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与绘画是两门不同风格的中国艺术。文字的诞生孕育出了书法艺术，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摹拟与想象孕育出了绘画艺术。

　　书法与绘画发展史孰早孰晚，难分伯仲。从某种意义上讲，绘画艺术要早于书法。我们从大量岩画如连云港将军崖岩画、内蒙古阴山岩画的发现可以看出，7000年前的人类就有了相当高的观察力与想象力，人的描模刻写能力已经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人们能够将大量的植物、动物、甚至天象或单个或成组地凿刻在岩石上，线条匀称细腻，图案既抽象而又神似，在阴山岩画等图案中还出现用朱砂来着色添彩现象。

　　如果说这些岩画上出现的图案都是刻凿的“刻画”艺术，那么，“绘画”的手绘技法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们从《论语》记载孔子“绘事后素”一语可知，孔子主张要先有粉白的底子，然后在上面绘画。说明早在春秋时代之前，人们已经从自然万物中发现并提炼出多种色彩来用于绘画等方面。老子《道德经》“五色令人目盲”、荀子《劝学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等语句告诉我们，“五彩”“五色”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即已出现，为我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光明前景。

　　文字的产生如果以数量不多的陶器上出现的刻画纹来认识，其时代也可上溯到7000年左右，但那时毕竟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字，人们对文字构成还没有寻找到规律，包括后来的“石鼓文”、钟鼎铭文等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商周甲骨文的大量发现，使“象形字”成为中国文字最早的造字手段，但这最初的文字也与刻画艺术密不可分。一直到汉代“六书”的出现，三种造字方法和三种用字方法共同发挥作用，彻底解决了汉字拥有自己的完整体系问题。从此，青铜器、帛、绢、竹、木、甲骨、兽骨、纸张等都成了文字的载体。

　　也只有到了东汉蔡伦造纸术的发明，大量纸张的出现，才真正解决了书法绘画载体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为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和无限前景。在原先简朴古拙的文字基础上发展升华为书法艺术，原先笨拙的刻画手法演变成为一种绘画艺术，在中华优秀文化百花园中，终于绽放出了书法艺术与绘画艺术两朵奇葩，并且得到了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呵护、传承、发展。

　　在这个绵延不断的发展进程中，有一群人以收藏把玩与研究面目出现，也不乏待价而沽企图，当收藏字画成为一种时尚，与统治者的喜好分不开，与社会名流官宦的雅趣分不开，更与人民大众积极参与分不开。

　　中国的文字在经历了刻画文、甲骨文、钟鼎铭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发展阶段后，文字书写呈艺术化特点已经日益明显，人们不再满足文字只是记录符号样式，而是让文字书写渗透着人的情感与艺术追求，饱醮主观审美情愫。

　　自从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帖》问世以后，中国书法艺术进入到了楷体融入行书风格的“行楷”书艺辉煌时代。王羲之“兰亭序帖”有“天下第一行书”之誉，也是当时社会风尚及书法艺术发展使然，《晋书·谢安传》记载，谢安“及总角，神识沉敏，风宇条畅，善行书”，年轻时的谢安曾从王羲之学行书，其书风有王羲之风格。由谢安与王羲之书风承递关系说明，两晋时期，我国书法艺术已呈百花争奇斗艳之势。

　　王羲之“兰亭序帖”作为王家“传家宝”一直被珍藏着，到了唐太宗李世民时代，出现了收藏者的易主现象。李世民因为特别想要看到“兰亭序帖”真迹，就派御史萧翼从王羲之第七代孙智永和尚的弟子、名叫辩才的那个人手中，将“兰亭序帖”骗取到手，流下了“萧翼计赚兰亭序帖”的千古佳话。唐太宗成了古字画的收藏者。

　　贞观十年(636年) ，唐太宗曾让当时著名书家临摹了10本“兰亭序帖”以赐近臣；死后，他又要将这“天下第一行书”作为陪葬品放入他的陵墓即位于今天西安的昭陵中，要继续当一名古字画“收藏者”。现在世间流传的“兰亭序帖”只是摹本，其中以卷首钤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的那一本最为逼真珍贵，世称“神龙本”。

　　正是由于封建帝王的高度重视，使书法艺术作品的收藏逐渐形成社会风气。在唐代，围绕“兰亭序帖”的话题在皇室和大臣之中是盛衍不衰，并且大都与王羲之暨王氏家族的后裔有牵连。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六《王綝列传》记载，王綝字方庆，以“王方庆”显世。在武则天时代，王方庆是位至凤阁侍郎。武则天曾经向他索求王羲之书法作品，王方庆奏曰：“十世从祖羲之书四十余番，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存惟一轴。并上十一世祖（王）导、十世祖（王）洽、九世祖（王）珣、八世祖（王）曇首、七世祖（王）僧绰、六世祖（王）仲宝、五世祖（王）骞、高祖（王）规、曾祖（王）褒并九世祖（王）献之等凡二十八人书共十篇。”

　　王方庆是王羲之的第十世侄孙，武则天亲自开口向他讨要王羲之墨宝。王方庆告诉武则天，王羲之的墨宝当年几乎全部被唐太宗皇帝拿走了，现在只剩下一幅。王方庆将这一幅连同祖上其他人的书法作品全部呈现给了武则天。于是，武则天就把王方庆呈送上来的王氏家族11代28人书法作品在武成殿进行临时展览，“遍示群臣”，可见有资格参观展览的只限于朝中大臣。

　　武则天同时下诏给中书舍人崔融，让他为这些“王”字号书法艺术作品结集编号并作序，最后定书法作品集为《宝章集》。在尊重王氏家族祖传宝物这一件事上，武则天比唐太宗做得要好。在君臣欣赏完作品并结集后，“复以赐方庆”，又将王氏家族的祖传墨宝转还给了王家。王方庆因为得到武则天如此宠遇，令“士人歆其宠”，羡慕不已。

　　正是由于统治者对书法艺术的重视，唐代成为我国书法艺术进入顶峰期的伟大时代。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都精通书法，人称“初唐四家”。至今让人们手摹心追的欧阳询、欧阳通父子的“欧体”，颜真卿的“颜体”，柳公权的“柳体”书法，都是唐代书法艺术对后世的最好馈赠，极大地滋养了中国书法艺术的辉煌发展。

　　但又有谁知，这些大书法家在成长过程中，也是充满艰辛，刻苦自励，付出了许多心血。

　　据《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隐逸列传》记载，欧阳询当初是先仿王羲之书法，后来是“险劲过之”，笔力走势的劲道有超过王羲之的地方，“因自名其体”，称“欧体”。其书写的“汉尺牍”所传甚广，人皆以为法。高丽国曾经专门派遣使者入唐，求欧阳询默宝。欧阳询曾经有一次发现西晋著名书法家索靖的书碑，观摩后，去数步复返，等到自己疲劳了，就用一块布铺在地上，坐在碑前“读碑”感悟，到后来就直接“宿其傍”，睡在这块书碑旁，“三日乃得去”，三天后才离开这块书碑。其嗜爱前人书法珍品及刻苦学习的精神，今人也难以企及。

　　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出生后不久，欧阳询就去世了，史籍称欧阳通“早孤”。欧阳通母亲姓徐，从小就以其父欧阳询的书法来教他临帖，因害怕他有懒堕习惯，就给小小年纪的欧阳通下达了一个任务：“遗钱使市父遗迹”，让他拿钱到市场上把父亲流散出去的墨宝给回收回来。欧阳通知道母亲是在激励他，就发奋向父亲学习，“刻意临仿以求售”。数年工夫下来，欧阳通的书法造诣也达到了“亚于询，父子齐名”的效果，被号称为“大小欧阳体”。

　　唐代褚遂良虽是个宰相、政治家，但也以书法产名。他曾经问“十八学士”之一、执掌唐太宗朝廷文翰的虞世南：“吾书何如智永”？即问他的书法比起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和尚的书法如何？

　　虞世南答道：“吾闻彼一字值五万，君岂得比？”

　　褚遂良又问：“孰与询？”即与欧阳询比起来哪个更好？

　　虞世南回答：“吾闻询不择纸笔，皆得如志，君岂得此？”欧阳询写字是不讲究纸张质量优劣、不讲究毛笔粗细好坏，都能得心应手地写出好的书法作品，你褚大人没法与欧阳询比哟。

　　褚遂良又问：“然则如何？”意思是说，我现在的书法水平究竟达到什么程度了，你虞大人给一个意见噻。

　　虞世南就不客气地指出：“君若手和笔调，固可贵尚。”意思是说，你如果能够达到手和笔融为一体、协调一致的程度，写起字来就挥洒自如、贵不可言了。

　　褚遂良听后“大喜”。

　　虞世南、褚遂良并列“初唐四家”，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想见当时的书坛风气是多么纯正，大家互相切磋，共同提高，为唐代乃至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在唐代，书法艺术达到今日“大师级”的人物是数不胜数，他们都体现出了不懈追求、力臻佳境的艺术素养和淡泊名利的心理，没有那种急功近利的狭隘观念和浮夸现象存在，更没有那种骗取头衔、一切向钱看的玷污艺术的行为存在。

　　《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列传》记载，思想家、文学家郑虔也是一位“善图山水，好书”式的人物，但却经常苦于“无纸”，即没有足够的纸张来供他书法绘画。怎么办？他发现慈恩寺院里“贮杮叶数屋”，有几间房子里贮藏着杮子树叶，于是就每天到寺院里去，把那里的杮叶拿来作为纸张书写，“岁久殆遍”，最后尽然把寺院里贮存的杮树叶子也写光了。其刻苦练习书法的精神也是后人难以企及的。

　　郑虔曾经拿着自己创作的诗词与字画呈献给唐玄宗，得到玄宗皇帝的高度赞誉，“大署其尾曰：‘郑虔三绝’”。玄宗皇帝在郑虔的画作上题跋，称赞他的诗、书、画为“郑虔三绝”。皇帝对郑虔个人的褒奖，对唐朝文学艺术的发展、尤其是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无疑会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自唐代以来，或者可能更早一些，封建王朝重视书画艺术作品、皇室成员带头珍藏书画艺术精品的现象，成为历代封建帝王的一种雅趣乐事而被沿袭传递着，与此同时，封建帝王也有亲自参与到书法绘画艺术的行列中，从而出现了许多书画皇帝。

　　唐玄宗李隆基的《鹡鸰颂》行书墨迹，是现存唐玄宗唯一墨迹，316行， 每行7-8字，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馆，董其昌有临本。宋徽宗赵佶自创的“瘦金体”书法，更是中国书法园囿中的一朵风姿绰约的花朵。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等不仅是字画收藏大家，更是书法艺术大纛（dào）式领军人物。尤其是乾隆皇帝为皇宫中许多字画题钤，一方面表示出他个人对流传下来的前人字画珍品的酷爱，同时也使封建皇室收藏字画风气达到了鼎盛期。至此我们可以说：以封建帝王为代表的皇家成员是我国古代字画收藏爱好者中最早也最具实力的一个群体。

　　那么，字画收藏爱好者中的第二个群体又是些什么人？我们继续以史料说话。

　　据《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九《王涯列传》记载，王涯是长得又高又瘦，并且上下半身的比例失调：“长上短下”，上身长，下身短。但他博学多才，文章优美，同时爱好收藏字画。王涯还生性“啬俭，不畜妓妾”，对卜祝、方伎之类旁门左道厌恶。他居住的别墅中有佳木流泉，在那里读书习字，怡然自得。

　　太和七年（833年），唐文宗任命年近七旬的王涯为宰相，进封代国公，食邑二千户。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朝廷发生“甘露之变”，“十一族赀货悉为兵掠”，王涯等十一位朝廷重臣被宦官杀害。在搜查王涯住宅时，发现他家是“财貯钜万，取之弥日不尽”。如果用现代验钞机来点钞票，估计也要烧坏几台验钞机。王涯家的藏书及字画多得可与朝廷“祕府”收藏相侔，他收藏的“前世名书画，尝以厚货钩致，或私以官”，其名字画有的是他用自己的钱财来购买，以厚资“获书数万卷”，现存晋代书法名家索靖的唯一存世墨迹《出师颂》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书法作品，就是由王涯递藏过，由他最早收藏的。毫无疑问，王涯有的收藏品是以权谋私所得，或将国家财产占为己有。

　　如何收藏前世名书名字画，王涯是颇费了一番脑筋的。他采取“凿垣纳之，重複祕固”方法，将书画藏在墙壁的夹层中间，达到“若不可窥者”之效果，别人从墙体外表上是一点也发现不了破绽。在被抄家时，那些宦官带领禁军“破垣剔取奁轴金玉，而弃其书画于道”。这些抄家的人只顾把王涯家的黄金珠玉拿走了，将字画弃于一地，任意践踏。王涯有专门的收藏书画印章，上刻“永存珍秘”四字，可惜没有达到“永存”目的，自己性命不保，家族也罹难诛灭。一直到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王涯等人才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和爵位。

　　另外，《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列传》记载了经学家、训诂学家、历史学家颜师古收藏字画一事。颜师古为人“性简峭，视辈行傲然，罕所推接”，因其学问高深，通古达今，在当时，许多人不被颜师古放在眼里。史载他“多藏古图画、器物、书帖”，这些都是他“性所笃爱”。

　　由唐而下，我们可以捕捉到许多官吏收藏字画的情形，其中一部分人是出于真心喜好而雅玩寻趣，更有大贪官者如明代何珅之流，其贪污收藏的字画更是不计其数。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典型，上行下效，封建皇帝有收藏名贵字画的习惯，那么在皇帝身边朝廷中人、各级地方官吏、乃至整个庞大的封建官场，收藏名贵字画应该是习以为常的事。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古代字画收藏爱好者的第二个群体是封建官僚阶层中的人物。

　　中国古代字画收藏爱好者的第三个群体属于来自民间的社会力量。

　　民间收藏者的出现，与字画可以买卖交易的市场经济有关，当然也存在用金钱购买与书画家赠予并存两种现象。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隐逸列传》记载，那个写《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著名诗篇的贺知章，“晚节尤诞放，遨嬉里巷”，自号“四明狂客”及“祕书外监”。每次喝醉，贺知章“辄属辞，笔不停书，咸有可观，未始刊饰”。贺知章“善草隶”，有一些“好事者”即崇拜他的“粉丝”们为了能够讨到他的墨宝，就“具笔研从之”，准备好纸墨笔砚，一直跟随着贺知章侍候着。贺知章如果“意有所惬”，感到高兴快意时，也就“不复拒”，凡求讨墨宝者“必应”，一律满足对方的心愿。往往是“纸才下数字，世传以为宝”，还没写几个字呢，就引得喝彩声不断，一字值千金，字字都是宝，可见其书法作品在当时受大众喜爱的程度。

　　民间收藏著名书画家作品，虽不能以经济价值来衡量，但其好的口碑也是人民大众给予书画家的一种纯朴无价而又高尚的真情回报。书画家给民间人士赠予作品，我们从贺知章身上已经看出，而用金钱从书画家手中购买字画的现象在唐代亦已存在。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隐逸列传》介绍了一个名叫王绍宗的人，他“工草隶”，草书和隶书都很出众，曾经“客居僧坊”，寄居在寺庙，“写书取庸自给”，靠卖字来获取生活费用，前后达三十年。但王绍宗有一个原则，如果字画卖的钱可以满足一个月生活费用了，就不再写了；同时他不乱收费，“人虽厚偿，辄拒不受”，如果有人多给他钱，他也坚决拒绝不受。他曾经在与别人的书信中表明自己的心迹：“鄙夫书无工者，特由水墨之积习耳。常精心率意、虚神静思以取之。”凭心而论，自己书法的成本并不高，写出的字都是自己凝神静思后率意而为，没有什么功利目的，也不事雕琢。由此可见，其书家境界已经到了无我随性程度。

　　有些书画家对于购买自己作品的人，如果发现不是同道中人，或者对他们的一些行为表示反对，也会拒绝出手，哪怕对方再位高权重也无所畏惧，表现出了书画者的应有气节和品格。在这方面，元末明初的倪瓒是一个典型人物。

　　据《明史》卷二百九十八《隐逸列传》记载，无锡人倪瓒，号“云林居士”，家境富裕，“雄于赀”；他本人“工于诗，善书画”，四方名士日至其门求取。倪瓒“岁画数千卷，皆手自勘定”，表现了勤勉而又严谨的创作态度。

　　元代至正初年（1341年），海内无事，倪瓒忽然决定“散其赀给亲故”，把自己家产全部分发给亲朋好友，人们都感到奇怪不解。谁知不久，果然出现朱元璋、张士诚等人兴兵造反，战祸四起，那些富贵人家都遭祸殃，唯有倪瓒“扁舟箬笠，往来震泽、三泖间，独不罹患”。张士诚几次要招纳倪瓒，倪瓒逃到太湖渔舟上避难。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曾“以币乞画”，即用钱乞求能够买到倪瓒的字画，但遭到倪瓒拒斥，坚决不卖画给张士信。

　　张士信颜面扫尽，恼羞成怒，就派人在太湖上搜寻倪瓒。一天，他们突然闻到有一股饭菜异香从葭苇丛中飘出，怀疑倪瓒就躲藏在里面，最后果然发现了倪瓒在一只船上快活自在。倪瓒被迫上岸，面对诱惑，“终无一言”，坚决不为张士诚兄弟画画。张士诚的“吴王”政权后来被朱元璋消灭了。

　　清朝康乾时期，由于海内清晏，加之皇帝本身喜好与亲自带头，出现了书法绘画艺术兴盛景象，国家有了专门的书法绘画机构“画院”。《清史稿·艺术列传二》记载，画院盛行于康熙乾隆两朝，以唐岱、郎世宁、张宗苍、金廷标、丁观鹏为最。买卖字画现象通过民间收藏而得以普遍存在，有的字画甚至被国外购买。但清代画家恽南田、崔子忠二位也与倪瓒有相似之处，有怪脾气：不对路子的人要买他们的画，一律不予，宁愿饿肚皮。

　　《清史稿》卷五百三《艺术列传二》记载，恽南田是今常州武进人。他的画充满天然山水之灵性，其山水画是学习元代的王蒙，花鸟画则是集天机万物之趣，如天仙化人。每张画画成后，恽南田就自题咏书之，世号“南田三绝”。虽然如此，恽南田仍然“家酷贫，风雨常闭门饿，以金币乞画者，非其人不与”。康熙二十九年，恽南田54岁去世，“子不能具葬”，儿子没有钱来安葬父亲恽南田，后来多亏常熟籍画家王翚出资相助，才得以完成葬礼。

　　崔子忠是山东莱阳人，其画作被“董其昌称之，谓非近代所有”，可见其画作的市场行情是很高的。但他也是一位有个性的画家，不愿意随便糟蹋艺术，有“以金帛请者不应”，有人用黄金和丝帛来买他的画，他一律不卖。这样一来，家庭经济拮据，“家居常绝食”。这是一位宁愿守着金饭碗挨饿而不愿意让字画身份下嫁的画家，后来真的是“穷饿以死”。

　　江苏丹徒人王文治十二岁即工书法，长期游览京师。他曾随从翰林院侍读全魁出使琉球国，“文字播于海外”。乾隆三十五年，王文治成为一甲第三名进士即“探花郎”，授翰林院编修。三年后，皇帝大考，王文治成绩得第一，擢升侍读。后来他离开官场，往来于吴越间，在杭州、镇江书院当主讲。乾隆皇帝南巡到钱塘僧寺时，发现王文治书碑而“大赏爱之”。海内求书者，多有馈遗，但他“率费于声伎”，把卖字画得来的钱都用在了声伎身上。王文治的书法与宰相刘墉相埒，人称“浓墨宰相，淡墨探花”。

　　那位“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是乾隆元年进士，曾在山东潍县任知县，“有惠政”，政绩不错。但他后来还是“辞官鬻画”，以卖字画为生，“下海”经商去了，是位典型的不愿意吃体制饭而依靠卖字画为生的文化个体户。郑板桥的字画在民间很有市场，民间字画收藏爱好者成了他的衣食父母。

　　通过以上列举的几位不同性格、不同遭遇的书画家身世来看，字画进入市场流通是历史传统，而民间资本的投入，人民大众的积极参与，将会给字画交易市场带来更加宽敞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