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7月，我从基层抽调到大屯煤指姚桥矿（时称矿建第一工程大队）政工组搞保卫工作。保卫组有几位老同志，他们的为人处世和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生。

　　朴实敬业的老孙

　　进保卫组的那天，是由老孙向我布置具体工作。老孙就是孙茂运同志，保卫组组长。据老孙自我介绍，他是从淮南矿务局大通煤矿人保组组长任上调来我矿的。听完他的介绍，我感到十分亲切。因我参加煤矿工作的第一站就到了淮南谢二矿，在新工人培训期间，曾组织我们参观大通煤矿“万人坑”（那是日寇侵略者滔天罪行的铁证），进行忆苦思甜教育，中午还安排吃了忆苦饭——糠窝窝头。在大通煤矿的参观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烙印般的难以磨灭。正因为如此，知道老孙是从大通煤矿调来大屯的，心底油然产生敬意。

　　那时，政工组时常要学习，政工组下属的组织、宣传、保卫、工会（筹）和团委（筹）几个部门集中学习讨论。有天上午，大家刚坐下来一起学习时间不长，就有电话报急，说是来了一帮当地村民，硬要闯进矿里。老孙听后立即起身快步走向矿大门口处理。原来是那帮村民想进矿洗澡，这个时间段恰巧是夜班上井的矿工洗澡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冲突。我见老孙一个人去了，有些担心，接着我也跑步来到矿大门口。只见大门口已聚集了几十个村民，吵吵嚷嚷、气势汹汹地硬要进矿洗澡，老孙和门卫正在劝阻呢。我对着一个年纪大些的村民说，老孙是我矿保卫组的领导，你们要听从劝告啊。这位年纪大些的村民也许是领头的，他看看老孙饱经风霜的脸庞，沙哑的声音不停地劝阻着，自知理亏，只好连声对那群村民喊道：“回去，回去！”，这批人就散了。面对突发或者危急事情，老孙总是不顾年纪，冲在前面，亲力亲为，起好带头作用。

　　1973年下半年后，矿内的集体宿舍接连发生偷窃案件，小偷既偷现金、饭菜票，亦偷衣物，一时搞得人心惶惶。老孙带着我们勘查现场、走访调查和召开案情分析会。老孙特意嘱咐我将报案材料进行汇总，记录得越细越好，尤其那些衣物，是什么颜色、什么牌子和什么款式的等等，必须一一标明，“这些都是破案时的重要证据”，老孙特别强调这一点。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没有什么进展，而小偷并没有敛手，还在猖狂作案，不时又有矿工报案宿舍遭窃。我们感到了无形的压力，以致寝食难安。这天，矿里放露天电影，电影结束后，就有两名矿工来报案，说挂在宿舍里的两件新衬衫不见了。第二天下午，在走访调查中，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线索。有位矿工收到家信后起了乡愁，当晚未去看电影，一人站在窗口想心思。他的窗口正对着前面楼房的楼梯口，无意中看到机电连锅炉工曹某某从一楼空身走到三楼，等一会又看到曹某某夹着些衣服之类的东西下楼了。这个线索太有价值了，因为昨天来报案的两名矿工就住在三楼宿舍。事不宜迟，老孙立即布置工作，兵分二路，一路派人去曹某某所在的机电连了解相关情况，老孙则带着我来到曹某某所住的集体宿舍。经初步查看，在曹某某的床铺下的洗脸盆里，发现了两件新衬衫，与被窃的衬衫完全一致。我们将两件衬衫收集好，这时到机电连了解情况的同志已返回办公室，掌握了曹某某下班后到大屯煤矿指挥部车队其姐姐家去了的动向。老孙当机立断，立即向指挥部保卫组汇报案情，并转请车队保卫人员协助，一经发现曹某某即行扣留。此时天色已黑。正当我们准备车辆时，指挥部保卫组的老鄂同志打来了电话，说是已在车队发现曹某某并将其扣留。老孙带着我立即驱车前往车队。到达车队后，只见曹某某耷拉着脑袋蹲在地上，一副丧家犬的模样。老孙干练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绳子，将曹的双手紧紧捆住，并命令他跟着我们回矿交代问题。到矿后，我们连夜展开审问，在凌厉攻势下，曹某某交代了自己因赌博输钱，即去集体宿舍偷窃作案的全过程，并交出藏在锅炉房和更衣箱内的部分赃物。至此，在矿内集体宿舍发生的多起偷窃案件一举告破。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到了第二年夏天。是年，一批下放黑龙江的上海干部分配到大屯，我矿也分来多名。矿机关的干部出现了一些调整，党委安排老孙到运输连担任党支部书记。虽然我和老孙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他朴实的矿工气质和特别能战斗的敬业精神，深深地感染并激励着我，成为我不懈前行的动力。

　　蓦然间想起老董

　　我在2009年初开始，利用空余时间撰写《子规犹啼——中国古代廉诗点评》一书（此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我写到东汉时期的严光（字子陵）拒绝高官厚禄、不求荣华富贵的事迹时，蓦然间想起了大屯姚桥煤矿的老董。

　　当时，保卫组的老同志中，就数老董即董存举同志资格最老，他在抗日烽火中参加新四军，年纪很轻入党，解放后转入上海建筑工程系统，大屯煤矿刚开发建设就主动报名前来。老董脾气耿直，对人坦诚，说话有一是一，从不拐弯抹角。当时，矿机关还在职工单身宿舍楼的一楼和二楼办公。一天上午，有位老同志来看望老董，两人亲热地交谈了好一阵，看得出他俩关系很好。那人走后，老董告诉我，刚来的老同志是他苏北老家的同乡老苏，现任矿建第二工程大队的生产技术组副组长，今天是来我矿联系工作的。接着老董又说，老苏在“文革”前曾任上海市政府计委副主任，行政11级干部，其妻曾任上海市政府财政局副局长，行政12级干部，刚来大屯时夫妇俩还做过仓库保管员呢。老董说的话使我吃了一惊，原来老苏夫妇俩都是名副其实的高干啊！

　　过了几天，我来到矿建第二工程大队（即后来的徐庄煤矿）办事，保卫组的一位同志也和我讲起了老苏，说是老苏一起共事的那些来自老矿区的同事，曾问老苏，你那么级别的干部，我怎么看不出你有多高水平？老苏微微一笑说，当年我在上海市计委是领导和协调厅局级干部的，不像在这里接触的都是基层的同志，我很难施展……，话中蕴含着无限感慨。

　　1974年春节后，批林批孔运动在大屯矿区展开。不久就有消息传来，说是矿建第二工程大队有人检举揭发老苏，说他恶毒攻击那场特殊年代的运动、无耻吹捧刘少奇等等，为此老苏受到严厉批判。老董听到这些消息后忧心忡忡，心神不宁，很为老苏的处境担忧。过了几天，又有消息传来，说是老苏不堪连日的凌辱和无休止的批判，尤其是自己随口说的话被同事告密，心里极其难过，竟然服毒自杀，在指挥部矿工医院抢救呢。老董闻此消息，再也坐不住了，随即直奔矿工医院。当时老苏已被抢救过来，老董对着他直言不讳：老苏啊，你在战争年代枪林弹雨都过来了，解放后多少次运动也都过来了，这次被批了一下就想不开了？你就算是这样死了，怎么对得起组织、对得起自己的老婆孩子呢？！毕竟是同乡兼战友，老董的一席话，居然把老苏给“骂”醒了。老董从矿工医院回来后，把自己给老苏讲的话又复述给我们听，话音中明显站在老苏一边，为他鸣不平。我想，老董真是条汉子，爱憎分明，说话一口吐沫一根钉，直奔主题，从不弯弯绕。

　　不经意中两年过去，那场特殊运动结束后，谁也没有想到，老苏调回上海后，直接担任了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成了大屯煤矿工程指挥部的上级领导。当大家议论这件事时，老董波澜不惊，一如既往地工作、学习和生活。有一天，办公室里只有我和老董，我对老董说，老董啊，现在老苏同志成了大屯煤矿的上级领导，你怎么不去找找他。老董没声好气地朝我讲，我干得好好的，找他干什么？！

　　多少年过去了，蓦然间又想起这段往事。我觉得，老董完全是耿直、正派和厚道之人，当同乡、战友有难时，他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当同乡、战友“富贵”时，他压根不想去打扰，更不会去沾光。

　　真是个可钦可敬的老同志啊！

　　2021年5月第一稿

　　2025年3月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