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谏鼓谤木”之“谤木”是 “华表”的雏形

　　人们对“华表”的认知应不陌生，因为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前就竖立有两根高大的华表。华表起源有两种说法，一是起源于古代立于宫殿、桥梁或陵墓前的石柱即望柱，望柱柱体上，尤其是上端往往刻有雕饰，内容以云卷纹与珍禽瑞兽为多。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龙华寺》中有：“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南北两序有华表，举高二十丈，华表上作凤凰似欲冲天势。”三国魏的何平叔《景福殿》中也有“其华表则镐搞铄铄，赫奕章灼”句，这里的华表就是指殿宇屋外带有宗教象征意义的建筑构件。天安门广场的华表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华表”和“望柱”文化内涵及寓意而设立的，每根华表通高9.57米，直径98厘米，重2万多斤；每根华表石柱上盘绕着一条栩栩如生的巨龙，龙呈奔向云端之势；每根华表的顶端刻有两只云翅，云翅上面是圆盘，圆盘上面雕刻有一尊瑞兽，名曰“犼”，乃龙之九子之一。

　　华表的起源，应与尧舜时代“谏鼓谤木”之“谤木”形象有关，“谤木”是华表的原始雏形。

　　晋人崔豹撰《古今注·问答释义》中有程雅之问：“尧设诽谤之木，何也”？董仲舒的回答是：“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秦乃除之，汉始复修焉。今西京谓之交午也。”

　　晋人黄甫谧撰《帝王纪》中亦有“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语。相传尧帝曾在庭中设鼓，让百姓击鼓进谏，是为“谏鼓”。后世府衙县衙大堂外设鼓鸣冤，应该是对尧帝设谏鼓的一种传承。相传舜在交通要道立木牌，让百姓在上面写谏言提意见，再由官家专人来将意见收集上报，这种木牌称之为“谤木”。在古汉语中，“谤”字本义是指议论或批评别人过失，属中性词。

　　《管子·桓公问》中有：“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在这段记载中，将立谏鼓的为政之举归到大禹头上，也可理解为是大禹继承了尧帝的开明政治举措，更何况尧帝还在十字路口设点以听取百姓民众意见。

　　在尧舜禹时代，谏鼓谤木乃至善旌，都成了最高统治者与平民沟通、倾听基层百姓意见、扬善彰美的自由开方、互动交流的大平台，后人遂以“谏鼓谤木”赞誉封建王朝广开言路的开明政治行为，并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符号被沿袭传承。

　　二．“谏鼓谤木”之“谏鼓”催生了谏官及相应机构

　　“谏”字有直言规劝之意，由尧舜时代的“谏鼓”到后世“谏官”的出现，中国历史经历了一个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进程，经历了一个由天下大同到封建世袭家天下的进程。

　　谏官即谏臣的设置，主要是针对封建君王而来。谏官的职责就是不怕得罪君王被削职或砍头，敢于对君王的过失进行直言规劝，并促使他改正。《吕氏春秋·不苟论 自知》有：“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故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独甚。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犹恐不能自知。”这段文字中的“师保”“司直之士”近似于后世的谏官。《周礼·地官》中亦有“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保氏掌谏王恶”句。由此不难得出结论，至迟在商周时期，已经有了谏官职位。夏王朝末期，关龙逄因为直谏而遭夏桀炮烙之刑惨死，再次说明谏官角色早已随着奴隶制的出现而诞生了。

　　《吕氏春秋·勿躬篇》载，管仲对齐桓公说：“早入宴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富贵，臣不若东郭，请置以为大谏。”齐桓公采纳管仲建议，设置“大谏”一职，真正意义上的以“谏”为官的谏官设置，在春秋时齐国开始。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中大夫、赵国的左右司过、楚国的左徒等官职都属于谏官性质。《孔子家语·子路初见》有“为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也再次说明春秋之前就有谏官之职了。东汉班固的《白虎通·谏诤》篇有“设辅弼，置谏官”句，说明谏官的作用如同帝王羽翼，是重要宰臣。

　　汉代置谏大夫等官职，隋朝有“纳言”，宋代设“司谏”“正言”，并置谏院。宋代司马光、欧阳修、范仲淹、王禹偁、苏辙等都曾任过谏官。元代的司谏、正言等官职俱废，但御史兼有谏职功能。

　　三．“谏鼓谤木”在汉、隋两朝的影响

　　“谏鼓谤木”所催生的谏官之职在秦王朝被取消，到了汉代又重新得到恢复。《资治通鉴·汉纪五》记载：汉文帝二年（前178年）五月曾下诏，其中有：“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由帝王倡导的“谤木”而发展为“诽谤”并以之论罪，我国政治文明从尧舜天下为公时代步入到了家天下的封建时代，但尧舜禹开明政治遗风仍然在升腾活跃着，朝廷“谏官”的政治地位日益受到重视。

　　《淮南子》卷九《主术训》有：“古者天子听朝，公卿正谏，博士诵《诗》，瞽箴师诵，庶人传语，史书其过，宰彻其膳。犹以为未足也。故尧置敢谏之鼓也，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鼗，过若豪厘，而既已备之也。”东汉高诱注曰：“欲谏者击其鼓。”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古代天子上朝听政，有公卿正面进谏，博士朗诵《诗经》中的某些带有政治讽喻色彩的诗句，乐师通过音乐来规劝告诫，平民百姓的街市议论则由官吏报告给君王，史官可以大胆地记载天子的过失，宰臣可以减少天子膳食以示让天子思过，尽管这样，天子对这些监督措施仍嫌不足。所以，尧设置供进谏者敲击的鼓，舜树立了供人们书写意见的木柱，商汤设立了监察官员，周武王备用了警戒自己谨慎的摇鼓，哪怕出现细微的过失，他们都已做好了防备和自我惩戒的措施。

　　正是在这种良好政治环境引导下，民间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敢于向朝廷进谏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记载，汉安帝刘祐时期，外戚把持朝政，河间（泛指黄河中游北面的地区）有一个名叫赵腾的男子直接“诣阙上书，指陈得失”，即把奏书直接呈送到朝廷，指陈朝政得失，这是民间的谏诤典型体现。汉安帝发怒，遂下令收考诏狱，定了个“罔上不道”之罪，要杀头。这时，太尉杨震不顾政治危险，上疏救赵腾，说：“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还自敬德。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採负薪，尽极下情也。今赵腾所坐激讦谤语为罪，与手刃犯法有差。乞为亏除，全腾之命，以诱刍荛舆人之言。”帝不省，赵腾竟被“伏尸都市”。汉安帝没有领悟和采纳杨震的建议，最后还是将赵腾处死且在都市示众。“谏鼓谤木”开明政治风气在东汉出现了变异。

　　但是在《后汉书》卷五十六《张皓列传》中，又记载了一个名叫赵腾的人，其事情发生在汉顺帝时期，并且这个赵腾未获刑。其记载如是：及顺帝刘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荐达，天下称其推士。时清河（今河北省南部）赵腾上言灾变，讥刺朝政，章下有司，收腾系考，所引党辈八十余人，皆以诽谤，当伏重法。张皓上疏谏曰：“臣闻尧舜立敢谏之鼓，三王树诽谤之木，《春秋》採善书恶，圣主不罪刍荛。腾等虽干上犯法，所言本欲尽忠正谏。如当诛戮，天下杜口，塞谏诤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后也。”帝乃悟，减赵腾死罪一等，余皆司寇（二岁刑也）。四年后，朝廷以自然界阴阳不和而加以策免，赵腾获得新生。

　　如此看来，汉代应有两位赵腾，一位因上书朝廷而被诛，一位是先押后释。汉文帝时代广开言路，政治清明，后来出现了“文景之治”盛世现象；但到了东汉的安帝、顺帝时，这种广开言路的政治风气已几近不存，这也昭示出汉家气数离大去之期已不远了。

　　当历史发展到南朝梁武帝萧衍时期，梁武帝吸取了南齐灭亡的教训，勤于政务，不分春夏秋冬，总是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在冬天把手都冻裂了也不在乎。他也把尧舜时代的“谏鼓谤木”广开言路的传统加以发扬光大。

　　为了广泛纳谏，听取众人意见，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萧衍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是功臣和有才之人，但却没有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良才没有被重用的，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百姓，想要给国家提批评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萧衍前后在位48年，占了只有55年历史的萧梁政权近百分之九十的时长，假如不发生“侯景之乱”，这个王朝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可惜历史没有“假如”。

　　四．“谏鼓谤木”在唐代的影响

　　唐高祖李渊拜苏世长为谏议大夫，苏世长就以谏官身份经常发“狂态”以讽谏李渊。一天，李渊在泾阳狩猎回来后，开心地大声问左右“今日畋猎，快乐吗”？苏世长接过话茬说：“陛下废万机，事游猎，不满十旬，未为乐也。”意思是说还没有畋猎到一百天，感到不快乐，其讽刺皇上的味道是如此浓烈扑鼻。李渊一听，脸色陡变，刚要发作，又笑着说：“你的狂病是不是又要发作了？”苏世长回答说：“如果只考虑我个人，可以说我狂；但我是为陛下考虑，所以叫忠。”李渊听后，一笑了之，内心还是十分欣赏这位谏臣的精忠行为。

　　又据《新唐书》卷一百三《苏世长列传》记载，有一次，李渊在披香殿举行宴会，苏世长也参加了，酒酣半醒时，苏世长向李渊敬酒，故意问道：“如此富丽堂皇、雕刻精美的宫殿，是隋炀帝建造的吧？”李渊知道这是苏世长又在讥讽他，就说：“卿好谏似直，然诈也，岂不知此殿我所营构，为何诡称是隋炀帝建造的？”苏世长回答说：“臣但见倾宫、鹿台，非受命圣人所为者。陛下在武功的旧第，才能够蔽风雨，当时就感到很满足了。当今天下对隋的侈奢感到厌恶，所以才迎来了得道的大唐。陛下应该割除侈奢淫逸，回归朴素。现在将宫殿建造雕饰得如此富丽堂皇，要想彻底消除隋朝时的混乱，恐怕很难呀。”李渊作为皇上，对谏官讽刺的话不仅不怪罪，反而连声夸赞说得是。

　　孙伏伽在隋代时是万年县的法曹官职，在李渊建立了唐王朝后，孙伏伽第一个向李渊进谏，希望他吸取隋亡教训。

　　据《新唐书》卷一百三《孙伏伽列传》记载，孙伏伽在李渊受禅称帝后，最先向李渊进谏，主要言及三件事：一是天子有争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隋朝灭亡原因在于统治者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总以为自己功德盛于五帝三王，穷侈极欲，致使“天下士肝脑涂地，户口殚耗、盗贼日滋”。当时不是没有直言进谏之臣，主要是“君不受谏，而臣不敢告之也”。如果隋王朝也能广开不讳之路，“官贤授能，赏罚时当，人人乐业，谁能摇乱者乎？”所以，他希望李渊不要以为得天下之易而忘掉了隋失天下之不难，奉劝李渊：“凡蒐狩当顺四时，不可忘动”。二是希望李渊对“百戏散乐”这些不属于“正声”之类的淫风要制止，“放郑声，远佞人”，对那些“散妓”们唱的“匪《韶》匪《夏》”的音乐，一律废除，以恢复“雅正”之声。三是性相近，习相远。他希望李渊要为皇太子及诸王认真选择好身边的人，“左右执事，不可不择。大抵不义无赖及驰骋射猎歌舞声色慢游之人，止可悦耳目，备驱驰，至拾遗补阙，决不能也。”他又指出，通观历史，“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乱之”。因此，选择贤德人才在太子及诸王子的身边，显得太重要了。李渊完全接受了孙伏伽的进谏，并对孙加以提拔重用。

　　唐太宗李世民能够善于接纳大臣进谏，与其父、开国皇帝李渊树立的榜样有关。《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列传》记载：唐太宗曾经“嫌上封者众，不近事实，欲加黜责”。这里的“上”就是指唐高祖李渊。魏征对李世民说：“古者立诽谤之木，欲闻己过，今之封事，谤木之流也。陛下思闻得失，祇可恣其陈道。若所言衷，则有益于陛下；若不衷，无损于国家。”李渊对帮他打下江山的众人进行毫不吝啬地封官加爵，体现了政治家的豁达大度胸怀，与进谏、纳谏相比，在政治成本上显得无足轻重。魏征等人的敢于直谏及李渊的榜样，对后来李世民的驭臣术产生一定影响。

　　在唐代，政治家们对尧舜时代的谏鼓谤木所带来的政治开明景象了如指掌，除了魏征，其他大臣亦经常以此说项。

　　《新唐书》卷九十八《王珪列传》记载，王珪曾经是李建成太子府的中舍人，迁中允，李建成对他礼遇甚厚。李建成与李世民兄弟闹矛盾，李渊把责任归到王珪身上，责怪他辅导太子不力，结果被流放到巂州。李世民当上皇帝后，将王珪召回，任命为谏议大夫。李世民对王珪说：“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则海内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谏正，庶致天下于平。”王珪进言道：“古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谏不用，则相继以死。今陛下开圣德，收采刍言，臣愿竭狂瞽，佐万分一。”李世民完全赞同王珪的说法，于是又下诏任命王珪为谏官，随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阁。王珪“推诚纳善，每存规益”，深得唐太宗信任。

　　有一次，王珪见唐太宗身边有一个美人在侍候，原来这个美人是庐江郡王李瑗从别人身边抢来的，李瑗因与太子李建成关系较好，后被人诬陷谋反而被杀，首级传到京师。李世民见到王珪后说：“庐江王不道，贼其夫而纳其室，何有不亡乎？”李世民在为自己现在拥有这位美女找理由。

　　王珪听了后，就离开坐位到李世民身边，语调平缓地说：“陛下以庐江王为是邪？为非邪？”

　　李世民说：“杀人而娶其妻，你还问朕是非，这是什么意思？”

　　王珪回答说：“臣闻齐桓公之郭，问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公曰：‘如果像你说的那样，这位郭君应该是个贤君呀，何至于灭亡了呢？’父老回答说：‘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今日陛下知道庐江王灭亡的原因，但庐江王的美姬尚在，并且现在又正在侍候陛下，感觉上，陛下你是在肯定当初庐江王是做得对的。陛下明明知道这个不对，这就是知恶而不去也。”李世民被王珪一席话点到穴位上了，连声夸赞王珪说得有道理。

　　还有一次，李世民让太常少卿祖孝孙到宫中教授女伎们乐律，女伎们艺不长进，李世民就经常批评祖孝孙。王珪与同为谏臣的温彦博就一道向李世民进谏说：“祖孝孙是修谨之士，陛下使教女乐，又责谯之，难道是要告诉天下人，士是不足道的？”

　　李世民一听，大怒道：“卿皆我心腹，乃附下罔上，为别人游说呀？”

　　温彦博见皇帝发火了，吓得连声谢罪。但王珪就是不承认自己错了，不向皇帝谢罪，说：“臣本事前宫，罪当死，陛下矜其性命，引軒枢密，责以忠效。今日陛下疑臣以私，是陛下有负于臣，臣并没有负陛下。”

　　李世民被王珪顶撞后，一时语塞，脸露惭愧之色，君臣重归于好。李世民也采纳了王珪他们的意见，不再责怪太常少卿祖孝孙这位修谨之士了。

　　第二天，李世民对房玄龄等说：“昔周武王不用伯夷、叔齐，周宣王杀死杜伯，自古帝王纳谏固难矣。朕夙夜庶几于前圣，昨天责怪王珪、温彥博，真是很后悔。公等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而不进谏哟！”

　　当时，王珪与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征共同辅政，李世民认为，王珪在观察人物、言语表达方面都很有优势。有一次，他对王珪说：“卿标鉴通晤，为朕评判一下房玄龄等人的才能，且说说你自己比他们哪个更优秀？”

　　王珪回答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房玄龄；兼资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济繁治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至洁浊扬清，疾恶好善，臣于数子有一日之长。”李世民觉得王珪总结概括得好；房玄龄等人听了后，亦觉得王珪总结出了各人所长，其点评定论是准确的。

　　李世民在与魏征的交往中，魏征也是经常直谏。李世民有一次在与皇太子的交谈中说：“朕始得魏征，朝夕进谏。征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继之。”据《新唐书》卷九十九《刘洎列传》，有一次，李世民对群臣说：“朕今欲闻己过，卿等为朕言之。”当时，长孙无忌、李勣、杨师道同辞对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愚不见其过。”尚书右丞刘洎提了一条意见说：“然顷上书有不称旨，或面穷诘，无不羞汗，恐非所以进言者路。”指出唐太守对上书提意见者的“穷诘”态度可能会影响进言者的积极性，希望皇上能够改正。唐太宗马上回答：“卿言善，朕能改之。”

　　《旧唐书》卷八十《韩瑗列传》记载，褚遂良以“忤旨”而被降职，左授潭州都督。宰相韩瑗上疏，为其评理，其中有：“古之圣王，立谏鼓，设谤木，冀欲闻逆耳之言，甘苦口之议，发扬大化，裨益洪猷，垂令誉于将来，播休声于不朽者也。”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郑覃列传》记载，元和十四年，郑覃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唐穆宗不恤政事，喜游宴，即位之始，吐蕃寇边，郑覃与同职崔玄亮等廷奏曰：“陛下即位以来，宴乐过多，畋游无度。今蕃寇在境，缓急奏报，不知乘舆所在。臣等忝备谏官，不胜忧惕，伏愿稍减游纵，留心政道。伏闻陛下晨夜昵狎倡优，近习之徒，赏赐太厚。凡金银货币，皆出自生灵膏血，不可使无功之人滥霑赐与。纵内藏有余，亦乞用之有节，如边上警急，即支用无阙。免令有司重敛百姓，实天下幸甚。”唐穆宗一开始听了很不高兴，问宰相萧俛：“此辈何人？”萧俛回答说：“谏官也。”唐穆宗神情稍有缓解，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朕之过失，臣下尽规，忠也。”鼓励臣工们监督皇帝的过失。他对郑覃说：“閤中奏事，殊不从容。今后有事面陈，朕与卿延英殿相见。”时久无閤中奏事，郑覃等抗论，人皆相贺。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八《李渤列传》记载，唐敬宗时，李渤为谏议大夫。时敬宗晏朝紫宸，入阁，帝久不出，群臣立屏外，以至于有人顿仆跌倒。李渤上疏：“今日入阁，陛下不按时接见群臣，群臣皆布路踦倚。夫跛倚形诸外，则忧思结诸内。忧倦既积，灾衅必生，小则为旱为孽，大则为兵为乱。《礼》：‘三谏不听，则逃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谏，恐危及社稷。”又言：“左右常侍职规讽，循默不事，若设官不责实，不如罢之。”要求谏官切实履行职责，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诤友。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裴谞列传》记载，唐德宗即位后，以刑名治天下，百姓震服。时大行皇帝唐代宗李豫的陵墓建筑工程“将蒇（chǎn）”，即将完成，禁屠杀。但尚父郭子仪的家奴却违禁宰羊。右金吾将军裴谞向朝廷奏明，德宗皇帝对他不畏强权的行为表示赞赏。有人对他说：“尚父郭子仪于社稷有功，你怎么不为他的家奴庇护呢？”裴谞笑着回答：“不是你所知道的那样。尚父方贵盛，皇上新即位，必谓党附者众。今发其细过，以表明我为人是不恃仗权贵。吾上以尽事君之道，下以安天下大臣，不亦可乎？”当时朝堂别置三司决庶狱，辩争者辄击登闻鼓。裴谞上疏指出：“谏鼓、谤木之设，所以达幽枉，延直言。今诡猾之人，轻动天听，争纤微，若然者，安用吏治乎？”皇帝觉得裴谞说得有道理，于是将击鼓权限全部收归有关部门，防止一些人为一些“纤微”小事就去惊动圣驾。

　　五．武周政权时期的谏官有“投鼠忌器”倾向

　　谏官虽然有权直接对包括皇帝在内的朝政提意见，但有时也不得不投鼠忌器。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宋璟列传》记载，进士出生的宋璟为人耿介有大节，好学，工文辞，很快当上了监察御史，又升迁为凤阁舍人。此人“居官鲠正”，武则天“高其才”，十分看中他的才华和办事能力，很快就官至左台御史中丞，是负责国家纪律检监督的朝廷要员。

　　当时，有“飞书”（类似今日之“人民来信”）状告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引荐“相工”即懂风水的人到宫廷“观吉凶”，以预测命运、准备造反。宋璟接到举报信后，向武则天请求要“穷治”即严格查处这件事。

　　武则天想要为张宗昌、张易之两兄弟开脱，就对宋璟说：“易之等已自言于朕。”就是说，张宗昌张易之两位兄弟男宠所做的事，已经向武则天报告过了，武则天是知道的。

　　但宋璟仍坚持原则，抓住不放，对武则天说：“谋反无容以首原，请下吏明国法。易之等贵宠，臣言之且有祸，然激于义，虽死不悔。”为了将二张的谋反行为绳之以法，宋璟不怕得罪武皇帝的“贵宠”，做好了死而无悔的准备。“武死战，文死谏”的君臣道义关系，再次彰显了出来。

　　对于宋璟的据理力争，武则天“不怿”，很是不高兴，但也觉得宋璟没有错。后来，宋璟依法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拘捕下狱。但看在武皇帝的面子上，在进行了一番训诫后，很快又将他们放回到武则天身边了。

　　对此，武则天从心里感谢宋璟，又向二张面授圣旨，要他们亲自去向宋璟表示感谢。宋璟拒不见面，让人回话说：“公事公言之。若私见，法无私也。”又对身边左右叹说道：“我后悔没有先碎竖子首而让他们乱了国家经纬法度。”

　　朝廷曾经在朝堂上举行宴会，二张列卿三品，宋璟为阶六品，居下坐。张易之谄事宋璟，虚位揖让曰：“公第一人，何下坐？”讽刺挖苦宋璟虽然执法无私第一，但却居于下坐。

　　宋璟反问道：“才劣品卑，卿谓第一何邪？”宋璟反讥张易之兄弟是第一等的“才劣品卑”人物。

　　当时，朝廷以张易之等为内宠，都不名其官，直接称呼张易之“五郎”，称张昌宗为“六郎”。同僚郑善果对宋璟说：“公奈何谓五郎为卿？”

　　宋璟回答：“以官正当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二人你来我往地斗嘴，相互调侃，最后是哈哈一笑，因为众大臣知道，“二张”毕竟是武皇上的事，不太好办哪。

　　六．“谏鼓谤木”之声在清王朝几近式微

　　邀谏、进谏、纳谏、拒谏，由谏鼓谤木而衍生出来的封建王朝君臣相互关系是错综复杂而又十分微妙的，由“谏鼓谤木”衍生的谏诤铁律，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是一剂苦口良药，也是专制王朝闪现的一丝原始民主火花，更像是皇权与臣民之间的制衡器。历代统治阶级都必须是心甘情愿地、或者是不得不屈从地去喝这副苦药。

　　虽然会出现非汉族人执掌乾坤现象，每当这时，汉族知识分子也会对新的主子进行善意提醒，要求他们了解“谏鼓谤木”文化传统，注意广开言路。《清史稿》卷二百六十八《田六善列传》的记载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田六善是清顺治三年进士。到了康熙十一年，授刑科给事中，秩视正四品。他曾经上疏皇上，希望皇上学史明理，知言纳谏，说：“圣学宜先读史。史者，古帝王得失之林也。其君宽仁明断，崇俭纳谏，则其民必安，其事必治，其世必兴必平。若夫苛察因循，恶心闻过，乐逞欲，其民必不安，其事必不治，其世必衰必乱。乞谕日讲诸臣，以《通鉴》与经史并进。”田六善在上疏中，希求皇上要带头读史，就是读汉民族发展史和朝代更迭史，希望由满族人建立的清王朝君臣们，都要读一读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尤其强调了皇上要有勇于“纳谏”的政治家气度。

　　满族建立的清王朝虽然更多地继承了明朝及以前的朝廷制度，但却改变了唐宋以来监察机关台、谏分职情况，清代的都察院是中央监察机构，一般不敢犯颜直谏。清代朝廷官员设岗一般为满汉“复职”，即一个岗位职务由两个人任职，除少数衙门外，设一名汉官，必设一名满官，而且满官的地位都在汉官之上，以显示满族比汉族尊贵，民族歧视现象昭然。这种官员“复职”现象在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政权中也曾存在过，元代的“达鲁花赤”就是如此。

　　尧舜时代创建的“谏鼓谤木”广开言路传统，在清代几近式微。所幸封建帝制被推翻后，在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思想指引下，强调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其中“监察院”的职能充分体现了“谏鼓谤木”的古风色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仅在国体建制上将监察、信访功能予以传承创新，我们更可从“批评与自我批评”双重变奏中，从省长市长“信箱”设立中，感悟到远古呼唤所传递的、那久久不能挥去的声响。

　　束有春 

2022年12月4日于金陵四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