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元史》卷一百八十七《周伯琦列传》中的有关记载。

周伯琦是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父亲周应极，曾献《皇元颂》，在元武宗朝为翰林待制，后为皇太子说书；元仁宗时，迁集贤待制，终池州路同知总管府事。“伯琦自幼从宦，游京师，入国学，为上舍生，积分及高等。”周伯琦出生仕宦家庭，因父亲的福荫，授将仕郎、南海县主簿，前后三次提升，成为“翰林修撰”。

在这段文字中，周伯琦“自幼从宦”之“宦”的含义，是指“官宦”的宦，而不是“宦官”的“宦”。意思是说，周伯琦从小就跟着当官的老爸一路走，老爸当官到那，他就与母亲一道跟着到那，过着“从宦”的童年生活。“官”与“宦”两个字组合成词，谁在前谁在后，意思完全不同，“官宦”生涯与“宦官”生涯，含义是风马牛不相及。

周伯琦后来仕途不断发展，曾任监察御史，到了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又“迁崇文太监，兼经筵官，代祀天妃”。这里的“崇文太监”四个字，反映的应该是元代的一种官职，“太”就是“大”的意思，指周伯琦任崇文馆里的老大。但这四个字很是有“障眼法”，容易让人怀疑周伯琦是不是真的是“太监”？

我们知道，“宦官”在古代有多种称谓，如：寺人、阉人、太监、刑余之人、宦者、中官、内宫、内臣、内寺、内监、黄门、小黄门等，但《元史》在这里出现的“太监”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太监，而是指一种官职。据史书记载，周伯琦不仅出生官宦家庭，蒙父辈福荫而走上仕途，并且还“博学工文章”，长得又是仪观温雅，“粹然如玉”，虽遭时艰，但善于自保，其文章与书法艺术在当时都很出名，书法上尤以篆、隶、真、草擅名当时。他曾著有《六书正讹》《说文字原》二书；其摹写王羲之所书《兰亭序》、智永所书《千字文》均被刻石阁中；他所临摹的石鼓文册，现藏故宫博物院。

由周伯琦可知，元代文献中的“太监”不是真太监，顺代也要说的是，《元史》中的“和尚”不是真和尚、“道童”不是指真的小道士。《元史》卷一百三十五《和尚列传》载：“和尚，蒙古乃蛮台民”，因祖父、伯父、父亲的功绩，袭职敦武校尉、后卫亲军百户，被忽必烈“赐银符”；到了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和尚已经升任忠翊校尉、后卫亲军副千户，被皇上“赐金符”。我们再看《元史》卷一百四十四《道童列传》：“道童，高昌人，自号石岩”。道童为人，“性深沉寡言”，最后以“世胄入官，授直省舍人”，为官“清显”，“素负能名”。

由“太监”、“和尚”、“道童”在元代文献中的内涵“移位”现象，我们在阅读《元史》时，也应该有一点“移位”思考。

那么，元代到底有没有常人眼中的宦官太监呢？回答是“有”和“没有”两种。

说元代有太监，那是因为《元史》第二百四卷中明确有《宦者列传》；说它没有，是说史书上记载的两位太监，一位是由南宋王朝灭亡后，由宋皇宫“转交”来的；另一位太监是由番邦高丽人为情所困而不惜以阉人身份“挤进”皇宫的。他们的存在，与蒙元政权不实行宦官制度无关。元朝政权“度越前代”的地方，就是不搞宦官制，更不容许宦官专权。至于由什么样的人来负责皇宫后室起居生活等一应事务，我们将另有专文探讨。

先说说那位由南宋政权“转交”来的宦官，他叫李邦宁，老家是浙江钱唐，地道南方人，地道南宋人，何时成为宋廷“小黄门”也不清楚，但是宋皇帝身边的贴身小太监一点不假。

公元1276年1月，南宋政权都城临安被元军围困占领后，当时宋恭帝赵显只有5岁，谢太后抱着小皇帝出城向元军投降。后来，小皇帝与母后等一杆皇室、皇宫工作人员被当作战利品押送到了元大都北京，这其中就有太监李邦宁。赵显后来被忽必烈元朝政府任命为“嬴国公”，长到19岁后，在忽必烈的资助鼓励下，到西藏潜心研究藏传佛教，佛学造诣很有见树。再说这位李邦宁太监，在与赵显等人第一次被忽必烈“接见”后，就“命给事内庭”，继续在皇宫大内的“内庭”从事服务工作，干他的老本行。

李邦宁的“警敏”个性和办事能力很快得到忽必烈认可喜欢。忽必烈让他学习蒙古语及相关书籍，同时学习其他诸蕃小国的语言，李邦宁一学就会，并且能够做到“通解”，这一来，很快取得了忽必烈的信任与重用，授御带库提点，陞章佩少监，迁礼部尚书，提点太医院事。南宋的“小黄门”，开始了他在北国元朝政府宫廷中的政治生涯。

李邦宁进步很快，元朝几代皇帝都对他十分青睐。元成宗即位后，任命他为昭文馆大学士、太医院使。元成宗曾经生病，李邦宁不离皇帝身边左右，精心侍候皇上，前后长达十多个月，他将原本侍奉南宋皇帝的本领全部用到了元朝皇帝身上，深得元朝皇家欢心。

到了元武宗朝，皇帝想给李邦宁以更大的权利、更高级别的任命，让他去当“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相当于去当“省长”。李邦宁一听，这是要回到老家地盘上当官呀？一般人可能会高兴得三叩九拜皇上，但李邦宁脑子很清醒，他是一个从南方前朝宫廷被俘虏到北方宫廷的小太监出生，目前能够混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简单了，慌忙对皇上请辞道：“臣以阉腐余命，无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禄，荣宠过甚。陛下复欲置臣宰辅，臣何敢当。”

李邦宁对自己遭宋朝灭亡劫难后的发展现状心满意足，感恩元世祖的信任与栽培。接着又向皇上禀报说：“宰辅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纵不臣惜，如天下后世何，诚不敢奉诏。”元武宗听了这番话后，很是高兴，觉得李邦宁这个人果真有自知之明，不贪婪，话讲得也很在理，于是让大臣把这件事告诉太后和皇太子，以对李邦宁的为人进行褒奖。

李邦宁曾向武宗皇帝讲述元世祖忽必烈生前用过的一只箧子的故事，箧子里装的是忽必烈生前用过的裘带。他对武宗皇帝说：“世祖皇帝生前曾经有圣训：藏此以遗子孙，使见吾朴俭，可为华侈之戒。”他以此进谏皇上，希望皇上能牢记世祖圣上的话，注重勤俭节约，减轻百姓负担。武宗皇帝听了李邦宁关于世祖裘带箧故事，深受教育，不久又加封李邦宁为大司徒、尚服院使，遥授丞相，行大司农，领太医院事，官阶金紫光禄大夫。

李邦宁后来又劝谏武宗皇帝，希望他重视祖先庙礼，到太庙中向列祖列宗亲致飨祀，以向天下彰显孝道，引领民风向善行孝。武宗皇帝又及时采纳了李邦宁的建议，并任命他为“大礼使”，策划并主持皇帝祭太庙仪式。当天，武宗皇帝就“备法驾”，住到斋戒宫中，沐手焚香，清心寡欲。第二天，皇上祭太庙“礼成”，又“加恩”李邦宁祖宗三代。

到了元仁宗朝，李邦宁曾主持国学“释典礼”重大祭祀活动，致祭文宣王孔子。活动举办得很成功，后又被加封开府仪同三司，为集贤院大学士。后来以疾寿终。

一个南宋末代皇帝身边的小黄门，最终在四朝元皇帝身边发挥了大作用，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仅使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在元蒙朝廷中得到施布，使自己的仕途达到了顶峰，同时也为自己的三代祖宗争了光，“加恩三代”，可谓是一代名竖，光宗耀祖。《元史》史家也不由赞言：“如李邦宁者，以亡国阉竖，遭遇世祖，进齿荐绅，遂跻极品，然其言亦有可称者焉。”李邦宁，虽未能让宋邦得到安宁，倒是让元邦得以安宁的难得人才。

元代还有一个太监，名叫朴不花，亦名“王不花”，是高丽人。他与元顺帝的奇皇后是老乡，早年，两人就感情甚笃，“相为依倚”。当奇皇后生下皇太子后，地位不断提高，排名第二，居住在兴圣宫。为了能够经常见到心中的恋人，与她朝夕相处，朴不花不惜自残，将自己变为阉人，入皇宫侍奉皇后。“皇后爱幸之，情意甚胶固”，其感情和关系非同常人。朴不花很快官至荣禄大夫、资正院使，奇皇后的所有财产赋俸等都由他掌管。

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当时京师大都发生重大饥疫，河南、河北、山东一带也因兵患，老百姓纷纷扶老携幼，逃往京师大都来避难，致使“死者相枕籍”。面对百姓遭殃、京城尸横遍地的现状，朴不花决心要做一件善事。他在向皇帝申请并同意后，在都城边缘至卢沟桥一带买了一块地皮，专门用于掩埋那些抛尸荒野、街巷路边的死者。他的善举，得到上至皇帝、下至太子妃们的大力支持。皇帝赐钞七千锭，中宫及兴圣宫、隆福宫、皇太子、皇太子妃等，都分别捐出数量不等的金银来支持朴不花。朝廷中的省、院两府官员也相继捐献许多钱两。朴不花本人捐出一条玉带、一条金带、银二锭、米三十四斛、麦子六斛、青貂银鼠裘各一袭作为瘞埋尸体工程的费用。

在处理尸体和掩埋过程中，朴不花要求葬坑一定要深挖至地下泉水出现，并且是“男女异圹”。在他的组织下，京城的无名尸体得到了及时下葬，也避免了瘟疫的蔓延流传。从至正十八年到至正二十四年，在他的主持下，前后瘞埋尸体达20万具，用掉钞银二万七千九十余锭、米五百六十余石。在尸体全部入土安葬后，朴不花又按照传统丧葬习俗，在京师的大悲寺，连续举行了三天三夜水陆道场法会，为死者超度亡灵。

另外，京城居民中，当时凡是有生病来找到他的，他都给出钱给病人买药；有的人家人死后无力下葬的，他也拿出钱来给买棺材，让死者及时入土为安。

朴不花的善举让世人有口皆碑，翰林学士承旨张翥曾专门撰文颂其事，文章题目就叫《善惠之碑》。

朴不花后来卷进朝廷权力之争，作为朝廷中的“孤军”宦官，在其他大臣“清君侧”口号声中，被轻易碾杀掉了。

通过李邦宁、朴不花两位宦官的人生际遇，我们可以在回答了“有”还是“没有”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元代虽然有太监，但并没有形成太监势力，更没有形成太监弄权、构成政权威胁的现象。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李邦宁，到元代末代皇帝元顺帝至正末年出现的朴不花，一头一尾，元朝政权出现两个“奇葩式”太监，他们一个是前朝“转交”来的，一个是由番邦“挤进”来的。元朝有太监，但没有自身的太监，更没有宦官制度，这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鲜有的文明现象，值得我们予以了解和研究。

束有春

2020年7月24日于金陵四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