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钱穆尝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书院承载了宋人接续道统、重建学统、清整政统的情怀与使命。宋代书院之兴,如《宋史》所言,始于晏殊邀范仲淹掌学应天书院。范仲淹不仅将应天书院塑造成为天下书院之典范,而且力倡地方兴学、推动教育改革,其所教导、提携的人才或在齐鲁创办书院,发理学先声,或在苏湖创新教法,肇分科端绪,深刻影响中国古代教育体系数百年。前瞻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使范仲淹成为宋代书院和教育繁兴的“第一人”。
掌学应天:
倡明道通理,创书院典范
宋末元初牟巘《义学记》言:“宋时天下有四书院,应天府书院为首。”在应天书院成为天下书院典范的历程中,范仲淹居功甚伟。从求学于此到掌学于兹,范仲淹与应天书院书写了相互成就的佳话。
公元1011年,22岁的范仲淹辞别故里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前往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应天书院。这座始于五代后晋的私学,刚于两年前造舍聚书、招生复学,并获赐朝廷匾额。因继父“既加养育,复勤训导”而在少时留下“划粥断齑”“书台夜雨”等苦读佳话的范仲淹,如今更是珍视机会发愤苦读,“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终至“大通六经”,四年后举进士,开始仕宦生涯。
十年之后,范仲淹再次来到应天书院,这次他换了身份。公元1026年,范仲淹丁母忧寓居应天,受时任知府晏殊邀请,出掌应天书院。此间所作《南京书院题名记》(应天府公元1014年升南京,应天书院又称南京书院)集中反映了范仲淹的教育改革思想与实践:教学理念上经、文并重,主张讲议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文以通理;教学内容上博约相济,主张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教学目标上不唯科第,既培养“有忧天下之心”的卿大夫,也培养“能乐古人之道”的乡先生;教学制度上严立规矩,“夜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范仲淹“常宿学中,训督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给学生出题必先作答,以准确把握难易和效果。一时间,求学者云集。书院培养了大批能臣大儒,“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公元1043年,书院升国子监,后屡建屡废。2003年启动原址复建。
掌学应天书院前后,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不断成熟,这背后是对当时文风、学风、考风、政风之弊的深刻洞察。在公元1025年的《奏上时务书》中,范仲淹针对“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等积弊,条陈救文弊、复武举、重科第、革赏延等举措,其在书院倡经以明道、文以通理正对此而言。公元1027年又作《上执政书》,进一步强调慎选举、敦教育,主张考试“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先于都督之郡,复其学校之制”。公元1030年又两次上书晏殊,阐述“宗经、劝学、育材、善国”的体系化教育思想,主张培养明经籍之旨、练王霸之术的人才。这些思想后在“庆历新政”中皆有体现。
荫及齐鲁:
兴泰山徂徕,发理学先声
按《宋元学案》,“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这不是很准确。泰山学派孙复、石介与安定学派胡瑗确对宋学尤其是理学影响甚巨,并以“宋初三先生”名世,但若溯流探源则可至范仲淹。正是在范仲淹的教导、提携与影响下,两学派才得以兴起。泰山学派的活动主要依托泰山书院与徂徕书院。
据宋人魏泰《东轩笔录》,范仲淹掌学应天书院期间,一位孙秀才连续两年谒见求助,范仲淹皆慷慨解囊,第二次赠钱时得知其家中有母亲需要赡养,便将其留在书院工作,每月给钱三千。范仲淹教孙秀才《春秋》学,“孙生笃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公甚爱之”,孙秀才便是泰山学派主要开创者孙复。泰山学派另一开创者石介也曾受范仲淹教导与提携。公元1027年,石介从故里兖州奉符(今山东新泰)赴应天书院求学,此时正是范仲淹掌学。石介“固穷苦学,世无比者”,颇有范仲淹少时坚毅之姿,时人王渎听闻其穷困,赠其美食,石介则恐“朝飨膏粱,暮厌粗粝”坚拒不受,苦学三年后进士及第。
在范仲淹兴学思想影响下,石介与多次科考未第的孙复于公元1035年前往泰山,筹办书院。书院初期较为简陋,后在岱庙东南隅建成新馆,取名信道堂。岱庙扩建,书院又迁往凌汉峰下,始称泰山书院。石介邀孙复掌学,并以其为师,人称孙复泰山先生。孙复延续了从学于范仲淹时的研究旨趣,主要教研《春秋》学。此间,石介继母、父亲先后去世,其丁忧期间又在泰山支脉徂徕山创办徂徕书院,与泰山书院遥相呼应。这一时期石介主要教研《易》学,人称徂徕先生。至公元1042年孙复与石介在范仲淹等人举荐下赴京任职,七八年间两座书院为齐鲁大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南宋范成大曾将徂徕书院与金山、岳麓、石鼓等书院并称天下四大书院。
范仲淹不仅间接影响了泰山、徂徕二书院的创办和泰山学派的缔结,还深刻影响了书院的学术旨趣和学风。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孙复精研《春秋》并撰《春秋尊王发微》、石介精研《周易》并撰《易解》等,皆受其“宗经”理念影响。范仲淹“宗经”又不迷信传注,《说春秋序》即直指《春秋》三传之不足,孙复信中亦提及范仲淹“病注说之乱六经”。泰山学派继承发扬了“疑惑传注”精神,如孙复将传统《春秋》学中“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解释成“有贬无褒”,石介亦批评郑玄注《礼记·文王世子》“文王以忧勤损寿”之说。从重传注向重义理的转变,成为理学发生的重要前奏。
立学江浙:
推苏湖教法,开分科先河
范仲淹不仅将应天书院塑造成为天下书院之典范,影响、带动了各地书院的勃兴,而且力推地方兴学和教育改革,奠定了之后数百年中国地方教育体系的基础。
公元1034年,45岁的范仲淹因“治水有绪”知苏州,这里是其生父的故乡。次年,治水济困之余,范仲淹奏请设立苏州郡学,得南园之地筑室招生。范仲淹先是致信学生孙复,邀他前往“讲贯经籍,教育人材”,后又力邀孙复的同学胡瑗。此时胡瑗正在吴中教授经术,范仲淹“爱而敬之,聘为苏州教授”,从学者甚众。次年,范仲淹黜知饶州(今江西鄱阳),迁建饶州郡学,“生徒浸盛”。又次年,范仲淹徙知润州(今江苏镇江),又建润州郡学,力邀李觏前往执教。再次年,范仲淹徙知越州(今浙江绍兴),再次邀请李觏,李觏于公元1040年“往越州赴范高平公招”。范仲淹每到一地,必兴学育人,并力邀其生徒门人前往执教,为多地地方教育奠定了基础,地方兴学在庆历年间成为“新政”的重要内容。
范仲淹所兴办或带动兴办的地方学校,尤以苏州与湖州最有特色,概因他所重用的人才胡瑗在这两地创新了教法,史称“苏湖教法”。胡瑗弟子刘彝答宋神宗问时,将胡瑗的教学理念总结概括为“明体达用之学”:“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这与范仲淹经以明道、文以通理、经世致用等主张一脉相承。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尤以立“经义”“治事”二斋影响最大,经义斋“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斋“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开古代分科教学之先河。
在范仲淹的推动下,“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同时在京师建太学,令人下湖州取胡瑗的“苏湖教法”为太学法,并推广至全国各地。尽管“庆历新政”很快夭折,但范仲淹及其生徒门人在创办书院、地方兴学、改革教育、扭转学风等方面的思考与探索,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数百年,也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