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见到张子麟先生，莫名地感到亲切。他的形象酷似我的一位表叔——在我当初少年的记忆里，就有这么一张慈蔼的面孔。子麟先生后来同我讲话了，声音居然也很相象，浑厚里透着宏亮；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也那么坦荡、爽快，而且干净，好像所有生活的杂质都被过滤掉了。我知道这是人和人之间的某种磁场在起作用。有些人是可以让你一下子便接受，并很快成为相互走近的朋友。

　　子麟先生长我七岁，但经历却比我要丰富得多，或许也坎坷得多。“文革”开始后不久（1967年）他高中毕业，这就比我好，学校里的书他读进去了，没有被耽误太多。对他而言，这一生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或就是“文革”前的那段读书生涯所赋予他的。之后的命运其实也就是国家的命运了，渺小的个人无法抵抗和摆脱他所对应的那个时代。他去乡下插队，做知青，经历了和他同时代的青年学生一样的苦。他写过一篇《挑河》的文章，那里面所描绘的一些细节，今日读来，依旧让人震撼。后来跟着别的知青去了安徽铜陵，做钢筋工，依旧是餐风饮露的生活；再后来到社办厂做钳工，生产轴承，光做出来还不行，还得想法子卖掉。所谓产供销一把抓，他成了那个年代最早的一批“下海者”。通过朋友的关系，在大上海寻找到落脚点，开始四处推销自己的产品。不过，在饱尝生活艰辛的同时，他也收获了特殊年代里那种人间温暖的友情，和上海一个家庭几代人之间的交往一直绵延至今。1977年他在同学的鼓励下参加了高考，并被一所大学所录取。但由于哥哥姐姐早已大学毕业留在了他乡，而在这个节骨眼上，镇领导又特地上门给他母亲做工作，希望他能留下来去一个企业上班。母亲心中眷儿，当然也有此愿，他只好听了母亲的话，和那所大学便也失之交臂。在我同子麟短暂的交流中，能够感受到这是一个悟性特别好的人。他把坚持不断的学习糅杂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后来走的人生之路，虽然辗转过几个不同的场子，舞台也是慢慢由小变大——从主抓一个企业到担任镇上的分管领导，再到相对专业同时也是更高层面上的工业和经济主管部门，他总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得很稳健，而且在不同的岗位上也都做出了若干年后人们谈论起来依旧还能摆得出的几件像样的事儿。我们说，一个体制内的干部，能被后人这样认识这样评价，我以为也就功德圆满十分了得了。

　　当然，几十年来，子麟先生为地方各路贤达所熟知并称道的，除了他谦逊的为人和实诚地做事，再就是他还身怀一门绝技。据有关资料介绍，他自幼便从父辈那儿学习书法、金石、竹刻等中国传统艺术，无论生活怎样变迁，这一门的钻研始终没有中断。尤其在竹刻艺术上，他所精心塑造的作品，已被公认为国内一流水平的大家。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授予了“民间工艺美术家”的称号。以后又被认定为“扬州竹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不久前读到一篇子麟的忘年交写他这方面才艺的文章，说到他在南京举行作品展时，有记者问他，那么窄的一块竹片上是怎样雕出那般细小却又神韵四溢的字来？执刀的时候要不要另一只手拿着放大镜？子麟面对记者笑了，显然这是一句门外汉的提问。刀在子麟的手上其实仍是一支笔，笔起笔落，字里行间，凭的全是多年生成的一种感觉，那是由内而外的生命气息借助于手中的刻刀在做吞吐和运行。外人甚至看不出刀的游走，但一支烟的功夫，一幅近百字、笔画交代得清清楚楚的书法作品已然在竹面上现出真身了。这个过程里，刻家虽然也会有抬头闭眼稍作停顿的间隙，但这种情态就好比长跑运动员跑动中对自身运动节奏的调整。在整个刀锋运行的轨迹中，包括停顿在内，应当是一个相互连贯一气呵成的整体。我尚无机会就竹刻艺术的相关问题请教过子麟，但从他给我的一张三折册页所展示的几幅扇骨和竹搁作品来看，他不仅有着极其扎实的书画功底，在刀法上的稳当与老到，则能看出他的久炼成钢。他对世事的洞察，甚至人生态度上所持的宽容与通达，也都在他刀走龙蛇的布阵里传递出了一二。

　　对子麟先生获得更为具象的认识，是读了他近几年在微信朋友圈里所发布的一些文字和图片之后。尽管这种方式本身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于这个人的所思所想，他所关注的事物，以及他情感的表达方式等等，应当说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式的了解。首先，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他在自家屋顶的菜地里种山芋，对突然光临院宅的一只从未见过的异常美丽的雏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依依不舍的牵挂；他受邀为幼儿园的老师讲书法课，每一课都很认真地提前备课；与好友同去高邮，他对汪曾祺笔下的“大淖”在深入探究后写出了饶具情趣的寻访笔记。对大自然里的美，他有着艺术家所特有的感应之敏锐和表现之细腻——小院子里的石榴，梅雨季节里的池塘与河流，小区里新落成的公园，记忆里儿时端午节的种种食物，无不在他笔下跳跃出各具神态的风姿。

　　从他的文字里还能较为真切地体悟到，他对故旧的倾心与看重。一位老友八十岁生日，他自撰贺联相赠，深情厚谊尽在墨中；中学同学给老首长写字，缺少相配之印，向他求援，他翻箱倒柜遍寻家藏，觅得一方内蒙花乳石，全力为其制印……

　　更让我为之敬重的，是他在灾难面前所表现的一种超乎常人的坚强。三年前的一个冬日，他唯一的爱子因工作过度劳累而不幸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大悲大恸居然没能把他打倒，擦干了眼泪，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重又站在了生活的面前，他带着微笑，照样对孙女的写生画发表他的看法，照样在书案上坐定，操刀刻起了他的竹刻……这是一条真正的汉子，他内心的强大与饱满，足以令他的作品流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