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当今书法已发展为纯艺术，大家关心的是它如何创新求变，而真正决定书法艺术价值的根本是境界，但关心这一根本的人似乎不多。
我想了想，觉得确有这种现象存在。—因为这不只是书家个人的能力问题，而首先是精神修养。当然也有许多真有见识和追求的书家，始终视境界为书法艺术价值的根本，作为艺术的终极目标、终生追求。
有这么一位书家，他以积极的社会担当意识，以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敬畏之心，以对时代生活的感恩之情，思考着当代的书法问题，从事他的具有时代意义的艺术追求。他的具体见识和创作实践，鲜明地反映出这一基本特点。这个人就是言恭达。
自时代的书法热兴起、创新要求提出以来，书坛情况确实比较复杂。有的人不知怎么“创”，焦急地等待、观望；有的人大胆作了各式各样的尝试，却未得到时人的认可。这时候，恭达先生为迎“奥运”、迎“世博”，用大草长卷写出了何振梁在申办奥运会上的陈述词：《我的中国心》；以 25米长卷写了下国家领导人庆贺世博会的讲话：《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等等，且以时代的行文格式出之。这当然是具有时代创变意义的作品，而且得到了时人的赞许和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为什么举国欢庆申奥成功、书家都在思考创新之时，没有想到这一点？或许是有人缺少实力，或许是虽有这种现实生活热情，也以为这与自己的书法创作并不相干。或许还有人以为书法只是“形式美的艺术”，长期抄录唐诗宋词，已形成超稳定的心理定势，自己的创作活动早已脱离现实生活而全然不知。书法本来是可以用来宣传群众、教育群众、鼓舞群众作为时代的书家，竟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恭达先生不仅想到，而且在出色地完成前面讲到的那些巨作后，又先后还推出了推动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伟人诗抄《世纪脊梁》和自作诗《时代抒怀》等系列艺术精品。这就说明，他的紧跟时代、拥抱时代，创作精神不是偶然的了。这既反映了艺术家的时代生活激情，也是让书法艺术功能充分运用，而且使作品在艺术创作上有超常的发挥。—事实证明：即使最保守的书家，也不会认为他“路子走偏了”，都认为这是时代的正道，还赞赏他的艺术敏感、精神修养与笔墨功夫。
恭达先生之所以有这种创作热情和艺术成就，基本原因可以归结为两条：首先是源于他自觉的社会担当和强烈的时代关怀意识。他不是那种“超尘出世”、只在谋求自娱自乐的“纯艺术家”，更不是借书艺沽名钓誉的人物。他真正认识到：从古到今，没有离开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书法。如今书法的实用功能被现代手段方式取代，但是它并不妨碍，甚至更能让人们以之表达主体的情思意兴的同时，为实现宣传教育，并给人以审美，就像其他文艺形式一样。
恭达先生长期以来，担任着包括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副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几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许多职务。他关心社会，关注民生，紧贴时代脉搏，有着一个人民艺术家宽阔的心胸和深挚的情怀。正因为如此，恭达先生用这种最具民族文化魅力的形式，宣传奥运精神、世博文化，既让古老的书法艺术融入现代生活，也展示了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这种艺术实践，反观时下流行的尽以抄录古人文词的现象，无疑给时代书人提出了新的思考。确实这种尽抄古人文词以为时代书作，是有书史以来没有过的文化失落现象，是特定的历史原因造成的，责任原本不在书家。但是，既有志于书，就要努力补上作为这门艺术必须具备的基础课。而当前的事实是：许多人不仅未能想到这一点，而且以为书法之为艺术就是这种抄抄写写。这分明是对书法之为艺术的根本缺少基本的了解，致而在创作中，特别是在创新上，无视书法之为艺术根本的根本，只在形式上徒耗心力。
我当然不是说恭达先生只是想到做到这件只需提醒、大家都会注意的事。我是以此为例，意在说明恭达先生作为时代艺术家的生活敏感、艺术敏感确有过人之处，并在艺术实践中反映出来。
其次，基于他对书法之为艺术的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书法原本就是“我、要、写、字”，怎么写？写什么？传统哪些必须继承？他毫不含糊。“书者，抒也”，他很重视文词的选择。“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发而为文词，乃有书写。这本是书法创作的基础。除了特殊原因，比如迎奥运、庆世博外，他在创作中选用一定的文词内容，都以极大的热情去把握。其通常之书，大多是自撰诗文，偶尔也有古诗文，也是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其每件作品之所以各具风神，原因就在这里。
恭达先生书法功力深厚，书路宽阔，数十年来不废临池，诸体皆精，为当代实力派书家中翘楚者。其篆书，从小篆入手，上溯三代吉金文字，脱胎于《散氏盘》，形态端庄静穆，气息醇厚古雅，时人早有定评。其狂草书更有独特之处：大气磅礴，乐感强烈，气韵生动，境界高远。他以对传统草书经典的敬畏之心，于旭、素书中悟得三昧，构形大开大阖，运笔纵横捭阖，以篆书裹锋笔法与简书的率意笔法入草。娴熟的书技显示出其深得中锋“画沙”、“印泥”之妙，结构营造和章法布白，常在感性与理性、有意与无意之间，笔下劲爽凌厉，或静如处子，或动如脱兔，似天风海涛，闪电雷鸣。他从中国文人画的用墨中汲取营养，浓淡枯湿，变化丰富，酣畅淋漓。确似无声之音，成无形之象，是发自肺腑的轨迹，绝非因浅俗的冲动产生的狂野。直观之，是有筋有骨、血脉灵动的意味之象；细品之，又觉其意味隽永、境界高雅。
这种艺术效果，既是书家深厚的民族文化与美学精神修养的体现，更在其强烈的时代责任，是由于对祖国对人民的挚爱，当然也是由于对书法之为美的根本有精深独到的把握。他说：“我恋古，但我不守旧，我天天与古人对话，但又时时汲取时代的新鲜空气。清逸、蕴藉、浑朴、平和、简静，是我近 50年来一直追求的艺术风格”。
很明显，他是站在时代生活的制高点上观照历史、认识古人，并与古人对话的。从古代经典中汲取营养，这是他在把握书事上的基本态度。其专门提出的“清逸”等一系列审美效果，则是他追求的艺术审美境界。所以长期以来，他守着这条底线，坚忍不拔地进行着卓有成效的追求。他说：“‘清逸’是我艺术审美的基本倾向。‘清逸’赢得自然、平和、古雅、高踔、简静的书卷气息。平中求奇，风韵天成。”
他将自己的美学思想概括为四个字：清、拙、厚、大。
“清”则古雅，去“浊”、“俗”，显“逸”、“静”，风规自远也。
“拙”则朴浑，无作气，胜于巧，熟笔易得，生拙难求，气韵生动也。
“厚”则沉雄，去浮滑，强骨格，真力弥满也。
“大”则精深，去小家气，生至刚、至中、至正的大家气，品位高古也。
这些效果，不是主观设想，而是他“天天与古人对话”，同时在吸取时代的新鲜空气中，既观赏名迹中感受、体会，又在研读古书论、文论中理解民族美学精神，思考时代的艺术审美需要。通过刻苦实践，深切体会到：必须有坚实的物质力量和精神修养，才能达到这种境界。
在对于魏晋以来形成的碑帖两种书法体系，乃至更早的秦汉简牍，该如何认识，如何汲取营养，他都有独到而深刻的认识：“我主张碑帖相融，达到北“势”与南“韵”的有机统一。将恢宏的豪气与清畅的逸气结合起来；将碑的凝重苍茫、帖的醇雅精微、简的天趣率真结合起来，在充实中求灵透，于闲静里把握节奏，捕捉感觉中朦胧而又微妙的深层意象。”
以上这一些充满了辩证精神的表述，不仅反映了他对书法之为艺术、对其审美意义与价值，从民族文化艺术思想体系上认识的完整性、系统性和深刻性，而且帮助人们在观赏他的作品时，更能了解其所以有一种特别耐品味的气息、境界，它们是从哪来的。
清乾嘉之时，碑风兴起，这原是陈陈相因的帖书引出的心理逆反。可是有些人对碑书并不了解其美学特点，又只是从形式上理解，只以形式上学仿，对帖书技法的精谨、风神上的娴雅，言恭达艺术研究彻底否定。也还有人认为：写字就是写技术，除了法帖，无以言技法；没有技法，无以言书。所以仍恪守着帖本。
恭达先生却从文化史发展的高度，认定二者都是古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基础上的创造，它们本身是传统，又是对传统的继承，本身就是有联系的。只要他们反映了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的本质力量丰富性”的创造，都可以用来化作时代书法创作的营养。关键只在自己是否真识它的美，能否化作自己的创变。
实际上，这不仅显示了他对传统的认识，也表明其书确实是有明确的美学思想指导的实践。人们从其各体的书法创作中可以品味到：既是由帖，也是由碑，更是从整个书法传统体现的艺术精神：气息高踔，风神清逸平和，大雅豪迈，绝无时下那为做作，且自标为“丑书”的那种浮薄、浅俗。这种效果，既是对传统全面深刻理解后的汲取，又是时代创造精神充分而又实在的生发。这种效果，用他的话说：它既“朦胧而又微妙”，是艺术家心灵深处感悟后以“写”、“字”创造的意象、意味之象、意境之象而出之。说明他实实在在认定了：时代的书法，是写民族文化精神的艺术，写时代人的胸襟，也是表达个人情思意兴的艺术。它的美、它的艺术意义与价值，正在于其有丰富而高雅的精神内涵。
认真分析这些反映他的艺术见识、审美追求和在实践中获得的感悟，联系他的书作，足以见识到：他不仅是一个天赋极高、艺术感悟力极强的艺术家，同时又是一个极为勤奋、严谨治学和厚积薄发的学者。我读他的文章，仿佛在听取一个睿智的、思想境界高远的哲人在叙述心声；而品赏他的书作，又仿佛面对一位平实、温和、心性淳朴、情真意挚的人。人们不能不承认他的艺术是深得民族传统文化滋养，有对民族哲学美学精神的深悟和对书法之为艺术具有时代特点的真解。
恭达先生 2010年为上海世博会创作的狂草长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受到普遍赞扬。在向记者讲述这件作品的创作追求时，他讲的一席话，与其说是艺术经验，不如说是在提示当今书家应有怎样的艺术认识和创作态度，甚至是在启迪人们应该怎样面对时代、面对人生、面对事业。这篇谈话，不仅讲了自己对书法艺术的态度，而且向同代书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时代需要书法艺术。时代书家也应该正视一个事实：我是否不知不觉陷进脱离时代生活，将书法当作只是借汉字（甚至连汉字都不要）去玩弄的“纯艺术形式”？心力用尽，却只在闭门造车？
时代需要书家以高度的生活热情融入社会，关心大众，将艺术的思想内容与审美效果统一起来，建立在时代生活的基础之上，尽书法之可能，为丰富人们精神生活、充实心灵，做一些可做、该做的事。然而从当前的实况看，确有一些书家心力全用在形式的琢磨上，作一些也不知何所谓的“形式美”追求。书法首先是要写汉字的，而一些书家似乎不知书法有这个常理，似乎从来不知有这个作为书家必须具备的修养与能力。
事实上，自古以来，堪称书法艺术之作，无不是以有思想感情之文词的书写，有文词之作，才有情动形言之书。历史上确有只顾文词、只作誊抄之书者，那叫“文书”、“录士”，是一种职业，人们从不视其书为艺术。今天，有社会责任的书家，懂书法之为艺术所以构成的书家，怎么能让自己只是个“文书”、“录士”，或只能借前人的诗文抄抄写写弄个形式呢？
正是基于明确的书法之为艺术的认识和修养，所以恭达先生有了前面所举的那些惊世于一时又能传之于永久的艺术，既继承了传统，又作了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创造，前无古人，所以它又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恭达先生还特别强调作为艺术家的人格修养。当记者赞及他常以巨额稿酬赞助慈善事业时，他说：“作为一个文化人，对个人名利，一定要淡定；对生活要满腔热情；对众生要有悲悯之心；修养自己，要从一点一滴行为来修塑灵魂。”
没别的想法，他把这一切视为灵魂的修塑。
“作为艺术家，最重要的是品格，我国传统书论中特别强调人品与书品的关系”。“强调人品，就是把艺术作品、艺术家放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中去考量。包括艺术家和其艺术作品对社会、历史文化产生的影响，以及人格的自我完善，起到积极的表率作用，这样才具有深刻的价值内涵和深远的审美意义。”他还说：“我今已年逾花甲，骤然发现人生中的善良、纯粹与宽容，是多么的宝贵……”“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爱天下之善……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态。”
由此我真正看到一个书家“书为心画”、“书品就是人品”的虔诚心态！
正是这种心态，所以他要求自己“要有意识地引领社会审美取向和价值判断尺度，召唤文艺责任心回归，引领国民精神提升，以高度的文化价值自觉，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听到这种掷地有声的语言，我心灵震撼。书家从人生、从艺术、从思想到实践，在作怎样的追求？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我全然明白了。我无言，只能原原本本将他的这些话敬心抄录在这里，以飨读者，也用来策勉自己。
备注：作者陈方既先生，1921年9月生，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1946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科。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长期在湖北省文联工作。著有《书法艺术论》《中国书法美学思想史》《中国书法精神》《书理思辨》等十余部著作，2013年荣获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本文写于2014年5月，时年九十三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