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故乡情，眷眷赤子心。第三届江苏发展大会将于5月20日召开，届时来自全球各地的海内外江苏儿女将相聚南京，共叙乡情、共话发展。大会召开在即，与会嘉宾们通过各种方式对家乡人说出心里话。

　　“我在上海工作生活了五十年。但一开口讲话，还是地地道道的淮安口音！”拨通第三届江苏发展大会嘉宾熊月之的电话，乡音、乡情绵延。作为一位将“故乡”携带在身的著名学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馆研究馆员熊月之多年来研究历史，研究上海，也从中找寻江苏过去以及今天的发展“密码”。

　　熊月之1949年出生于江苏淮安，中学毕业后在上海当了5年兵。1977年，关闭了10年的高考考场重新开放，熊月之考入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后在上海读研、工作至今。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会长的他，在数十年的研究中发现，江苏和上海有着“亲密关系”。“我在研究江南文化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上海人’绝大多数是江南人，其中三分之二为像我一样的江苏人，三分之一为浙江人。”这当然跟行政区划的沿革有关，比如上海历史上曾属于江苏省，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1958年江苏的松江、青浦等10个县又被划到上海。但更重要的是，文脉上的“一脉相承”，使得两地可以利用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的优势，在携手中发展、壮大。

　　以近代为例，南通的张謇，无锡的荣氏，常州的刘国钧、刘靖基……中国近代史上很多著名的民族工商企业，都是江苏和上海联动发展的产物。

　　“有的是办两个厂，一个厂在江苏，一个厂在上海；有的是同一个厂，生产基地放在江苏，市场研发在上海。”熊月之举例说，刘国钧、刘靖基创办的大成纺织染公司采取的就是后一种模式。上海信息发达，了解国际形势比较方便，也能够及时买到国外先进的机器，聘请到比较好的专家，而将生产基地放在常州，则可以充分利用当地地价、劳动力相对低廉的特点。1930年至1937年在世界经济萧条、国内不少民营企业也受到波及倒闭的大背景下，大成纺织染公司却从1个厂发展为4个厂，从200台织机发展到2557台，注册资金更是在8年间增长了8倍。“那时候常驻上海的刘靖基几乎每周都要回常州一次，与刘国钧交流沪、常两地市场情况。”

　　如此瞩目的发展“奇迹”是如何缔造的？熊月之认为，利用两地差异、优势互补是重要的原因。其中，除了学习国际先进的技术、经验，将中国本土原有的生产要素进行有机组合外，借助本土文化，将“中国特色”发扬光大也是重中之重。

　　仍以大成公司为例，和当时的外资企业不同，大成公司对工人在工作上严格要求，但在生活中温暖备至，甚至不惜巨资建公共礼堂、医院、子弟学校等，用乡土文化营造和谐的劳资关系。“20世纪30年代，社会上其他纱厂经常发生工潮，而大成纱厂从未发生过工潮。这是大成管理成功的重要标志。”熊月之说。

　　从民营企业家的“自发”，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自觉”，在熊月之看来，激发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潜力至关重要。

　　虽然在上海工作，但熊月之一直心系家乡的发展，不仅目睹家乡淮安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在江苏举办的江南文脉论坛等活动中，从历史入手为江苏发展建言。奔波两地，他最大的感受就是，江苏和上海的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其中最显性的表现就是苏锡常人的口音和饮食习惯与上海人相差并不大，而上海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放在江苏身上似乎也完全合适。“如果说城市的行政建立是地上的井，那么历史文脉像地下的水一样，是紧紧相连、割不断的。从长三角一体化的角度来看江苏文脉，我觉得这些既是过去的东西，也会对今天有所启发。” 

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