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方面军”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战略高度

——《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舆论斗争和现实启示

双传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新闻舆论战线与党和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深入反映群众呼声、主动开展决策调研，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党报党刊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同行者、见证者和书写者。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的《新华日报》，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因其在国统区艰苦卓绝而又功勋卓著的斗争实践，而被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为“党的一个方面军”。这张光荣的报纸面对异常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周恩来同志亲自带领下，凝聚一大批革命报刊活动家的力量和智慧，冲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爆发出无畏的勇气和张力，在关键历史时刻着眼全局和战略考量，着力彰显了我们党新闻舆论工作的“五个高度”，即卓越的政治高度、思想高度、文化高度、道德高度和精神高度。她也因此被视为我国无产阶级办报事业臻于成熟的标志，在近现代报刊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急遽深刻变化，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面临严峻复杂挑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闻战线尤需以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党史和新闻史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智慧力量，不为危险所惧、不为干扰所惑，投身新征程、谋求新发展，做新时代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方面军。

　　始终胸怀天下，彰显政治高度

　　政治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新华日报》抗战时期的舆论工作，始终以“政治家办报”的高度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坚守政治信念，以精准的政治洞察力、深刻的政治领悟力和强大的政治行动力，生动体现了我们党胸怀天下，挽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危难的政治高度和使命担当。

　　（一）把握政治大势

　　历史已经证明，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能否把握政治上的主动，关键在于是否有精准的政治洞察力，能否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局势风云突变、国内抗战全面爆发，《新华日报》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的诞生和发展，无不体现了我们党深刻洞察历史大势、善于抓住历史机遇、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政治洞见。

　　对政治机遇的准确把握。“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如何把握历史大势、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进行了重要阐释。《新华日报》的诞生，正是我们党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的生动写照。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合作，我们党迅速作出在国统区出版一份报纸的重大决定，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对于历史机遇的政治洞察力。“七七事变”当天，周恩来飞抵上海。三天后，他在会见夏衍时表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做的事很多。我们要办一张党报，昨天已经决定了，由潘梓年和章汉夫负责。”《新华日报》创办后，在国统区坚持舆论斗争9年多，成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创办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办得最好的一份机关报”。

　　对政治大势的深刻洞悉。“审度时宜，虑定而动，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办报期间真正体现了我们党洞察大势、高瞻远瞩的气魄与格局。1938年，日本以近卫内阁之名发表诱降蒋介石、企图灭亡中国的三次声明，也即“近卫声明”。在其发表第一次声明时，《新华日报》就刊发社论，揭露了日本吞灭整个中国的野心。同年，在汪逆投敌前，又发表代论《论敌今后的动向》，指出日寇“政治上正扩大傀儡政权的组织，加紧汉奸的活动，造谣挑拨，企图分化我国内的团结”，提醒国人注意国民党内部的投降倾向。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新华日报》即已发表周恩来撰写的《太平洋的新危机》等代论和多篇专论，警告“美国有上日本大当的危险”，断言日美之间将有战争爆发。正是得益于周恩来的亲自指导和垂范，《新华日报》对国内外重大时局的分析判断达到了国统区其他报纸难以企及的水准。

（1941年5月25日刊发周恩来的《论目前战局》）

　　（二）认清政治使命

　　随着办报实践的深入，我们党对党报性质、任务和作用的认识把握不断提升、深化。《新华日报》在党的领导下，深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坚持“政治家办报”和办一张“人民的报纸”的丰富实践中，创造性提出了“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新闻理念，“成为党宣传政策、指导工作的锐利工具，成为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

　　强化党报功能。在国统区复杂环境下，党报对于自身政治使命的认知和锻造曲折而艰辛。报纸在武汉初创时期，由于主持长江局工作的王明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思想，主张对国民党让步，给全党带来思想混乱，更给党报工作带来不良影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使全党思想得到统一，为党领导抗战胜利奠定坚实基础。此次全会还第一次鲜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新华日报》此一阶段的办报历史，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历程的真实反映。随着武汉失守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撤销，《新华日报》迁至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广泛开展“政治家办报”实践，强调“宣传上要以我为主”，以“全国性党报”的使命担当，冲破国民党的封锁与管制，力求不折不扣“反映党的一切政策”，发挥了强大的战斗力。

　　提升党报品质。党报改造与党的改造息息相关，而“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1942年3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时隔两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便发出党报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整风精神来检查和改造报纸。延安《解放日报》随即于当年4月1日进行了改版，“并紧密配合整风运动，为改造党而进行鼓动宣传，最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延安范式。”党报的改造并不能一蹴而就。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致何凯丰的信中再次指出，要把党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办报范式的代表，《新华日报》也即刻按照“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政策党的动向密切关联，呼吸相通”的要求，于当年9月18日正式改版，对党报品质和政治属性在认知上更为清晰、在行动上更加坚定。

　　（三）担当政治责任

　　党报的政治责任，在于为党的中心工作鼓与呼，最大程度地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回顾历史，《新华日报》始终坚持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讲好党的故事，传播党的声音，冲破新闻封锁，占领舆论阵地，“象一把尖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上”。

　　当好“共产党的嘴巴”。在重大事件、重大问题、重要节点上，《新华日报》担负着向国统区民众及时传达党的声音、传播党的思想的重要职责，她也因此被董必武形象地称为“共产党的嘴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持久抗战和开展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等一系列战略主张，《新华日报》刊发大量社论、代论，加强政治宣传和舆论引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鲜明表达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部署全面内战。1946年6月25日，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前一日，《新华日报》全文刊登毛泽东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助、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批评美国此举“不仅危害了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还破坏了中美两大民族的光荣友谊，构成了对中国人民的生存与自由的威胁”。《新华日报》的鼓与呼，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时时直接间接与热心抗战建国的人士相见”，给国统区的舆论生态带来显著变化。

　　吹响统一战线“号角”。《新华日报》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在国统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政治使命。9年多时间里，《新华日报》坚决贯彻党中央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方面登载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消息，对其抗日言行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对其反共分裂言行则予以坚决反对和制止。如针对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平江惨案”，《新华日报》“抗检”推出《追悼平江惨案烈士》特刊，将事件真相昭告天下，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部争取进步分子、发展民主力量。如邀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报头；在报纸上反映冯玉祥、柳亚子和其他国民党民主人士的政见，并发表其文章和诗作。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字淮南）去世时，《新华日报》推出纪念专刊，发表周恩来所写的《悼张淮南先生》，高度赞扬其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所作的贡献。《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角”。

　　二

　　传播先进理论，凸显思想高度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思想传播的历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硝烟中，《新华日报》在腐败黑暗的国统区不断宣传进步思想、传播先进理论，尤其是通过改版，探索出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有效路径，“象一盏黑暗中的明灯，照亮广大军民抗战救国的道路”。

（新华日报馆印行的《论持久战》单行本）

　　（一）坚持真理，唤醒民众

　　“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作为人类先进思想文化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始终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新华日报》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持真理、宣传真理，从思想上唤醒深陷国统区独裁统治的人民群众，使他们真切意识到，“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

　　“为时而著”：团结抗日的宣传目的。立足抗日救亡、国共合作的时代要求，《新华日报》围绕抗日、民主、团结的主题，把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紧迫需要相结合，着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催生了吴克坚《列宁的事业是人类解放的事业》《列宁论民族解放战争》，范剑涯《被压迫的人类解放的伟大导师》，徐冰《巴黎公社底教训》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文章和译著，为抗日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体现毛泽东思想高度的经典篇章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也先后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在国统区民众中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形象的权威性。

　　“迂回婉转”：灵活多变的宣传策略。受制于国统区的新闻封锁，《新华日报》常采用迂回婉转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诞辰或逝世纪念日发表相关社论、短评，普及马列著作、生平及思想。另一方面，通过副刊、广告、漫画、标语等多样化方式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如刊发马列经典出版广告、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著作出版预告，以及党领导下的其他刊物的出版信息等。其中，通过“读者信箱”普及介绍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重要渠道。如有读者希甫来信，想要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它们两者的关系是怎样”“苏联已经到了共产主义的阶段么”，《新华日报》立即予以耐心细致的答复。报社不断丰富拓展宣传方式，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与认同，为中国共产党争夺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与时俱进，引领思潮

　　党报的思想高度，取决于能否于上体现党的思想高度、政策水平，于下帮助读者厘清形势、指引方向。一如马克思所言，“报刊最适当的使命就是向公众介绍当前形势、研究变革的条件、讨论改良的方法、形成舆论、给共同意志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回溯国统区9年多的办报历史，《新华日报》始终与时俱进，紧密围绕时代主题引领思潮、引导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同时，为推动社会进步与民族发展凝聚人心、团结力量。

　　把准主脉，凝聚思想共识。抓住主要矛盾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抗战时期，国内阶级矛盾让位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新华日报》着力批判日本侵略者和投降分裂分子，对国民党顽固派则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最大程度地构建抗日统一战线、凝聚思想共识。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新华日报》根据中共中央“以打对打，以谈对谈”的方针，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国民党顽固派，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重庆谈判时期，身在“主战场”的《新华日报》义不容辞做了大量工作，鲜明阐述党的政治主张，即“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并在谈判陷入僵局时旗帜鲜明指出，其责任正在于国民党，占据了国统区的舆论高地。

　　拨开迷雾，批驳错误观念。抗战时期，战争形势复杂多变，随之涌现出不少错误认识，“速胜论”和“速亡论”即为其中代表。全面抗战初期，由于正面战场连连溃败，国民党当局出现妥协倾向，而在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之后，其又出现“速胜”幻想。《新华日报》则一直坚定传播我们党全面抗战、长期抗战的战略思想，并于1938年1月19日发表社论《给敌人的声明以坚强的答复》，明确指出：“彻底抗战乃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同年4月8日又发表题为《庆祝台儿庄大捷》的社论，提醒国统区民众“绝不能因部分胜利而发生丝毫骄傲的情绪”。这些社论掷地有声，及时拨开思想迷雾，准确有力传达了我们党的战略主张，在凝聚抗日共识、动员组织群众方面发挥了强大作用。

　　（三）重视言论，针砭时事

　　言论是思想的轻骑兵、先锋队。创刊伊始，《新华日报》就善于发挥言论的战斗力。据统计，1938年10月25日至1945年12月31日，《新华日报》共发表社论、时评、短评以及其他评论（以代论、专论和启事为形式）3210篇，其中又以社论和短评为主，分别占总数的54%和41%。评论主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世情、外交等方面，其视野之宏大、思维之深刻、论述之精辟，无不展现了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的思想高度。

　　思想的灵动，来自言论的脉动。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见人所未有之见、敢言人所不敢言，坚定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信念，树立了共产党在国统区民众心中的良好形象。其中，周恩来撰写的代论《论目前战局》堪称经典。该文预见到“太平洋上的冲突是迟早不可避免的”，“在今年春季以后的整个时期中，将充满着激烈的战斗”。欧洲战场后来的发展，特别是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完全证实了周恩来上述科学论断。《新华日报》的言论也非常关注现实，对许多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较之国统区其他报纸，这也成为《新华日报》一种最为成功的思想宣传方法。

　　思想的光芒，来自言论的锋芒。《新华日报》言论文章敢于发声、善于发声，即便历经岁月浮沉，仍闪烁着真知灼见的思想魅力。1946年，《新华日报》就解放长春问题与《大公报》展开论战，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中斥责其社论作者是“一个法西斯派的有力帮凶”。但与此同时，又将《大公报》与该社论作者加以区分，体现了我们党既团结又斗争的胆气与智慧。《新华日报》言论的锋芒还体现在关注民生、纾解民困上。在众多国统区报纸中，唯有其将群众利益诉求真正放在心上，不断督促国民党当局采取改善举措，引发民众情感共鸣。正因如此，《新华日报》被视为一张“北斗报”。

　　三引领社会进步，涵养文化高度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认为，文化领导权的意义就在于生产一种包括社会各个阶级与团体都接受的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体系。简言之，文化领导权的目的在于“赢得民心”。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以《新华副刊》为平台，团结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推动先进文化的传播与繁荣，使之成为我们党争夺国统区文化领导权的主阵地与主力军。

（首次亮相的《新华副刊》）

　　（一）构筑文化宣传阵地抗战时期，为冲破国民党的新闻统制和文化专制，《新华日报》创立《新华副刊》，使之成为团结文化精英的平台、传播进步文化的灯塔。

　　副刊不“副”，与时偕行。《新华日报》副刊的创办是一个不断探索改进的过程。其副刊阵营尤以1940年初为盛，一度出现《文艺之页》《青年生活》《工人园地》《经济讲座》《自然科学》《妇女之路》六大专页并存的局面。自1942年9月改版后，《新华日报》合并专页，开辟综合性文化副刊《新华副刊》，这标志着《新华日报》副刊走向成熟和完善。《新华副刊》兼顾战斗性和趣味性，所刊发的剧评、影评、书刊介绍以及各类文艺作品，都服务于“抗日、民主、团结”的时代主题。正如学者所说，“不仅顺应了抗战军民从争取民族独立到争取民主建国这样的历史文化流变主潮，而且通过这些传播努力积极地推动和引领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文化公园”，与民同心。《新华日报》兼顾知识分子和中下层读者需求，立志“做成大众所有和为了大家的”，成为“一切读者在工作与战争之余的‘文化公园’”。当时，《新华日报》副刊的编者、作者几乎涵盖所有进步人士，为其充分发挥副刊宣教功能提供了强大支撑。随着对人民群众才是社会改革力量的深刻认知，《新华副刊》越来越将目光投向中下层读者，开办“工人生活”“新华信箱”“社会服务”等专栏，举办“抗战中的好人”“内战给你带来了什么”等主题征文，邀请普通民众畅所欲言，推动报纸从“大众化”向“大众话”的深刻转变，报纸和读者的双向互动和情感共鸣进一步彰显。

　　（二）引领文艺先进方向

　　作为人们认识和想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文学艺术“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新华日报》自诞生以来，始终倡导文学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观点，不仅“剪除恶草”而且“灌溉佳花”，引领文化艺术向着创造美好生活、推动社会进步的正确方向前行。“灌溉佳花”：大力宣传进步文艺。鲁迅所言的“灌溉佳花”，是指要对文艺百花园里的好作品加以肯定和引导。那何为“佳花”呢？据毛泽东同志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提出的评判标准，即那些能够服务于人民与群众解放事业的文艺作品。为了让国统区读者及时了解到党的人民文艺理论，《新华日报》副刊编辑采取“分而化之”的办法，将《讲话》分成三篇文章，并与别的稿件一起送检，最终突破严苛的新闻审查公开发表。《新华日报》根据《讲话》精神发表大量的剧评、书评、影评、文艺思想评论等，仅1942年就刊登有关话剧的消息和评论179篇之多，当时很多人都是读了《新华日报》剧评后，才决定去看演出。由此足见《新华日报》支持引领进步文艺运动的重要作用。“剪除恶草”：积极参与文艺论战。“剪除恶草”即对错误思想观念要予以坚决批判，破中求立。重庆时期，报纸林立，文艺争锋不止。《新华日报》多次参与文艺论战，包括“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论争，以及“战国派”文艺观的论争等，鲜明指出：“非政治的倾向是今天严重的、普遍的、泛滥于文艺界的更有害的倾向”，“抗战后必有伟大的作品出现，那可是必出于抗战中尽力的战士之手，而不是旁观者的成绩”。严肃批判了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重形式、轻思想，重主观精神、轻生活实践的不良倾向，为国统区文艺发展纠正偏差、指明方向。（三）团结进步知识分子葛兰西认为，夺取文化领导权，有机知识分子及其作用非常重要。他指出，每个新崛起的阶级都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和培育属于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无产阶级要取得文化领导权，也必须拥有自己的、与劳苦大众紧密联系的进步知识分子。抗战时期，《新华日报》把众多进步文化人士团结在身边，与之一道为推动抗战胜利、中国进步而呐喊、战斗，形成一股强大的新生的进步力量。凝聚文化界的“意见领袖”。公共舆论的形成与演变，“意见领袖”的作用至为重要。《新华日报》通过刊载纪念活动、为知名作家祝寿等方式，凝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的“意见领袖”。每逢国统区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和机构，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化工作委员会”等的周年纪念，《新华日报》都要发表社论或报道，以此加深拓展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联系。1941年11月16日郭沫若50诞辰，《新华日报》推出纪念特刊，周恩来撰写代论《我要说的话》，高度评价郭沫若的功绩。此后，《新华日报》又开展了给洪深、柳亚子、叶圣陶、老舍、张恨水、茅盾等著名作家祝寿或纪念创作生涯的活动，都收到了积极效果。“祝寿仪式的重复性、可复制性和集体性，发展出一系列符号化的行为，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确认其成员的团结。”《新华日报》当年这些举措的价值意义，正不断被学界加以发掘与解读。救助贫困中的进步作家。抗战时期，许多文艺工作者饥寒交迫，面临生存困境。1940年2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评论《给文艺工作者以实际帮助》，要求政府和社会人士“必须给文艺作家以生活上的保障和改善”。《新华日报》还采取实际行动，帮他们纾困解难。如1943年4月24日，刊登《张天翼病剧，境况惨淡医疗重辍，湘粤学生捐款援助》的报道，并发动本报职工给作家张天翼捐款援助，很快将第一批捐款310元汇出。1944年7月15日，又刊登了“文协”《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缘起》，还首先响应筹募活动，捐款1万元。《新华日报》的真切关怀与体察救助，使文艺工作者与报社结下了深厚友谊，在冲破黑暗统治、传播进步文化上也由此形成更多共识。 四造就卓然大样，标注道德高度

　　一个政党、一个政府的形象是具象的，可以通过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党员、一篇篇生动鲜活的党报报道被感知、被想象。在国统区奋战的《新华日报》，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党在国统区的形象代表”的重要职责，这恰如章汉夫所言，“别的报纸有错误，只影响报纸本身的声誉，而我们党报发生错误，则会影响党的声誉。”正是自觉站在这样的认知高度，《新华日报》才能以大无畏之精神，始终坚守真实性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并由此锻造、涌现出一大批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的新华报人，展现出非凡的政治品格和道德高度。

（1946年2月17日《新华日报》四版刊登题为《关于较场口事件的见闻和感触》的来稿）

　　（一）捍卫真理正义 真实是报纸的生命。1943年9月1日，《新华日报》刊发社论《记者节谈记者风格》，指出报纸要做“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仆”，为了真相要“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抗战背景下的国统区，到处充斥着谣言、欺诈和虚伪，《新华日报》始终以最大的勇气报道事实真相、揭露丑恶现实。揭穿谎言、坚守真理。以中央社和《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新闻机构经常掩盖事实真相，企图混淆视听，以致有读者调侃“只听谣言不看报”。《新华日报》则始终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揭穿国共摩擦真相，报道敌后抗日根据地崭新景象。两者对新闻真实的不同态度，在“较场口事件”上有突出表现。“较场口事件”发生后，中央社报道颠倒黑白，把特务行凶说成是民众“互相殴打”。《新华日报》不仅如实报道，还刊发现场目击者、内幕知情人来稿来信，驳斥其谎言。作为国民党党营通讯社，中央社经常标榜自己是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的公共机构，以客观公正的原则报道新闻。但“在《新华日报》和广大进步记者的揭批之下，中央社原形毕露。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央社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利益，不惜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毫无客观公正可言。”正因如此，《新华日报》成为国统区人民“一个了解真理的窗口”。揭露暴行、坚持抗战。为揭露日寇侵略暴行、唤起民众抗战决心，《新华日报》特别注重以可靠的事实、准确的数据来进行新闻报道。以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为例，类似“被毁房屋数10余间，死伤30余人，江中木船亦被炸毁20余只。第二次敌机10架，于下午6时许在梁山投弹”等具体翔实的报道比比皆是。而像“一张门板上躺着一中年男子，身上的赤血一阵阵往外涌，旁边地上坐着他的妻，满身满脸灰土”这样的场景还原更是令人悲愤。《新华日报》充分揭露日军“无差别”轰炸犯下的滔天罪行，产生了巨大的鼓动性和号召力，让人们“不仅牢牢记住这些血债，而且更增加复仇的怒火，以加倍的力量去打击敌人”。（二）矢志服务群众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贯穿百年发展历程、从未有过动摇的根本宗旨。这种道德要求，深刻反映了马克思所说的“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新华日报》也正是党的这一根本宗旨的忠实记录者和践行者。一如1945年1月11日潘梓年社长在《新华日报》七周年纪念讲话中所说，本报的办报方向和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恪守“为人民服务”，办好“一张人民的报纸”，即为《新华日报》牢牢坚守的道德品格所在。积极回应人民诉求。抗战时期，《新华日报》提出，“凡是看本报的人，都是给本报写文章的人”，开辟“读者信箱”鼓励工人、青年等踊跃投稿寄信，织就了报社与读者之间“彼此信任、互相支持”的关系网络。《新华日报》的报道广泛涉及工人、青年、知识分子、妇女及中小工商业者等，反映其诉求、维护其权益。以工人报道为例，《新华日报》“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生活”专栏，1939年共刊出40余篇，至1944年增至130多篇，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失业”和“职工运动”专栏刊出的文章，则有200多篇。报社还对女工群体给予特别关注，《我们的生活和要求》《一个女人的呼声》《针织业工人生活问题》等系列文章，披露女工恶劣工作环境，声援妇女维权运动。广泛开展社会服务。《新华日报》创刊以来就坚持走“群众路线”，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服务。报社专设“社会服务处”，每天接待几十位来访读者，回答上百封读者来信，不但提供法律、医药、寻职、求学等的顾问，和看戏、买书、旅行的指导，还为读者在购书、买票等方面提供服务。在《新华日报》倡导下，一些地区和单位还出现了由读者组建的“新华日报读者会”。在1938年4月22日发表的《本报读者会的性质和工作》一文中，《新华日报》明确指出读者会是各地读者朋友利用职业余暇，进行集体自我教育并且帮助报纸改进工作的组织。通过广泛的社会民生服务，使读者意识到“我们是在同一目标之下努力着”，《新华日报》也由此赢得国统区民众的真心支持和喜爱。

（周恩来同志阅读《新华日报》）

　　（三）加强自我修养梁任公有云：“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但“就泛义言之，则德一而已，无所谓公私”。《新华日报》之所以能“胜如百万雄兵”，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群新华报人的精神风骨和职业素养息息相关。他们以“做人民的勤务员”为旨归，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勤于修身，严于律己，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自觉。当之无愧的道德楷模。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45岁生日。他谢绝了大家为他准备的茶点和庆贺活动，回到办公室写下7条、182字的《我的修养要则》，对自己提出“加紧学习”“习作合一”“注意检讨和整理”“永远不与群众脱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等严格要求。他也正是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些准则。在主持《新华日报》笔政期间，周恩来言传身教“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理念，深入研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撰写了一系列社论、代论，团结一大批“顽固、中间、进步”的人士，展现出鲜明的个性与超凡的魅力。1941年在重庆与周恩来有过一次交流的美国作家海明威由衷感叹：“如果这个人（周恩来）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那么，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在周恩来同志的言传身教和感染带动下，报社的编辑记者共同表现出极高的个人道德修养，向国统区人民展现了光明、坚韧、勇敢、朴实的共产党员风采。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一直担任《新华日报》社长职务的潘梓年总是身穿一袭灰布长衫，与国民党衣着华贵的“新闻官”相比，彰显出共产党人清贫、坦荡、廉洁、正直的本色，而被赞誉“大布是其衣”“一生只服务”。《新华日报》首任总编辑华岗，“待人十分诚恳，生活也很简朴”，十分关心工人的生活和学习，让大家深感“这批编辑不像过去那种盛气凌人自恃高人一等的‘编辑老爷’”。先后任《新华日报》编辑部、采访部主任的石西民，不仅在办报业务方面是多面手，且为人谦虚、热情，和蔼可亲，善交各方朋友，被陆诒评价为“报社中三勤标兵”。无所畏惧的革命气节。在国统区办一张共产党的报纸，报馆人员经常面临被“军警宪特”威胁、跟踪、毒打乃至拘捕的危险境地。但这支“新华军”中，无论社长总编辑还是报童报丁，都有着不惧牺牲、勇往直前的锐气和胆气。面对时不时来报馆搜查闹事的宪兵和特务，章汉夫亲自堵在门口将其斥退，特务们内部纷纷流传着：“《新华日报》里面有枪，有机关枪哩，那章汉夫可厉害哩！”在《新华日报》历史上，有数十位报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新升隆”号轮船被炸事件中牺牲的项泰、潘美年、李密林等；是解放战争期间随军南下战死沙场的张子英、李国卿、周畅文……《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负责人罗世文宁死不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中美合作所”。四川地方实力派的重要人物邓锡侯曾连声赞叹 ：“这是你们的党格！这是你们的党格！”《新华日报》特有的发行队伍——新华报童，在街头卖报或给订户送报时，屡遭国民党军警的跟踪、关押、毒打，“但直到1947年2月封报馆的那一天，没有一个报童退缩。”毛泽东赞誉他们是“新华军里的小尖兵”，林伯渠也为新华报童题写了“大无畏”条幅。可以说，在党的百年历程中，正是无数个体这种大无畏的伟岸人格，造就了我们党“卓然大样”的政党品格。 五新华斗争实践，锻造精神高度

　　伟大斗争铸就伟大精神。我们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不仅创造了非凡的发展成就，也构筑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2021年9月，党中央批准了中宣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而从武汉到重庆，《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舆论斗争史，同样是一部磨砺淬炼、百折不弯的“新华精神”锻造史，其中所凸显的担当精神、斗争精神和奋斗精神，也已成为我们党的精神谱系中的一脉支流，在新时代继续发挥着激发斗志、激励人心的重要作用。

（1946 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刊发陆定一的《人民的报纸》）

　　（一）对党忠诚、心系人民的担当精神 《新华日报》在政治黑暗的国统区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展现出始终对党忠诚、时刻心系人民的精神境界。而这种自觉担当，正如陆定一在谈及《新华日报》历史时所说：“这些说不尽道不完的辛酸苦辣，是有代价的，是有重大代价的！”他还指出，“《新华日报》是人民的报纸的典型，他所受的压迫因而是一切压迫形式的最集中的形式。但是，他也受到人民的爱戴，而且是最大的爱戴。”坚定信仰，忠诚于党。1945年，在《新华日报》创刊七周年典礼上，潘梓年首谈“新华精神”，表扬这个战斗集体的精神风貌。事实上，“新华精神”决不只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好事、高尚品德，而更指向新华人坚守信念、坚定信仰的精神气节。作为党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天然承载着我们党实现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革命理想，为此新华报人不令而行，人人“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表现出对党的高度忠诚。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濒临破裂，报社人员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逐步撤离重庆。决定人员去留名单时，大家纷纷表示让自己留下。最后，80余位留社工作的同志将个人简历电传延安，做好了进集中营乃至牺牲的准备。在这个报纸创刊以来最艰难的危急时刻，潘梓年和大家一起坚守着党在国统区这块唯一公开的舆论阵地，董必武以“如君党性实堪钦”的诗句赞誉其精神风骨。周恩来给曾经在渝战斗的《新华日报》记者范元甄的亲笔信中评价说：“党给这次机会来考验我们自己，在被考验中，这一代的男女青年，是毫不畏缩地站在自己岗位上……”1947年3月1日，《新华日报》被迫停刊。在等待撤回延安的9天里，面对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报社人员没有一人叛变，没有一人逃跑，展现了新华报人忠诚的政治信念和高度的使命意识。坚守初心，深耕于民。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同样地，党报党刊的力量也来自读者、来自人民。早在《新华日报》筹备之初，周恩来就嘱托潘梓年等报馆的负责同志：“报纸要大家来办，靠群众办，不能只是少数人关起门来办。办好一种报纸不仅有办报人的责任，也有看报人的责任。”1943年5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政治秘书宋平的署名文章《同流而不合污》，鲜明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共产党员没有权力站在现实面前，袖手旁观，没有权力去自显清高，把周围的人群丢在一边。”在国统区这一特殊而艰难的环境下，《新华日报》始终站在人民一边，坚持走群众路线，建立读者信箱，成立读者会，积极主动地为读者服务，诚恳接受读者的批评与监督，与群众建立密切而深厚的联系。正因如此，《新华日报》才会被国统区读者比作“中国人民的太阳”，甚至是“唯一的精神食粮”。大家由衷表示：“饭可以少吃一餐，《新华日报》却不可以少看一句。”（二）百折不挠、大智大勇的斗争精神伟大斗争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成长历练出的气质与品格。长期战斗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也深深融入了这种气质与品格。据石西民回忆，“国民党当局对新华日报的迫害摧残，其动员之广、检扣之厉、迫害之暴、手段之毒、花样之多、时间之长，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但也正是这种险恶复杂的环境，激发出新华报人百折不挠、大智大勇的斗争精神。迎难而上的斗争气魄。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颁布一系列战时新闻检查标准和办法，设立新闻检查局，对《新华日报》报送的评论、报道实行最严厉的控制和审查。按照国民党新闻检查法规的要求，“遵检”为合法，“抗检”为非法，《新华日报》却按照南方局“斗智抗检、寸步不让”的指示精神，对新闻检查官采取有时“先奏后斩”、有时“先斩后奏”、有时干脆“斩而不奏”的斗争策略。如1939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抗检”刊登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并配发了毛泽东的照片。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提出警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条重大新闻，是在报纸印好后，才将原稿报送当局的新闻检查部门。检查官照例盖上了“缓登”戳记，但此时报纸早已传遍大街小巷。第二天报馆虽然遭到了“停刊一日之处分”，但取得了政治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新华日报》还首创“开天窗”这一斗争方式，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看不见硝烟的战斗。1941年3月，蒋介石想诱使中共参政员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一次会议，以此来粉饰“皖南事变”以来抗战阵营出现的重大裂痕。3月7日，《新华日报》在一版刊发《中共参政员未出席本届参政会真相》的新闻标题，但报道有题无文，以主动“开天窗”的方式，达到了此时无言胜有言的舆论斗争效果。新华报人不断运用这一特有的斗争方式，多次扭转在国统区舆论场上的被动局势。刚柔并济的斗争智慧。“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等人冷静地分析抗战全局和国共合作形势，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他叮嘱撤往延安的同志：“转告毛主席，我们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在凶险的形势下，新华报人镇定冷静、敢于斗争，灵活应变、化险为夷，尽显其政治胆略与智慧。面对当局对“皖南事变”的新闻封锁，周恩来指示用一张可以通过检查的《新华日报》的版面，与国民党新闻检查官虚与委蛇，同时连夜赶印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等题词的报纸，于次日广泛发行。其斗争艺术之高超，尤其题词之妙绝，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亦“欣慰之至”“为之神旺”。在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新华日报》临之以勇、行之以智，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书写了新闻史上的传奇一页。

（1941年1月17日《新华日报》刊发周恩来四言挽诗）

　　（三）艰苦创业、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中国共产党靠艰苦奋斗起家，也靠着艰苦奋斗而发展壮大、成就伟业。《新华日报》在国统区9年多的奋斗历程，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史的一个缩影。面对难以想象的困难险阻，《新华日报》艰苦创业、上下同心、勇于开拓，展现出坚韧不拔、顽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自力更生克万难。1939年，刚搬迁至重庆的《新华日报》遭到“五三”“五四”两次敌机大轰炸，报社房屋被毁坏，不得不迁移到离城十多里路远的化龙桥和更远的磁器口乡下的高峰寺。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利用重庆各报改出联合报的方式控制新闻界，借此扼杀《新华日报》。在周恩来领导下，报社同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先在化龙桥虎头岩下的山沟里搭起简易草棚，临时编印报纸，同时积极筹备，终在当年8月13日复刊。在印刷方面，报馆同仁克服敌机轰炸、电力供应不足、土纸粗糙等困难，不断改进印刷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在重庆举办的各报排字、浇版、印刷竞赛中，《新华日报》三项均名列第一。在纸张方面，抗战时期物资短缺，当局趁机对《新华日报》出版所需纸张克扣刁难。报馆同仁积极争取进步纸商支持，并设法建造自己的纸厂，造出了质地坚韧、质量上乘的土报纸，彻底解决了纸张匮乏问题。上下一心创伟业。在多方势力角逐、政治生态复杂的国统区，《新华日报》全体同仁上下同心、团结战斗，形成了一支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新华铁军”。当时报社运营缺乏经费，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政治部副部长一职的薪水，以及王明、董必武、博古、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六位出任国民政府参政员职务的薪水，基本上都以不同方式充作了办报经费。即使困难时期没有工资，只有一点津贴，员工积极性也未受到丝毫影响。当时，《新华日报》实行供给制，大家都吃一个灶，上下级没有差别。除了印刷厂的工人和报童发工资外，其余的员工没有工资，只有很少一点补贴，但“同志们的精神状态却是高昂而愉快的”。南方局领导博古表示，报社不论党内同志或者非党群众，都是报社的主人公，办报依靠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集体努力。正是秉持这种主人公姿态，《新华日报》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使报纸的发行量从开始的1万多份增加到后来的5万多份，真正体现了党的全国性政治机关报的影响力。六结 语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如火如荼，国际国内局势复杂动荡。应运而生的《新华日报》，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指导下，先后围绕团结抗战和建立民主自由新中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舆论斗争，在办报实践中所展现出的政治高度、思想高度、文化高度、道德高度和精神高度，使其成为中国新闻史和百年党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再次面临严峻挑战。知所从来，方明所去。大变局下，尤要结合报史学党史，在政治维度上，坚持“政治家办报”，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思想维度上，真切回答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时代之问，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文化维度上，深刻领悟“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的意蕴内涵，坚定文化自信，助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在道德维度上，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在精神维度上，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厚重文脉，以新时代“新华精神”，投身于当前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作者简介】

　　双传学，新华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

以上文章来源于传媒观察杂志，作者双传学

载《传媒观察》2022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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