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日报》的大楼是一座四层楼建筑，现在看来并不算高大，但在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眼里还是觉 得挺气派的。

图由金陵饭店提供

　　进驻大楼几天后又渐渐发现它的功能颇完备：一楼是经理部，包括办理广告、发行工作的营业大厅。二楼是编辑部，在一个最大的办公室安放一张马蹄形的办公桌，主编和编辑们围桌而坐编审稿件。靠近的几个房间是资料室、美编室。三楼是采访部，原《中央日报》社社长马星野有一间两面朝阳的办公室，现在是记者采编办公室，相连二间是对外编发电讯稿和通联工作的办公室，还有可容数十人开会的会议室也在这层楼里。四楼在我们进驻后作为集体宿舍。在一排多间房子里一律放着双层铁床，当时单身汉大都住在这里。

1950年，报社夜班编辑室的同志在马蹄桌周围办公

　　这座楼里既包含有编采两部、行政办公的功能，又承担着报纸的印制任务。在二楼编辑部隔壁就是排字车间，稿件排字、拼版后由升降机下放到大楼的地下室，在那里浇版、印刷，直到出版。可见这座大楼的功能是齐全的。据资深报人王淮冰同志说，这幢大楼是1934 年建造的。动工前，当时的社长程天放曾到美国参观学习报业大楼的设计，有些建筑材料也是进口的，以保证大楼的建筑质量。

1953年新华日报社大楼

　　这座大楼给我留下最深刻的记忆还是大楼新主人——新华报人朝气蓬勃的工作热情。当年采访部的领导季音同志1997年写的《编辑部的灯光》,就曾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记者们上午蹬着自行车出去采访，下午回来，晚上就赶写报道，办公室经常灯火通明。一些时间性强的稿子，当晚送夜班编辑室，次日就见报。许多 同志抓紧时间，紧张工作的情景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所以至今我喜爱编辑部的灯光”。

　　作为那段生活的亲历者，我也有相同的感受，那时我在采通部工作，办公室在三楼，宿舍在四楼，每天早上上班后如果不外出采访，就在办公室编稿，总要工作到晚上，做完当天的事，才同大家一起下班回宿舍。

　　编辑部的灯光，既体现了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又能反映人们工作精力的专注。那时编辑部大楼左面一墙之隔就是龙门酒家舞厅，每天晚上不但有红绿霓虹灯的强光照射，而且有高分贝的鼓乐声响得震耳；编辑部大楼的右邻则是世界剧场，街对面又是新都电影院（后改名胜利电影院）；还有大三元酒家、老广东菜馆等也都是人气聚集之所，更有那还未取缔的新街口银元黑市，叮叮当当，人声嘈杂， 可是在编辑部大楼里，人们却能闹中取静，埋头在灯光下专心做自己的事 。编辑部的灯光，不只为记者写稿而亮着，还为许多新同志的学习、老同志的教学而亮着。当年采访部主任吴镇同志每天晚上发稿时，都要请作者在一起研究，如何将稿子改得更精确。那年天气酷热，办公室里只有一架吊扇，并不能降低几许气温，人们热得汗流浃背，仍然坐在那里推敲材料如何取舍，文字如何表达得当。既提高了编辑质量，又使年轻人受益。那编辑部的灯光实在令人难忘。

1979年新华日报校对组夜间工作

　　写至此我想起一件事：我刚做记者时工作热情很高，但却有很大的盲目性，看到老记者一篇篇报道发表，以为写稿很容易，结果碰了钉子。1949年5、6月间南京至上海的长江航运，随着上海解放而开通。报社派我到南京港(当时名“招商局”)采访第一艘轮船开航的消息。应当说这是一条颇有新闻价值的消息，可晚上发稿后，一位领导看了认为事实没有交代清楚，要补充材料，然而那时轮船已经开走，怎么补充呢？真是急死人。只得降格以求，登了条短新闻。经过这次失败的教训，我悟出一个道理：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决不是学习的结束，而应是重新学习的开始。重新学习，不仅是读书，更要结合实践学习。编辑部灯光下的“改稿”就是我的活课堂。后来我逐渐体会到老同志帮助新同志改稿，是新华报人的优良传统。老社长石西民同志曾亲自帮记者修改重要稿件。其他领导人也都是这样，有时一篇重要稿件要经过一道道修改，而业务知识的传授，业务思想的解惑，则贯穿其中，使年轻同志学到许多书本上不易学到的东西。

注：李承邰，1948年11月参加工作，195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新华日报社秘书长兼江苏新闻研究所所长。获全国先进工作者（1989年），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90年），第一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