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个案一）

　　唐杜牧：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此诗言简意赅，篇短韵长，属于千古绝唱一类，为历来的唐诗选本所必收，且多次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凡识字者几乎都耳熟能详。其文字比较浅显，应该不难领会。

　　然而事情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简单，多少年来我们成功地破译了许多艰深的篇章，却偏偏把这首一般被认为是浅显的作品给误读了！

　　关键在“商女”二字。

　　清徐增《而庵说唐诗》曰：“‘夜泊秦淮’而与‘酒家’相‘近’，‘酒家’临河故也。‘商女’，是以唱曲作生涯者。唱《后庭花》曲，唱而已矣，那知陈后主以此‘亡国’，有‘恨’于内哉！杜牧之‘隔江’听去，有无限兴亡之感，故作是诗。”

　　他认为“商女”即是在“酒家”卖唱的歌女。

　　这种理解为当今的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等权威性辞书都把“商女”释为“歌女”，且均引杜牧此诗为证。

　　各种诗选和鉴赏集亦皆袭取此说，有些论者还作了进一步的推阐：歌女之所以唱《后庭花》，是应顾客的要求。因此，我们不能怪罪歌女，而应把账记在点歌的达官贵人们头上。诗人讽刺的矛头，实指向那些买唱享乐、醉生梦死的上层人物，云云。

　　略有不同意见的是陈寅恪先生。

　　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牧之此诗所谓‘隔江’者，指金陵与扬州二地而言。此‘商女’当即扬州之歌女，而在秦淮商人舟中者。夫金陵，陈之国都也。《玉树后庭花》，陈后主亡国之音也。此来自江北扬州之歌女，不解陈亡之恨，在其江南故都之地，尚唱靡靡遗音。牧之闻其歌声，因为诗以咏之耳。此诗必作如是解，方有意义可寻。后人昧于金陵与扬州隔一江及商女为扬州歌女之义，模糊笼统，随声附和，推为绝唱，殊可笑也。”

　　其与徐增之说的主要分歧，在“商女”非唱于“酒家”，而唱于“商人舟中”。

　　哪一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呢？显然是陈寅恪先生说。

　　宋王安石《金陵怀古》诗四首其二曰：“《后庭》馀唱落船窗。”已明点“船”字。

　　宋贺铸《水调歌头·台城游》词曰：“楼外河横斗挂，淮上潮平霜下，樯影落寒沙。商女篷窗罅，犹唱《后庭花》。”“樯”“篷”亦皆就“船”言。

　　北宋去晚唐未远，故王、贺二氏对小杜诗意的理解，自比清以后人的理解更有可能存真，也更值得重视。

　　（其实，清词中亦有“商女”在“船”的例证，如徐瑶《过秦楼·寒月》曰：“算只有、商女船边，征人马上，偏自看来亲切。”）

　　然而陈寅恪先生说也还未能视为定谳。

　　其一，他对“隔江”二字的读解是有问题的。杜诗分明是说自己泊舟之处与商女唱曲之处“隔江”，而非谓金陵与扬州“隔江”。

　　其二，“隔江”既非指金陵、扬州之地理关系，则断言商女“来自江北扬州”，也就不能成立。

　　其三，他指出商女唱曲处为“商人舟中”，虽较徐增前进了一步，但仍以“商女”为“歌女”，并未切中肯綮。

　　其实，“商女”当释作“商妇”。

　　五代孙光宪《竹枝》词曰：“门前春水白蘋花，岸上无人小艇斜。商女经过江欲暮，散抛残食饲神鸦。”

　　宋王岩《残冬客次资阳江》诗曰：“淡云残雪簇江天，策蹇迟回客兴阑。持钵老僧来咒水，倚船商女待搬滩。”

　　这两例的背景都是荒僻的水滨，都有船，却没有“酒家”，亦无唱曲之事。认“商女”为“歌女”，将何以自圆其说？若以“商女”为商人之妻、妾，则随船迁徙，凡濒江河之处皆能到，扬子江、秦淮河也得，白蘋洲、资阳江也得，置之杜诗、孙词、王诗，岂不触处可通！

　　而最铁定的证据还有宋刘攽《中山诗话》所载宋叶桂女咏江州琵琶亭诗：“乐天当日最多情，泪滴青衫酒重倾。明月满船无处问，不闻商女琵琶声。”

　　诗吟白居易《琵琶行》故事，此“商女”非彼“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而何？

　　（清王开沃《相思引·晚从瓜洲渡江》词曰：“芦荻当风摇故垒，鱼龙挟浪卷前朝。更无商女，静夜掐檀槽。”亦用《琵琶行》为故实。“檀槽”，即“琵琶”的代名词。此虽晚出，仍可参证。）

　　可见，释“商女”为“歌女”者，盖由小杜诗孤证引义，因其中有“酒家”、“唱《后庭花》”等语而目迷五色，误入了歧途。

　　弄清“商女”一辞的确切定义，我们才算真正读懂了杜牧此诗：

　　诗人生活在唐帝国晚期的飘摇风雨之中，忧国之心不能自已，因商妇歌《后庭花》而牵动幽思，念及国运，故发为咏叹。是所谓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旧说以此诗旨在讽刺醉生梦死的达官贵人，陈义虽高，却实在是牵强附会。

　　即便“商女”真是在“酒家”卖唱的歌女，此说也决不可通。

　　唐代的“酒家”不是今天的五星级大饭店。

　　当时可以称得上是“达官贵人”的人，哪个没有豪华的府第、园林？哪个不蓄养歌儿、舞女？哪个不享有支配官妓的特权？他们一般都是在家里或官衙里饮宴、由家妓或官妓唱曲侑酒的，（这只消看唐人集中“宴某附马宅”、“宴某将军山林”之类的诗题便可一目了然。）还用得着降尊纡贵，到市井间的“酒家”去呼酒点歌么？

　　相反，“酒家”里真正的常客倒是像杜牧这样的中小官吏，他总不至于作诗来讽刺自己“醉生梦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