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刊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重审宋词“剽窃”唐诗案之一：宋词为什么要“剽窃”唐诗？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继《诗经》《楚辞》之后耸入云霄的又一座高峰。宋代诗人们聚居的村落，距离这座高峰最近。他们喜爱这座高峰，也最熟悉这座高峰。唐代许多诗集，正是经过他们的搜集、整理、刊刻，才得以流传下来。唐诗的经典地位，也是由他们首先确立的。可以说，他们是唐诗的“第一读者”。终其一代，宋人学习唐诗的热情就没有衰减过，宋人运用唐诗的风气也没有消歇过。即便有许多优秀的诗人自出机杼，另辟蹊径，并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终创立了迥异于“唐风”的“宋调”，——但那也不过是有意与唐人较劲，希望超越这座高峰，就其实质而言，仍然是对唐诗的高度尊崇，尽管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有些极端。

　　宋人的文学创作，主要精力还是投注在诗上的。但宋诗的总体创作成就却未能超过唐诗。就连是否能与唐诗比肩，也还没有获得过后世多数文学史家的认同。然而，他们馀事为词，却大得好评。“唐诗宋词”，双峰对峙，世人早有定论。虽然宋词的总体创作成就仍不可与唐诗相提并论，但至少从“人气指数”上看，是在伯仲之间的。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当然很多。这里无意去做全面的总结，而只想强调其中的一个因素：宋词的成功，从写作技术的层面来看，颇得益于宋人对唐诗之烂熟在胸，且娴于运用。

　　宋词中运用唐诗的情况很普遍，而且运用的方式也令人眼花缭乱：有用字面，有用句，有用意，有用格。其中最基本的是用句。就用句而言，又有整用，有截用，有嵌用，有增字用，有减字用，有改字用，有扩用，有缩用，有顺用，有逆用，有正用，有反用，有别用，有化用，不一而足。对此，钱锺书先生大不以为然，曾在其《宋诗选注》里辛辣地给予讽刺：

　　在宋代诗人里，偷窃变成师徒公开传授的专门科学。……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有个流弊：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是江洋大盗还是偷鸡贼，是西昆体那样认准了一家（钟按：指李商隐）去打劫还是像江西派那样挨门排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这可以说是宋诗——不妨还添上宋词——给我们的大教训，也可以说是整个旧诗词的演变里包含的大教训。

　　虽然，这里“吃板子”的主要是宋诗，宋词只不过是“陪绑”；声讨的是对一切古典的“偷窃”，也不限于唐诗。

　　钱先生的批评，自有他的道理。他强调文学的写生与原创，否定文学的反刍与因袭。对此我并无异议。但如果我们不在文学应以生活为第一源泉这个基本原理的层面上，而仅在写作技术的层面上来探讨宋诗、宋词运用唐诗是否可取，我以为，对两者还应有所区别，不可一概而论。

　　作为同一种文体，原则上说，宋诗运用唐诗不是一个好的策略。道理很简单：文体相同，动作的难度系数不高，即便做得很完美，裁判给分也是要按较低的权重来打折扣的。而宋词运用唐诗则另当别论。诗、词虽然相近，毕竟还是不同的文体，故宋词用唐诗，不但不为人所诟病，甚且被认为是一种特别的才能。道理也很简单：动作有一定的难度，起点分自然较高，稍能出彩，就很容易赢得观众的掌声。

　　此外，宋词多用唐诗，还有不得不然的特殊文化背景。词在宋代尚未脱离音乐，在许多情况下，是“听”的文学，而不像诗那样主要是“读”的文学。“读”的文学与“听”的文学，审美标准既有其同，更有其异。具体来说，两者都需要“陌生化”与“熟悉化”相结合，这是“同”。但“读”的文学要求“陌生化”更多一些，即“推陈出新”；“听”的文学却要求“熟悉化”更多一些，即“以故为新”：这是“异”。

　　汉语言的特征是一字一音，同音字、同音词数量巨大，耳朵很难一一分辨。因此，“听”的文学的最佳写作策略，是使用常见字、浅俗语、现成句，是尽量迁就（换一个角度来说则是“充分利用”）接受者既有的文学积累，否则就会产生“接受障碍”，影响接受效果。而对于宋词听众之一大宗的宋代文化人来说，唐诗是其文学积累中时代最接近、语言最熟悉、内容最丰富、艺术最多彩、数量最庞大的那一部分，自然是“迁就”或“利用”的首选。倘若他们在听一首新词时，突然听到一两句熟悉的唐诗——哪怕是乔装改扮过了的，也会油然而生出某种亲切感。那是一份近似于“他乡遇故知”的喜悦。“故乡遇故知”，自然也可喜，但原在意料之中，那“喜”便一般；唯其是“他乡遇故知”，事出意料之外，那“喜”便不是寻常的“喜”，而是“惊喜”。“他乡”是“陌生”，“故知”是“熟悉”。“陌生”是“新”，“熟悉”是“故”。“故知”而在“他乡”见，这“故”就不单单是“故”了，虽“故”却“新”，亦“故”亦“新”，是“熟悉化”与“陌生化”的有机结合。因此，宋词之用唐诗，就有“以故为新”，寓“陌生”于“熟悉”之中的特殊美学效果。而这正是“听”的文学所预期的最佳审美状态。

　　听众既然不认为宋词用唐诗是“偷窃”，甚且还很欣赏这种“偷窃”，作者自然更放心大胆，理直气壮。以至于某些词调的某些句位，例如《临江仙》调上下篇末尾的五言二句，用古人成句（多用唐诗，当然也有用唐以前人诗和宋诗的）竟成了惯技。这在作者一面，还有特殊的隐衷。文学家原有才思敏捷之“快枪手”与慢工出细活之“雕刻家”的分别，“对客挥毫秦少游”（秦观）那样的“快枪手”总是少数，“闭门觅句陈无己”（陈师道）那样慢工出细活的“雕刻家”更多一些。而词往往是要在酒席上当场作了来交给歌妓们去演唱的（在某些特殊的社交场合，虽不由歌妓演唱，也要求限时完成），必须“短平快”，断断容不得冥思苦想。而要“短平快”，就不能像旧时盖房子那样一砖一瓦地砌，须学现代化建筑施工，多用预制件吊装组接。唐诗成句，正是优质品牌的“预制件”！词人填词时，顺手牵羊，“偷”它一两句、三四句唐诗，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如若“偷”得巧妙，还能赚来奖誉，——好处多多，何乐不为？

　　风气一旦形成，初始的原因就不再重要。后来有些宋词，不为“应歌”而作，不属“听”的文学，创作时也没有时间限制，却仍然要“偷”唐诗，那便是习惯性动作了。附带说一句，宋词后来也常遭到元曲乃至明清戏剧的“盗窃”，道理是一样的：“听”的文学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这一“D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