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绵延发展，不断强大；华夏文明璀璨辉煌，光照人寰。其重要因素之一在于，由中华本土诞生的前贤圣哲思想与智慧得以薪火传递，他们那胸怀社稷苍生的人生价值追求在代代赓续传承。纵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我们仍然能从社会发展的主流中，从绝大多数中，捕捉到大量仁人志士关心社稷民生、坚持惩恶扬善、永葆公正廉洁形象的正直官员身影，本文谨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剔拨撷取几组镜头，以见端详。有趣的是，他们的事迹都与“三”这个“三生万物”的吉祥数字有关。
一．敢于担当、让贪官发抖的“江东三虎”
我国的长江总体走势是由西向东，进入大海，但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自江西九江往南京一段的皖江又呈现为西南往东北的走向，于是人们将长江以东的地区称为“江东”，又称“江左”。这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泛指长江以东地区，其区域范围是今天的长江下游江南一带。
据《宋史》卷三百五《杨纮列传》记载，北宋真宗时，杨纮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范围内）知县。鄞县靠近海边，社会治安复杂，难以治理，尤其是一些“恶少”贩卖鱼盐，群居在洲岛上，经常出来抢掠正常经营者的财物，他们将抢来的货物先藏在海中的洲岛上，然后再自己去贩卖，严重干扰破坏了市场交易往来秩序，但“吏不能禁”，地方政府拿这些“恶少”没有办法。
杨纮到任后，群众反映强烈，举报不断。于是他巧设方略，决定先从教育入手。经过渔民中认识恶少船只的人暗中指证，他组织力量及时扣留下了又来抢掠的“恶少“们的船只。杨绂首先对他们进行“戒谕”教育，晓以利害关系，最后还是把船只还给了他们，希望他们做守规矩懂礼法的好青年。那帮“恶少“经过教育，“由是不敢为盗”，从此再也不敢出来做盗贼了，开始重新做人。
杨纮后来因为过继给叔父、工部侍郎杨亿为儿子，被赐进士出身，在越州任通判，继任筠州千府，提点江东刑狱，后又升为转运使、按察使等职，岗位在不断变化，权力也愈来愈大，但他关心民生、勇于担当、惩恶扬善的工作作风没有变。
有一年，江东闹饥荒，杨纮果断作出决定：开义仓赈灾，救老百姓于饿殍命危之际。当时有的官吏害怕出问题，就站出来表示反对。杨纮就做大家思想工作，他说：“义仓，为民也。稍作稽缓，就会出现饿殍遍野现象，人命头天，不能视同儿戏。”政府设立“义仓”是为了在灾难时刻保民生的，如果行动稍微迟缓耽误，就会造成饿殍遍野现象，人命关天，不能视同儿戏。在杨纮的坚持与说服下，大家思想统一，及时开仓赈灾救人。政府帮助老百姓度过了饥荒难关，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好的形象。
杨纮对待自己要求严格，同时注意管好身边的人，绝不允许属下搞歪门斜道、干祸害百姓的勾当。他经常说这样的话：“不法之人不可贷。去之，止不利一家尔，岂可使郡邑千万家俱受害邪？”意思是说，对于那些违法违纪的官员是不能原谅的，将他们铲除法办，只是对贪官这一家不利而已，但绝不能因为贪官这一家而让郡邑内的千家万户老百姓去受害受苦。再次表达了为官要代表绝大多数老百姓利益的执政理念。那些有贪婪之心的极少数官员听说后，“望风解去，或过期不敢之官”，吓得自动离开了官场，有的收敛起了原先的贪欲念头，不想腐、不敢腐了。
杨纮与同时代的王鼎、王绰两位官员，在当时有“江东三虎”盛誉，以吏治清明、惩恶扬善、关心民生、反贪腐有力而普遍受到百姓拥戴，被百姓们称为好官。
二．自甘清贫、干净为官的“江右三清”
“江右”也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隋唐以前，主要是指长江下游北岸和淮河中下游以南地区，现一般表述为长江下游以西地区，以江西省为主要地域。
据《明史》卷二百四十一《陈道亨列传》记载，陈道亨是新建（属今江西省南昌市）人，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除刑部主事，历任南京吏部郎中。虽然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将都城迁到了北京，但南京一直作为陪都存在，国家机构“六部”健全，所以当时的南京又叫“南都”。朝廷任命官员时，为官地点是北京与南京同等对待，对通过科举刚入仕途的官员，经常是先任命在南京为官，然后根据需要再调入都城北京或其他地方为官。吏部郎中陈道亨与他的“同里”即老乡邓以讚、衷贞吉二人都“官南都”，即都在现在的南京做官，由于他们为官清正廉洁，被世人赞誉为“江右三清”。
有一年，陈道亨刚遭母亲丧亡之痛，接着又“家毁于火”，自己家的房子遭到火灾被烧掉了，全家人只得“僦屋以居”，即租人家房子居住。寒冬到了，全家是“穷冬无帏”，连一顶像样的帏帐都没有，“妻御葛裳，与子拾遗薪爇以御寒”，妻子只得穿粗糙的、由葛麻缝制的衣裳以过冬，母子二人靠到户外捡拾柴禾回家取暖御寒。“或有赠遗，拒弗受”，有人发现他们家生活如此困难，就想赠送一些物品给他们，但都被家人拒绝了。
史书上的这段记载，正确的理解是：当时明朝政府官员中，有许多人是过着夫妻分居的生活，并且经济收入很低，难以维持一个家庭的正常生活开销。吏部郎中陈道亨家的遭遇应该不是在“南都”南京发生，而是在江右老家新建地区发生。同时也告诉我们，明朝政府官员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官员能够“管好家里的人”，能够管好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不准他们打着自己的名头来谋私，不准他们拿别人的财物，坚持过清贫廉洁、自力更生的生活。陈道亨是如此，他的老乡邓以讚、衷贞吉二人也应如此，否则，哪来“江右三清”的美名？
陈道亨后来被朝廷进一步重用，由湖广参政升迁为山东按察使、右布政使，又转升为福建左布政使。工作环境在不断变化，手中权力愈来愈大，但他“所至不私一钱”，到任何地方为官，都不贪腐一分钱，可称得上是明代廉政楷模。再后来，陈道亨又以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负责长江防务重任。1620年，明光宗朱常洛当皇帝，陈道亨又被提拔为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受中央政府委派，成为专门负责疏浚、开凿、治理河道的钦差大臣，肩负起“水利部部长”重任。事实再次说明，只有为政清廉正直的官员，才能不断取得进步，才能让上级放心，让百姓满意。
三．一“清”二“慎”三“勤”的“居官三字符”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列传（一）》“梁寅”条记载，梁寅是新喻县（今江西境内）人，出生在元代末年。世代业农种田，虽然家贫，但能自力于学。他最后达到了“淹贯《五经》”、熟读诸子“百氏”之学的学术，但却“累举不第”，没能考取举人、进士之类功名，于是决定放弃“高考”，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了，另谋生路。由于他的学问早已被众人知晓，后来还是被“集庆路”（相当于“集庆府”）政府部门聘为儒学训导，当上了专门讲授儒学的教书先生。过了两年，他又以双亲年老而“辞归”故里。元朝末年，“天下兵起”，兵荒马乱，他干脆“隐居教授”，以教书为生。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平定四方、建立明王朝后，征召天下明儒硕学来“修述礼乐”。梁寅以“年六十余矣”的年龄前来应征，这可是现代人退休的年龄啊。梁寅被朝廷重用，开始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当时分为礼、律、制度“三局”，梁寅被分在礼局任职。
长期积累的学术素养使梁寅在“讨论精审”过程中，令诸儒皆推服。“礼书”完成后，皇帝朱元璋赏赐金币丰厚。当朝廷准备给他授以官职时，梁寅又以老病辞还故里，不愿再出仕为官。后来他“结庐石门山”，四方士子多从学，称其为“梁五经”，又称其为“石门先生”。
毗邻县邑有一个小青年“初入官”，即将开始为宦生涯，就主动跑到梁寅老先生这里请教为官之道。梁寅对他说：“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清清白白做官，不贪不腐，这就是“清”；谨言慎行，如履薄冰，这就是“慎”；勤奋耐劳，恪尽职守，这就是“勤”。
当这位年轻人又向他请教有关“天德”“王道”要义时，梁寅微笑着说：“言忠信，行笃敬，天德也。不伤财，不害民，王道也。”
可惜这位年轻人没有真正领悟梁寅的微言要义，告退后还对别人说：“梁子所言，平平耳”。认为梁寅讲的话很是平常一般，没有他想象的那样有高水平，所以也就不把梁寅的谆谆话语放在心上。
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这位年轻人步入仕途后，很快就“以不检败”，因自己行为不受检约而很快断送了前程。这位年轻人非常后悔，逢人便说：“吾不敢再见石门先生”，自己没有脸面再去见梁寅这位提出“居官三字符”的官场老领导、学问中的老先生了。
四．“居官之本有三”
又据《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列传（一）》之“潘府”条记载，潘府是明朝成化末年进士，官至太常，致仕退休。既归，屏居南山，布衣蔬食，惟以阐发研明古代“经传”典籍为事。
潘府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居官之本有三：薄奉养，廉之本也；远声色，勤之本也；去谗私，明之本也。”强调为官从政者要从三个方面来加强自己的修养：节俭廉洁，勤勉自律，大公无私。他又说：“荐贤当惟恐后，论功当惟恐先。”强调为官者要任人唯贤，唯恐在思贤、荐贤、用贤上落后了，而在论功行赏时要有不争不抢的为人品格。
明代政权由贫寒出身的朱元璋建立，可能在没有荣华富贵之前已经受尽了饥寒穷苦，身处百姓时就对官场贪腐行为深恶痛绝，所以在建立政权后，在吏治方面，特别注重加大勤政廉政、廉洁自律教育。另一方面，明代政权是在推翻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政权基础上建立的，如何做好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弘扬，被再次被提高到国家决策层面来重视，通过明经科考的方式来选拔官员，使为官者执政理念、人生价值观得到再次重塑。正因如此，我们在阅读《明史》时，贫穷官员层出不穷，有时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我们不妨再看两例。
据《明史》卷二百三十《蔡时鼎列传》记载，蔡时鼎是明代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后来被朝廷任命为两淮巡盐要务。这是个肥缺，但他不仅不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而是“悉捐其羡为开河费，置属邑学田”，将自己的俸禄全部拿出来用于开挖河道，发展农业，兴办学校，为学校购买学田。他后来官至南京刑部主事，又更职吏部，在万历十八年（1590年）的冬天，两次上疏皇上，指陈时政得失，不久又升迁为南京礼部郎中。他先后在刑部、吏部、礼部三个政府要害部门供职，最后“卒官”，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令人唏嘘的是，蔡时鼎是“贫不具含殓，士大夫赙而治其丧”。他死了后，连丧葬费都拿不出，还是靠同僚们凑份子，出钱出物，才把他的丧事办了。
《明史》卷二百二十三《刘东星列传》又记载，刘东星是明朝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黄河决堤，运道堙阻，国家面临危难时际，朝廷任命他为工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河漕事务。刘东星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最后也是“卒官”，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史载其“性俭约”，为人禀性是一贯坚持勤俭节约，所以他“历官三十年，敝衣蔬食如一日”，为官30年，始终坚持粗茶淡饭过日，衣服要穿到不能再穿为止。
史籍昭昭，斯人已已，时代的车轮永远向前，我们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中华民族浩然正气，依然激荡乾坤，引领未来。
束有春 2022年3月8日于金陵四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