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苏州水莫过于太湖水，太湖水连着运河，再连着长江，又连着五湖四海。苏州是太湖水滋养的城市，宋代以来成为东南最大的商业和手工业高度繁盛的城市，人称“水天堂”。

苏州土莫过于太湖粘性土。苏州农人远在 6000 年前用太湖粘性土培育栽种了水稻。苏州工匠还用太湖粘性土创造了传承千年的泥塑艺术，独将泥塑艺术一眼千年、传承千年的地方就是苏州。

世界各地产生了不同材料、不同品种的雕像，如古埃及的花岗岩雕像、古希腊的青铜雕像、意大利的大理石雕像、中国秦汉陶俑像、西非木雕像等。中国泥塑是具有区域特色、持续时间很长、可塑性最强的雕塑。

中国泥塑也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品种。中国泥塑艺术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中国泥塑的历史可上溯到远古时期，辽宁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出土了 5000 多年前的大型女神塑像和女神群像，反映出繁衍生殖的崇拜信仰，可称中国泥塑的序章。商周秦汉用陶塑代替了泥塑，陶俑是凝炼的泥塑人像，是用立体偶像体现死者在世时的权势。南北朝隋唐是宗教泥塑的时代，寺庙中大型泥塑佛像，是信徒膜拜的对象。宋代是中国泥塑艺术的转折点，塑像表现的内容由天界、阴间转向人世。

宋元明清的泥塑从此走向多元化的发展，各区域的泥塑因风土人情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如大珠小珠散落玉盘，异彩纷呈而互相辉映。宋代至今历经千年，各区域的泥塑大多只在某段历史时期焕发光彩，难以纵向地系统地看出泥塑艺术的发展轨迹。

我在2000年由兰州调到苏州工作，从黄土高原回到太湖之畔，在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讲授艺术史、美术考古等课程，转眼已 20 年了。我的前半生在大西北研究周秦汉唐美术，如今驻足于文化古城苏州，研究的重点转到了宋元明清美术。学术研究的方向做了大的转变，一边考察苏州的名胜古迹，一边向苏州的专家学者请教和学习，屡有发现，多有所获，常有心得渐入吴文化研究的佳境。

在我结识的苏州文化界的专家学者中，高福民先生是其中特殊的一位，我们在学术交往上有着不解之缘。2001 年，我刚到苏州不久，高福民时任苏州市文广局局长、文物局局长。在这期间，我负责筹建苏州大学博物馆，并对苏州的文物古迹进行专题调查，经苏州文化界朋友的介绍，结识了高福民先生。他是苏州本地人，热爱苏州文化，是一位有全局眼光、又能聚焦研究的学者，在他周围聚集着众多的文化人，为弘扬苏州文化做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此后我与他保持长久的交往，是由于他已经六赴丝绸之路考察，我们关注的研究课题经常是共同和交集的。高福民先生对桃花坞木刻套色版画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并且硕果累累。他与冯骥才先生合作完成国家社科项目《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桃花坞卷》，又与汉声合作出版专著《康乾盛世“苏州版”》，这两部书是迄今为止的桃花坞木刻套色版画研究的扛鼎之作。在这两部书的编辑过程中，我对苏州套色木刻版画进行过专题研究，与高福民先生时有交流，我向他提供了新征集的清代乾嘉时期苏州套色木刻版画《妇童闲嬉图》的照片和资料，同时也在高福民先生家中观摩了他从海外征集回来的清代早期的苏州套色木刻版画，受益匪浅。

苏州泥塑也是高福民先生长期研究的课题，他对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苏州泥塑有全面的研究。我也正在研究宋代的苏州雕塑，期间我多次向高福民先生请益叙谈，认为苏州是泥塑艺术千年传承有绪的地区，苏州泥塑艺术需要深入研究。但是对苏州泥塑的研究有相当的难度，由于苏州泥塑的文献资料很零散，即有记载，也大多语焉不详。苏州泥塑的地面和出土的文物，在纵向序列上还有小缺环。苏州泥塑作品的收藏单位很分散，有一些泥塑作品还保存在私人收藏者手里，其中一些苏州泥塑作品，一直深藏密室，从未发表过，这就使苏州泥塑的研究充满了困难。

苏州泥塑这个有意义又有难度的研究课题，高福民先生以虎丘剑池 10 年磨一剑的精神，历时 10 多年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虎丘泥人一千年》大型专著。2020 年正月，新冠病毒伊始，在此期间，苏州人各自隔离在家，我宅在家中，通过微信等通讯渠道向亲朋好友遥问平安。过了惊蛰，至 3 月底，苏州的疫情基本结束，忽得高福民先生的电话，谈到他已完成了苏州泥塑专著，要登临寒舍叙谈。因疫情故，我久已隔绝社会交往，听电话后若闻春雷，标志着隔世三个月的春寒即被驱散，高福民先生会带来文化春天的气息。果如所料，高福民先生如约而来，开房门后，只见身材魁梧的他口戴蓝面口罩，手挟宽厚方包。进门后，他口罩不脱，站立在长桌的一方，我面对之立于长桌的另一方。他说：“不坐，不坐！说完就走！” 于是从包中取出一厚摞书稿，如释重负地将书稿掇在桌上。他接着说：“《虎丘泥人》的书稿终于完成，这本书写的时间很长了，很快就要出版，邀请你为书稿作序。我编这本书的前后经过，你最清楚，你又对泥塑很熟，我书中还用了你提供的宋代提线泥偶，特请你写序言，这是不可以推辞的。”于是我在特殊的春天里，允诺了为这部编著殊为不易的专著撰写序言。

《虎丘泥人一千年》，书名所称的“虎丘泥人”，不是广义上所指的苏州千年泥塑。

书名所说的虎丘泥人，“是指‘掌中之物’或供案头欣赏的小型泥塑”，在庙宇殿堂内供奉的不可移动的向公众展示的大型泥塑是不在其列的。虎丘泥人因其供私人所用，也多为私人收藏，所以藏家是分散的，他们收藏的虎丘泥人轻易不示人，对搜集和整理虎丘泥人实物资料造成了困难，这也是虎丘泥人一直未能进行系统研究的重要原因。高福民先生的大型专著《虎丘泥人一千年》的出版，填补了学术上“虎丘泥人”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的缺憾。

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是虎丘泥人的考证，首先纵向地考证了与虎丘泥人相关的遗址、遗物和图文资料，如瑞光寺塔发现的北宋彩绘描金泥质观音立像、澄湖水底出土的宋代提线泥偶、大石头巷平权坊遗址出土的宋代泥模及陶人，都是难得一见的苏州宋代泥人的珍贵实物。在这一章中还介绍了丝绸之路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亚国家和我国内地的彩塑，对于研究苏州泥塑的渊源是很好的参照物。这章着重阐述了苏州在宋代时兴的泥孩儿“摩睺罗”的文化内涵、形态，并以图文资料阐明宋代以来虎丘泥人工艺的传承和发展。

第一章中的“明清两代的实物遗存”是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收录了明清虎丘泥人的代表性的实物作品，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首先介绍了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塑真像，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虎丘泥人塑真，塑像生动逼真，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另一件是作为故宫珍宝的雍正塑真像，是仅存的清帝泥塑像，由苏州工匠制作。雍正塑真像与清廷工笔重彩雍正写真画作比较，两者都准确地把握住雍正的面貌特点，然而工笔重彩雍正像是平面的表现，雍正塑真像是立体的表现。中国立体的帝王塑真像是十分罕见的，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有艺术价值。清代晚期苏州泥塑高手项琴舫所作的过云楼创始人顾子山塑真像，采用了关节能活动的“落膝骱”的塑作法。作者经过深入的访谈，厘清了顾子山塑真像的修复和复制的情况。作者通过对明代末期、清代盛期、清代晚期三个不同时期的塑真像代表作品的介绍和阐析，使我们完整而清晰地了解到明清苏州泥人塑真像的技艺，这些塑真像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在中国雕塑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这一章中占篇幅最多的是戏文泥人，因为戏文泥人是虎丘泥人中数量最大的，书中收入了清中叶至民国时期的戏文类彩色泥塑。从类别上说，有清中叶昆曲戏文泥人、出巡仪仗场景泥人、绢衣泥人“虎丘头”。对每类泥塑有概括的说明，每尊泥塑有准确的定名，并注明收藏单位，大部分的泥塑都标有尺寸。对泥塑的拍摄比较讲究，既有组合照，也有独体照，少量的还有正面和背面的照片。作为一部工艺美术的专著，达到了资料翔实的要求。

第二章阐析了虎丘泥人的滥觞和衰落的历程，迸一步阐明了虎丘泥人的艺术和历史文化价值，并且讨论虎丘泥人相关的有价值的议题，如“虎丘滋泥”、“传承脉络与工艺名匠”、“街头售卖方式与《货郎图》” 等有意义的议题。在这一章中搜罗了散落在各种文献中记载的虎丘泥人工艺名匠的资料，发掘出许多虎丘泥人制作工艺的轶闻，犹如珍珠串连成虎丘泥人艺术的发展史。第三章记录了百余年来虎丘泥人工艺延续相传的境况。既有对各时段虎丘泥人名匠及其店铺的记载，也有他们彩塑作品的具体介绍，还有对制作工艺的记录。这一章的最后部分，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虎丘泥人工艺的抢救和保护，还对苏州泥塑代表性传承人潘声煦的泥人生涯及制作技法作了详录，介绍了他的泥人彩塑的代表作品，这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章的结尾，介绍了改革开放后的虎丘泥人技艺传承和发展的情况，使我们感到虎丘泥人薪火不断，后继有人，并且在传承中注意创新，展现了良好的前景。第四章是虎丘泥人文献和资料的汇辑。按照惯例，专著最后有引用的著作的目录索引，但有关虎丘泥人的文献和资料十分稀缺，有的未曾发表，发表过的也散刊于各种冷僻的书刊中，即便有了索引，也很难查找。因此将有关的虎丘泥人的文献和资料汇辑在一起，便于读者参考和研究。其中许多是散佚的珍贵资料，难得一见，弥足珍贵。

苏州风，苏州水，苏州土，苏州人，苏州情，和在一起，捏成一团，塑一方人。作者之成就在于参透了苏州的风土人情，串连起穿越千古的虎丘泥人之遗珍，终成煌煌大作《虎丘泥人一千年》，历经千年的虎丘泥人集结成传世的经典。

正是：苏州泥塑千年事，莫忘题名在虎丘。

（作者张朋川系苏州大学教授、苏州大学博物馆名誉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