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春秋时期诞生的我国著名思想家，儒家思想暨儒家文化创始人，距离我们已经2500年左右，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与影响是超越时空的。儒家思想已经渗透到华夏民族的血液中，渗透到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血脉中，尤其是自汉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后，儒家思想文化得以盛衍不衰，成为华夏文化主体。
孔子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一书中。
《论语》共有20篇，是孔子弟子记载孔子言语行事的“语录体”书籍，孔子一生没有留下“专著”，但对夏、商、西周及孔子所处春秋时代的文献典籍、如《诗经》《周易》《尚书》《周礼》等都有过整理功劳，并以之作为教材来教育弟子。孔子号称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这些弟子在孔子身边，有时是孔子直接与他们讲话，有时是弟子向孔子请教时的孔子答话，有时是孔子与别人交流时的对语，大家各自随时记录下来，并且反复体会。孔子去世后，弟子们为了表达对老师的追念敬仰之情，就把各自记录的内容进行汇总整理，最后归类编辑成20篇，取名为《论语》。
《论语》20篇的篇名形成，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以开头记录的是孔子话语中前两个字作为标题。这种现象最为普遍，如第一篇《学而》就是由孔子说话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话而来。这句话中的“说”字念“悦”音，表示高兴愉快的意思，“说”与“悦”属古汉语中的通假字。他如《为政》《八佾》《里仁》《雍也》《述而》《先进》等篇亦如此。
第二种，以开头涉及到的人物或群体名称作为标题。如第五篇《公冶长》，其开头就是：“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当时还关在监狱里的犯罪嫌疑人公冶长，因为孔子知道，公冶长这个能听懂鸟语的小伙子，为人品德很好，被关进班房只是遭狡诈阴险之人陷害所致。他如《泰伯》《乡党》等篇亦如此。
第三种，以记载事情和人物的开头两字或三字为标题。两个字的如《子罕》篇开头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是说孔子平时很少讲关于利益得失方面的事，在《论语·里仁》篇里，孔子就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至理名言，但孔子对于“天命”与“仁”的问题是经常要向弟子们宣讲的。他如《颜渊》《子路》《宪问》《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等篇的标题产生都是如此。三个字作为标题的，仅《卫灵公》一篇而已。
《论语》反映的孔子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其中涉及到国家治理问题时，以孔子“为政以德”的德政思想最为闪光，它是孔子“仁”的思想体系中的精华，如果说“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纲”，那么“德”就是第一要“目”。
孔子德政思想是对夏商以来智者们提出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等民本思想的升华，更是对西周大儒周公姬旦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天子威信“式微”的情况下，有现实指导作用，其对后世也是影响深远。
在《论语》第二篇《为政》中，孔子告诉弟子们：“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里的“北辰”就是指北极星。因为北极星距离地球太遥远，人们用肉眼几乎感觉不到北极星在移动，只能发现其他星辰在围绕着北极星运转，像一颗领袖之星。“共”通“拱”，拱卫、环抱、环绕之意，后世的“众星捧月”成语即由此演变而来。
关于如何从政做官、治理国家，孔子在这里打了一个形象比喻：希望统治者、为官者在治理国家时，要以德治国，以德化民，要具备怀民、亲民、爱民的政治胸怀，主动关心民生疾苦，积极引导民生向上向善，如果这样做了，就如同北极星端坐在那里，享受众星拱拜烘托，既会得到人民爱戴，又会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
孔子儒家思想虽不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全部内容，但因其是在我国本土文化土壤上滋生出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因一次次战争而引起的封建王朝政权更替后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伴随着“与民休息”理念，其传播力与影响力十分明显，对统治者执政理念会产生巨大引力。班固在《汉书》中曾指出：“汉兴，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先，故文、景以后，循吏辈出。”明太祖朱元璋针对元代末年吏治纵弛、民生凋弊现象，对贪官污吏是“重绳”“严典”，每当府州县吏来朝拜时，他总要告诫他们：“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希望官员们做“约己而爱人”的廉政者，不做“朘人以肥己”的贪官。
封建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手段上，实际执行的是“德”与“刑”并举，儒与法兼施，但诚如管子曾经所说：“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平民百姓在衣食温饱无虞的情况下，是不会对统治者构成威胁的，社会是在稳定中发展，因此，“以德化人”“为政以德”更加符合民意，更加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人们经常称道的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等，“为政以德”特征最为明显。而如何做到施行德政，与那些处于民生前沿的行德政、爱民生的循吏、良吏们的作为关系重大，他们直接关乎到国家政权的形象在百姓心目中是什么样的。
继《古代“爱民如子”官员枚举》《“废业”与“罢市”：古人对贤宦良吏的礼赞》《中国古代老百姓对活着的好官采取褒奖的几种形式》等拙文之后，我们仍可从“德政”角度，捕捉到一大批历史上被百姓称颂的循吏良吏们。自司马迁《史记》为“循吏”专门列传、开中国史学先河始，一直到《清史稿》，前后二十五部历史典籍中，史家都保持了为“循吏”“良吏”专门列传的笔法，为我们了解认识历史多了一扇窗户，也让我们感悟到了孔子德政思想在后世的传承发展，形成了优良传统。
本文列举几位人物，以感悟历史上的德政爱民现象。
第一位，南北朝时期的北齐人崔伯谦。据《北齐书•循吏列传》记载，崔伯谦“少孤贫，善养母”，后以父荫补晋阳相府功曹，深得北齐高祖高欢的赏识，称其“清直奉公”，是“良佐”之材。后升任济北太守。在太守任上，崔伯谦“恩信大行”，将原来采用生牛皮鞭惩罚犯人的做法改为“用熟皮为之”，强调“不忍见血，示耻而已”，不要把犯人打得见血，只要让他们知道羞耻就够了。郡内百姓向路过此地的朝廷官员反映说：“府君恩化，古者所无。”接着，百姓还为那位官员唱起了当地民歌：“崔府君，能治政，易鞭鞭，布威德，民无争。”那位官员又问：“既然称为‘恩化’，怎么又行使威严了？”百姓回答说：“长吏惮威，民庶蒙惠。”却原来，崔太守对百姓用“德”，让他们“蒙惠”；对属下官吏们用“威”，让他们惧怕太守的威严，在工作中不敢造次，更不可欺压百姓。
崔伯谦后来要被朝廷调任邺郡太守，济北郡老百姓听说后，“号泣遮道”，舍不得他离开，其场面十分感人。再后来，崔伯谦又被调任南钜鹿太守，“事无巨细，必自亲览”，因操劳过度，头发胡须都变白了。老百姓每当遇到困难或难以解决的问题时，都会信心满满地说：“我自有白鬚公，不虑不决”。意思是说，我们有崔太守在，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崔太守俨然成了百姓的主心骨。崔伯谦因关爱民生，为政以德，工作业绩突出，后被调至朝廷，任银青光禄大夫，在更大的平台上发挥作用。
第二位，被《北史》《隋书》同时记载的刘旷。刘旷是一位“性谨厚，每以诚恕应物”的人，在隋代开皇初年（582年左右）就当上了平乡县（今河北省境内）县令。为了节省政府开支，不惊动地方官员，他一个人骑着马去赴任。在任期间，如果有人发生诤讼告状，到了他这里，他会用细声细语加以叮咛劝说，晓之以理，从来“不加绳劾”，不拷打责罚，而是让他们双方各自先做自我批评，最后达到“各自引咎而去”、矛盾得以化解的效果。
刘旷把为官所得俸禄，全部用于赈施穷困贫乏之人。老百姓感其德化，出于善意地相互间互相鼓励劝勉，传递正能量，大家一致认为：“有君如此，何得为非？”意思是说：有这样的好领导，你我还好意思去做坏事吗？
在出任平乡县令的七年中，刘旷通过礼义教化，使地方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良好，人与人的关系融洽，最后竟出现“狱中无系囚，诤讼绝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张罗”的太平景象：县域监狱中没有一个囚犯，人们相互间的诤讼打官司的现象再也没有发生，监狱原先关押犯人的场所都长满了青草，县衙门庭前是门可罗雀，没有前来上访诤讼之人。
刘旷后来奉命到临颖县任县令，临离开的那一天，老百姓和地方官吏们知道消息后，纷纷前来送行，大家十分不舍，无论少长，都号哭涕泣不已，沿途相送的人是“数百里不绝”，那场面，读之无不动容。
刘旷在临颖任职期间，其“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当时，尚书左仆射高颎将刘旷的业绩上报给了隋文帝，刘旷受到了皇帝召见。
隋文帝夸奖刘旷说：“天下县令可谓多矣，卿能独异于众，良足美也。”又对左右臣工们说：“对这样优秀的县令如果不进行特殊奖励，怎么能够激励别人？”于是下优诏，号召全国大小官吏们都要向刘旷学习。同时对刘旷提拔重用，擢拜为莒州刺史，由县官升任为地区级官员，让他在更大的政治舞台上施展才能。
第三位，被《隋书》记载的梁彥光。隋文帝时，梁彥光任岐州刺史，兼领岐州宫监，甚有惠政，州境内甚至出现了“嘉禾连理”吉祥现象。隋文帝在巡幸岐州时，对梁彥光治政能力大加赞赏，专门下诏，要求其他官吏们向梁彥光学习。诏书中说：“赏以劝善，义兼训物。彥光操履平直，识用凝远，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誉，闻于天下。”要求“四海之内，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闻清风而自励。”隋文帝用“威惠”“廉慎”来赞扬梁彥光，并希望在全国官场形成一股“清风”正气。
梁彥光后来被调到相州任刺史，由于当地人员许多是在战乱后从各地迁徙而来，且职业一般都是些技巧、商贩、乐户之类，致使境内“人情险诐，妄起风谣，诉讼官人，万端千变”。显然，这里的社会风气比岐州复杂得多了。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社会风气，消除弊端，梁彥光决定从教化入手，举办学校，让更多的人来读书，达到以德感人、以德化人的效果。他用重金聘请孔子家乡、山东籍的大儒前来教学，每个乡都办一所学校；读书学习的内容也有明确规定：“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并且每个季度召集大家考试一次，自己亲自当考官。如果发现既聪明又勤奋学习，并且操行不错、口碑较好的学生，就让他们到大堂内吃饭，“升堂设馔”，给予物质上的享受和奖励，其他学生则坐在廊下吃饭，不得登堂用餐。如果有好诤讼者，懒惰而学业不成者，就让他们坐到庭院中，“设以草具”，让他们吃粗陋的饭菜，用简陋的餐具。如果哪位学生已经完成学习任务要毕业了，他还要举行一场隆重的 “宾贡之礼”即毕业典礼，还要在郊外设祖道相送，并且由政府出面，赠送大量财物作奖赏。这样一来，大家都以好读书、爱学习为荣，人人刻苦努力，相互竞争，社会风气得到根本改变。
有一个从滏阳来的人名叫焦通，生性酗酒懒惰，不懂礼数，在家里对父母很不孝顺，结果被他的堂弟给告到了官府。梁彥光接到诉状后，不急于去怪罪批评这个人，而是把他带到州学，让他参观孔庙，接受传统教育。在孔庙中，陈列着东汉孝子韩伯瑜因为母亲用拐杖打他而不痛、发现母亲力气已经衰退而十分悲哀、对着母亲悲泣不已的画像。焦通见到这个场面，一下子触动到了灵魂，深感对不住父母，当场失声痛哭，感到十分惭愧、无地自容。梁彥光发现后，觉得孺子可教，就顺势对他进行训谕引导，没有一句教训责怪的语气，而是让他回家到父母身边去尽孝。从此以后，焦通一改从前不良习惯，孝顺父母，笃志学习，助人为乐，终于成为一名“善士”。
梁彥光为政，坚持以德化人，有许多像焦通一样的人被他教育后，重新做人，开始积极上进。地方官吏也对梁彥光十分感激，因为自从采取读书教育、以德化人的德政方法后，当地的诤讼打官司现象几乎没有了。
第四至第六位，分别是被《宋史》记载的王仁镐、刘敞、曾鞏。
后周显德五年（958年），王仁镐官拜安国军节度。当地老百姓早已闻听王仁镐体恤民生、曾经帮助老百姓减少田租的事，知道他是位好官，就扶老携幼，自发来到郡县边界迎接他。有四位乡民给他赠送锦袍，王仁镐都把这些锦袍重新披到了乡民身上。上任后，得知郡里有人为盗，危害社会，王仁镐就派部下给这些人送去布帛，晓之以理。这些强盗早已知道王仁镐令名，就相互转告，最后全部逃跑，自行解散了。这些人从此改过自新，积极从事田间劳作，做正当营生，当守纪百姓。
《宋史》卷三百一十九记载一个叫刘敞的人，任郓州（今山东东平县）太守。郓州的地势是易守难攻，山高皇帝远，所以官场风气不好，社会治安混乱，市邑内经常出现公开抢劫行为，盗贼活动十分猖獗。刘敞上任后，“明赏罚”，德威并重，做到公正办案，狠刹不正之风，打击黑恶势力，结果很快使全境“肃然”，社会风气空前好转。
有一位客人行走到郓州寿张这个地方，在半路上遗失了一囊钱，但没有人敢去取，发现的人就去主动告诉里长。里长来到现场后，自己主动带头，与一两位乡民守护在旁边，一直等到那位失主返回取走了钱袋后，他们才愉快地离开。这是典型的“路不拾遗”古风再现。里长一行人的举动对当地人震动很大，人们都给上了一堂没有语言的道德课，从此，该地区再也没有出现失窃偷盗现象。
还有一次，有一位客人在傍晚时分把自己的东西遗忘在了城内，第二天大清早赶过去寻找，发现自己的东西还完好无损地放在那里。由此可见，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良好的社会风气通过德化教育，已经真正形成了。
《宋史》同卷《曾鞏列传》记载，曾鞏于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后，出任越州通判。越州当年发生饥荒，官方仓库里的粮食根本解决不了救济问题，纵然打开官仓，有许多百姓也不可能跑到州府治所的城里来取粮，于是就下令所属各县，让当地富裕大户人家先拿出粮食，只要十五万石就够了，让他们将这些粮食按照比平时稍高一点的价格卖给当地老百姓。老百姓不用走出自己的田里，很方便地就能在自己家门口买到了粮食，从而顺利解决了粮荒问题。于此同时，曾鞏还让这些富人大户贷给农户以种粮，便于农户及时进行春天播种，等到了秋天后，再稍加赋息还给大户，保证了农事不受影响。
曾鞏后来到齐州任职，下力气严厉整治地方上的奸邪盗贼风气。曲堤有一户姓周的富豪，在当地拥有很多财富，周家的儿子周高更是横行乡里，贼害良民，奸污民女，并且在服装穿戴和器械配备上有僭越现象，地方上的权豪都得让他三分。曾鞏到任后，首先拿这户周姓土豪开刀，将之以僭越之罪绳之以法。一时间，曲堤那方土地的社会风气迅速扭转，社会稳定，百姓平安。
章丘这个地方，有乡民在基层村落间集社聚党，号“霸王社”，这些人“椎剽夺囚，无不如志”，杀人越货，随心所欲。曾鞏到任后，组织起31人的地方武装，用以保护百姓安全。同时让老百姓组织起保护自己的队伍，观察那些“霸王”们的出入，如果他们进行偷盗行为，就“鸣鼓相援”。这一招果然很灵，只要听到锣鼓救援声，乡民齐上阵，准把盗贼逮个正着。在这些盗贼中，有一个名叫葛友的人，在官方要拘捕的黑名单中，他主动前来自首了。曾鞏特意安排时间接待了他，请他吃饭，夸赞他自首行为做得对。饭后，曾鞏让这个人换上新衣裳，骑上高头大马，后面还跟上几个随从，随从的车辇里还装了不少黄金布帛。沿路上，让葛友逢人便夸，说自己投案自首后，已经享受到政府宽大处理，并且过上了好日子。曾鞏不仅让这个葛友在当地巡讲，还让他到周边四境云巡讲。那些强盗们听说后，大多出来自首了。
曾鞏通过这种恩威并施、以德化教育为主的方法，使往日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从此不能复合而彻底瓦解，地方社会治安极大好转，老百姓可以夜不闭户，享受太平幸福生活。
宋代以后，《元史》在“自中世以后，循良之政，史氏缺于记载”的情况下，又有两卷专门为“良吏”列传，涉及人物19人。《明史》有50多人进入《循吏列传》，《清史稿》有四卷专门为“循吏”列传，被载入史册的为“官至监司”级官员计113人。一般而言，被以“循吏”“良吏”形象载入史册的人，都是重教化、正风俗、为民生、重德政的官吏，有许多人虽不以循良列传，但其本身传记中，往往就有许多德政内容，兹不再赘述。
我国古代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汉代以还，儒家思想虽然受外来佛教思想的冲击，但由儒学而理学、再儒学的过程，就是实现了文化融合与提升的过程。尤其是进入隋代，“科举制”诞生后，“四书”“五经”儒家经典成为士子进入仕途的必修课程。出现在封建帝王身边的管理者大都具有“进士”出身学历，是文化精英人物，他们接受的儒家思想教育对其踏入仕途后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不知不觉的。虽然上层领域有“法”“术”“势”之辩，有“德”与“刑”是否并重的纷争，但对于广大平民百姓而言，施行德政的效果往往更加明显，更加持久，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与大多数人民的心声。
华夏民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神州大地上，我们又欣喜地听到了“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人民大众得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得到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精神激励，人们为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倍感自豪。蓦然回首间，仿佛是华夏大地上历代圣贤们共同弹奏的美妙古音，在耳畔悠扬地回响、回响。
束有春
2022年4月12日于金陵四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