻子”。

　　江苏的文化产业区域发展同经济大局一样，也是梯度式的：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文化产业竞争力更强，苏中次之，苏北地区相对较弱。

　　2011年，江苏13个设区市文化产业竞争力排名中，苏南5市稳居前列，其中，南京、苏州、无锡稳居前三。苏北地区，文化产业竞争力相对较弱，徐州略强，其他地市分居第10至13位，整体比较稳定。

　　2019年，全省文化产业的发展几乎延续了这个趋势，苏州的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1000亿元，在全省遥遥领先。南京达到了884.8亿元，占GDP的6.3%。无锡位居第三，文化产业增加值达489.8亿元。苏中地区，波动较大，南通上升较快，以479亿元位列全省第四，泰州有下降趋势，文化产业增加值不足200亿元。苏北五市中，徐州、盐城分别达到了271亿元、232亿元，位列全省中游。宿迁、淮安、连云港三市垫底，均不足150亿元。

　　2021年前三季度，苏南地区实现营业收入6758.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7%。苏中和苏北地区的营业收入不及苏南的1/6，但同比增长均在30.0%以上。

【样本观察】栽下一棵棵“金梧桐”，引来众多“金凤凰”

“金梧桐奖”：用数字化引擎改变一座城

□ 江南时报全媒体记者 王琦 见习记者 张梓扬

　　往届“金梧桐奖”颁奖典礼现场

　　近日，南京市第九届文化产业“金梧桐奖”获奖名单正式发布。30家企业、4个数字文化产业示范园等榜上有名。盘点2021年南京文化产业的“大事记”，“金梧桐奖”背后的获奖“密码”在哪里？栽下这一棵棵“金梧桐”，又引来了哪些“金凤凰”？带着上述疑问，记者进行了调查走访。

数据：利润增幅52.6%，见证南京文企风起云涌

　　2021年，对于南京文化产业是硕果累累的一年。根据2021年前三季度数据，南京市1825家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445.90亿元，比2020年同期增长20.9%，比2019年同期增长17.6%，两年平均增长8.4%，从业人员人数同比增长4.1%，达29.23万人；资产总计6709.3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3%。企业经营水平总体仍处于“上升”通道，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利润144.94亿元，同比增幅达52.6%，两年平均增长12.7%。

　　本届“金梧桐奖”共设置五个奖项，分别是“文化企业十强”“创新成长企业”“年度贡献人物”“数字文化企业十强”“数字文化产业示范园”。其中，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入选“文化企业十强”；德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入选“创新成长企业”；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入选“数字文化企业十强”；新城科技园等4个载体入选“数字文化产业示范园”；南京硅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CEO兼董事长司马华鹏、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总裁徐秀贤、南京达斯琪数字科技有限公司CEO周全当选“年度贡献人物”。在获奖榜单中，记者看到很多耳熟能详的知名公司，阿里巴巴、今日头条、网易、乐金……这些巨无霸企业走进南京文化领域，给南京文化产业界带来的海量资源和巨量动能。

特点：加速产业融合，打开文化数字化大门

　　在各类产业中，文化产业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既有经济属性，又有文化属性，但根本与创造美好生活息息相关。数字技术则构筑了赋能美好生活的“能量场”。在秦淮区老门东景区，3D立体投影秀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打卡，明城墙化身巨幅银幕，在流光溢彩中讲述历史；在南京城墙神策门至太平门段，一条“最美徒步智道”铺展开来，健走爱好者们通过手机App就能监测运动信息，得到科学运动指导。迈入“十四五”，南京加速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打开了一扇数字文化产业的大门。

　　“我们出台了关于数字产业的一些具体实施方案，让文化科技融合的体验成为本届‘金梧桐奖’评选的重点。在此基础上，评选出南京市首批数字文化产业园区。”南京市文化产业协会秘书长顾军向记者介绍，本届“金梧桐奖”与往届相比，入选标准的最大变化是重点关注数字文化企业和文化科技融合体验。

　　南京硅基智能把企业的服务内容输入到其知识图谱中，打造“数字人”；南京达斯琪研发“光场成像”设备，无需介质承载即可实现裸眼3D影像……达斯琪、网觉、硅基智能等一批“金梧桐奖”获奖企业正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不断拓展文化发展新业态、开辟文化体验新场景、创新文化消费新模式。在南京硅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厅里，就有一位“健身数字人”，它能指导来访的人一起完成深蹲、开合跳、肘膝碰等多种健身动作。据了解，硅基智能采用的AI+数字人复刻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咨询、娱乐、教育、医疗、旅游、政务、交通等众多行业的数字化商业服务交互场景中，承担起智能客服、新闻主播、销售顾问、旅游向导等角色。目前，硅基智能已创造100多万“数字人”，投入服务40多个行业4万多家企事业机构，到2025年预计为全球输出1亿硅基“数字人”。

实践：文化跨界发展，激发城市产业新能级

　　2021年，一批以新业态打开新市场、以新技术开拓新场景、以新模式助力新消费的文化企业，为南京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他们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探索具有智能交互特征的文化产业新内容、新产品、新服务。

　　在本届“金梧桐奖”入选的名单中，就有这两家企业将数字文化融合着眼在教育领域，围绕“双减”政策找出了一片产业蓝海。网易有道信息技术（江苏）有限公司入选“数字文化企业十强”，在AI在线教育领域，有道自研可“整页判题”的“公式OCR识别技术”，可纠正学生的英语发音、辅助教师进行英语口试测评语音识别和语义分析技术。这些AI技术所抓取和积攒出来的数据反馈，能让教师随时观察学生的学习轨迹，调整教学进度，进一步成为教师因材施教的教学依据。

　　大数据潮流下，教育信息化迅猛发展，学校传统线下教育如何寻找突破口？入选“文化企业十强”的江苏欧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了一条通道。“所有学校教室都安装了黑板，如何让黑板智能化，与时俱进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满足教学的多样化需求，是欧帝一直在探索的目标。”欧帝董事长周雪松说，“欧帝希望用最先进的加工方法，设计一个平台，使它能够容纳更多的技术内容。”譬如欧帝最新研发的一款电子黑板，可将板书书写同步至中间大屏上，更容易让学生看清教师板书，它还能完整记录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让板书成为教育信息化的一部分，沉淀为学校的教育资源。

　　根据南京文化产业发展蓝图，未来南京将坚持以产业数字化作为发展主要引擎，进一步推动全市文化产业与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文化产业改变一座城，让城市闪耀信仰之光，让城市彰显时代气息，文化融入城市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