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人生悲惨遭遇令今人难以置信，给我们留下了不尽的遗憾和思考。

从根本原因上分析，首先与封建朝廷“恶直”现象有关。就颜真卿本人而言，他并没有卷进封建官场你死我活、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漩涡，只是性格上有点褊狭，办事太较真，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容不得别人不按章程规矩办事，包括皇帝、皇太子、宰相，如果谁做得不合礼义、不合朝纲，他都会出以公心地提出来，并且是心中不吐不快。颜真卿晚年也认识到自己“褊性”不足给自己带来的厄运，但他心中装着百姓，心中装着朝廷，纵然性格较真，至于把他一次次地贬出京城、最后把他推到火坑、送到恶魔手里吗？“颜体”书法艺术，后来看出其中有“筋”道，有韧劲，正是颜真卿为人处事一丝不苟、心无旁骛、心正行端的高贵品德在书法艺术中的体现。作为书法艺术家，颜真卿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存在成功与否的评判，那是后来者对他的认同。作为政府官员，颜真卿一心维护朝廷，维护李唐政权，但封建朝廷中“恶直”现象、不喜欢正直官员的现象普遍存在，如果是掌握实权的右相也“恶直”，那正直的官员难逃遭殃厄运。颜真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不幸遇到了“恶直”的卢杞，尽管颜真卿曾经不顾生命危险，用嘴舔净在“安史之乱”中遇难的御史中丞卢奕（卢杞父亲）头颅上的血迹，使遇难的四位朝廷官员得以“肢体”完整地安葬。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与当时社会普世价值观有关。当时的人们书写工具都用毛笔，能够断文识字、知书识礼的也只是极少数人。只要读书写字，就是在写“毛笔字”，并没有什么希奇的地方，就像后人用铅笔钢笔写字、今人会敲电脑键盘写字一样。其中有些人的“毛笔字”写得好，就名气响些，但这种名气对于社会大众来讲是不足挂齿、不以为奇的。现代人的所谓“书法”，当时只是少数人的事。古人心目中的“艺术”二字，与现代人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往往带有“雕心小技”的贬义。我们现在被视为艺术的“书法”，在当时是一种不入社会主流、与普通大众包括社会上层人物在内的人们生活无关痛痒的事，人们更不会用金钱、用地位去衡量“毛笔字”的价值，更不会把一个“毛笔字”写得好的人当“明星”、当“ⅩⅩ家”来捧着、供着，甚至还许以官职头衔，至多只承认他书写的劳动本领比一般人强而已。

这种对书法艺术价值认识上的巨大差异，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形成了。

魏晋时期，书法艺术被视为“奇技淫巧”，不被视为上行。当书法成为实用之物，要为它役身劳神时，便更令时尚所讪笑，为高情逸致之士所不齿，更不要说拿书法去卖钱、按平方尺、按名气名头大小来讨价还价了。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记载：“韦仲将能书，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鬓皓然。因敕儿孙：勿复学书。”

南朝梁刘孝标在注解《世说新语》这段记载时，引用了西晋书法家卫恒的《四体书势》指出：“诞善楷书，魏宫观多诞所题。明帝立陵宵观，误朱钉榜，乃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使就题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戒子孙：绝此楷法，箸之家令。”

韦诞，字仲将，是曹魏政权时期的书法家、制墨家，擅长各种书体，其书法如龙盘虎据、剑拔弩张；韦诞同时也“有文学，善属辞”，文学水平高，写得一手好文章；官至光禄大夫、侍中。

魏明帝曹叡建了一座陵宵观（亦名“陵云阁”），由于工程管理上出现疏忽，建筑工人们将一块还没有来得及题写文字的榜额就直接“白板”镶嵌榫铆在了建筑上端正面，与整座建筑形成一个整体，已不能再随便取下来了。当时建筑的“脚手架”基本上就是“堆土”，塔、阁、观等建筑主体完成后，再将四周堆高的土给去掉运走。“脚手架”也拆了，但忘记给皇家建筑题榜，这可是件大事，必须想尽办法给补上。大家只好把韦诞装在一只笼子里，系上绳索，再用辘轳来人工绞动绳索，把韦诞一直拉升到离地面二十五丈的高空，让他站在悬空的笼子里书写匾额。

那时又没有安全带系在身上，更别说买保险了，作为光禄大夫、侍中的韦诞是害怕得要命。等到在空中题写好了匾额，再由辘轳慢慢的、摇摇晃晃的将他降到地面，到了地面时，人们发现，韦诞整个人竟给吓得头发一下子全都变白了，两腿还在发颤，可怜衰老得仅剩下一口余气。

回到家后，韦诞告诫子孙们：从此后，再也不许你们学习书法了！这要作为一条家规。

到了东晋时期，又发生了一件性质相同的事，并且是发生在谢安与王献之二人身上。

据《世说新语•方正篇》记载：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376-396年），太极殿始建成，王献之当时任谢安的长史。谢安派人送来一块作匾额用的版（通“板”）子，让王献之在上面题写。王献之“有不平色”，一脸的不高兴，对送版子来的人说：“把这东西掷到门外去！”

谢安见王献之拒绝完成任务，就把他找来，也不直接批评他，也不直接要求他去做这件事，就把发生在曹魏政权时韦诞身上的故事说了一遍，并想以此来说服王献之，认为他应该接受这个任务。

王献之是“书圣”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少负盛名，放达不羁，其书法艺术与王羲之合称“二王”。王、谢都是东晋王朝世家大族，其势力在朝廷是旗鼓相当。王献之回答谢安：正因为曹魏政权对书家不重视，“魏阼所以不长也”，所以曹魏政权就寿命不长。

谢安认为王献之的话也有道理，并“以为名言”，就不再强迫他了。

刘孝标在补注《世说新语•方正篇》时，又引用了宋明帝《文章志》所载的王献之不欲为新宫题榜之事，在内容上有所丰富。当时新宫落成，“议者欲屈王献之为榜，以为万代宝”。说明当时社会已经认可王献之书法的价值，想请他为新的皇家建筑题额，将来也好传下去。谢安亦持此观点，所以就拿曹魏时期的韦诞头发尽白、“裁余气息”一事来“风动其意”，规劝王献之，谁知遭到了王献之的正色拒绝。

王献之对谢安说道：“此奇事，韦仲将是魏朝大臣，宁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谢安知道王献之的脾性，也就“不复逼之”。

颜真卿的祖先、北齐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曾将书法列入“杂艺”门。颜之推教导他的子孙们，对书法“此艺不须过精”。他认为：“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中国自古就有“巧人常被拙人磨”之说，所以颜之推完全赞同韦诞对他的子孙们的告诫：“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

颜之推对王羲之等人因书而累也曾作出评价：“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王羲之，字逸少。颜之推认为，王羲之就是因为书法出名，把他其他方面的才能都给掩盖掉了。王羲之曾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很有政绩，但后来人根本不知道，只知道他是大书法家。

对于南朝是的梁王褒，颜之推也认为，王褒是“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

也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让人知道你是一位书法家，不要以书法出名。（关于王褒，读者可参见笔者《在古战场硝烟中穿越的三对文坛才俊之庾信与王褒》一文）这与今人所为截然相反。

颜之推也承认：“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社会现实中，那些靠书法艺术被提拔重用的人，是不屑与他们同道的。

北齐的魏收在《魏书》中，也将擅长书法的江式、沈法会、蒋少游等人列入《术艺传》，并通过“史臣曰”来评价说：“方术技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轻其艺。”

唐代的令狐德芬在《周书》中，也将出身低微、以书法之长服务于当时的冀俊、黎景熙、赵文深等人列入《艺术传》。

上述文献记载已经不难说明，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至少是到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今人眼中的书法艺术是很不吃香的，“毛笔字”写得好的人也认为他们比别人辛苦，不值得；平常人更不会去花金银钱两去收藏他们的毛笔字，好待价而沽，因为整个社会还没有出现用书法作品来兑换金钱的风气。

原始书法艺术是一门纯粹的艺术，没有铜臭味，没有商业气息。否则，书法大家颜真卿又怎么会把宝贵的生命葬送在了一群叛军武夫们的手中！文学艺术之树，离开了时代的土壤，就只能凋萎。时代需要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更需要时代，就如同我们需要地球，而地球不一定需要我们的道理一样。

束有春

2020年7月5日于金陵四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