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主”往往用于称谓封建社会某个小王朝中的最后一位帝王，有的也称“末帝”。在南京这片土地上，曾经走出去三位后主，他们是东吴政权的孙皓、南朝陈政权的陈叔宝、南唐政权的李煜。三人中，孙皓虽有“末帝”之称，实亦“后主”；陈叔宝因为故事多、李煜因为在文坛上有成就，所以其“后主”名气大。将他们三人放在一起观照，有利于我们对不同历史时期，发生在南京这片地上的历史风云变幻进行领略，对“后主”的身份进一步明晰。

一．三位后主登上金銮殿的机遇与背景不同

（一）孙皓因“大龄青年”而被提拔重用。

永安七年(264年)，东吴景帝孙休去世，群臣尊孙休的朱皇后为太后。虽然孙休有儿子，但当时刘备的季汉政权刚刚灭亡，再加上交趾（今越南境内)发生叛乱，东吴国内大为震惊，内忧外患，大家都想立一个年龄稍长的皇室后裔来当国主。

左典军万彧以前在担当乌程令的时候，就与孙权的孙子孙皓关系很好，他便向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推荐孙皓，夸赞孙皓才识明断，好学上进，遵守法度，堪当大任。于是濮阳兴和张布共同说服朱太后，让孙皓来继位。

据《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列传》，魏咸熙元年即东吴元兴元年（264年），23岁的孙皓即位，改东吴年号为“元兴”。

孙皓能够当上东吴国的君主，完全是在特殊的“国际”背景下，年龄“老成”占了优势。

（二）陈叔宝在登基前曾被弟弟一刀砍昏。

陈叔宝是陈宣帝陈顼的嫡长子，太建元年（569年）立为皇太子。陈宣帝共生了42个儿子，有29个封王。太建十四年（582年），陈宣帝病重期间，由柳皇后生的太子陈叔宝、彭贵人生的老二始兴王陈叔陵、何淑仪生的老四长沙王陈叔坚在父皇身边侍疾。

老二陈叔陵见父皇病重难愈，就萌生要与太子陈叔宝争夺皇位的“异志”，但苦于没有武器，手头连一把小刀也没有。他对典药吏说：“切药刀甚钝，可砺之。”要求医官把切药材用的刀再磨锋利一点，准备以之为武器，冒险干一场。老皇帝驾崩于宣福殿，宫中一片哀嚎声。仓卒之际，陈叔陵又命其左右到外面去取剑，左右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也没有理解他的意思，就把大臣上朝时穿朝服所要佩的木剑给拿来，陈叔陵一见，大怒，痛骂左右人是大笨蛋。

这边，作为太子的陈叔宝一心忙着料理父皇的丧事，完全沉浸在丧父的悲痛心情中，根本没有在意弟弟陈叔陵的异常举动，只有老三陈叔坚在一旁观察仔细。当他听陈叔陵让人拿剑进来时，开始怀疑有变，但又不便声张，只是在暗中观察陈叔陵的所作所为。

第二天，开始为老皇帝“小敛”入棺，陈叔宝“哀顿俯伏”，向父皇灵柩磕头。正在这时，陈叔陵袖中藏着一把剉药刀，不慌不忙地稳步走近陈叔宝，不由分说，迅速抽出剉药刀，照准陈叔宝的“中项”就一刀砍下去，陈叔保顿时“闷绝于地”。皇太后与陈叔宝的乳母乐安君吴氏见状，惊叫声中，奋不顾身，都用身体来挡住陈叔陵，这才使陈叔宝免遭第二刀砍杀。

据《陈书》卷三十六《始兴王叔陵列传》，陈叔陵在被太后挡住刀锋后，又将刀乱砍乱斫，太后边距数刀；这时，陈叔宝的乳媪吴氏刚好在太后的旁边，从后面掣其肘，死命抓住陈叔陵的手不放，利用这个档口，陈叔宝才忍着巨痛，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了。这时，陈叔陵又奋力上前抓住陈叔宝的衣服，准备再砍，但陈叔宝“自奋得免”，赶快躲到了一边。

在这危急关头，长沙王陈叔坚快速赶来，用手紧紧搤住陈叔陵，夺下了陈叔陵手中的刀，并将陈叔陵推押到一根柱子旁，用陈叔陵的衣褶袖子将他缚在柱子上。奶妈吴媪乘机扶着陈叔宝离开了事发现场。

陈叔坚虽然将陈叔陵绑在了柱子上，但他又不敢轻举妄动，请求陈叔宝给他下命令。但陈叔宝早已被护送到安全地点，听不到老三陈叔坚的声音。而陈叔陵平时力气就很大，又利用陈叔坚向陈叔宝请示的机会，尽力“奋袖得脱”。

陈叔陵“突出”云龙门，驰车回到东府，呼唤甲士，散金银以赏赐，外召诸王将帅，但很少有人响应。陈叔陵又召来左右，把青溪桥给断了；同时释放东城囚犯以充战士，终于聚兵千人。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马，自已被甲上阵，头戴白布帽，登城西门，继续招募百姓。

当时，众军并缘江防守，皇宫台阁空虚，陈叔坚向太后建议，派太子舍人司马申以陈叔宝的命令，召右卫将军萧摩诃率军讨伐陈叔陵，尽快平息叛乱。

陈叔陵开始想据城守护，不一会儿，右卫将军萧摩诃率领的平乱军队已经到了东府西门。陈叔陵见事情紧急，惶恐不安，就派记室韦谅将自己的一套“鼓吹”礼器赠送给萧摩诃，并传话说：“如其事捷，必以公为台鼎。”摩诃绐骗说：“必须要由王的心膂节将来与我谈事，我才敢从命。”陈叔陵忙派戴温、谭骐驎二人到萧摩诃所，当下就被萧摩诃绑缚到台阁。萧摩诃将二人斩于尚书阁下，将他们的头颅让人抬着，在东城游街示众。

陈叔陵自知事情不济，恇扰不知所为，遂入内，将王妃张氏及宠妾七人全部沉于井中淹死。又率左右数百人自城南门而出，向新林（今南京江宁区境内）方向奔去。萧摩诃一路追杀，最终在丹阳郡将陈叔陵斩首，陈叔陵的余党全部被擒。

在平息了陈叔陵叛乱后，陈叔宝是“伤而不死”，于太建十四年（582年）正月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诏告天下。

陈叔宝当上皇帝后，封长沙王陈叔坚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寻迁司空，将军、刺史如故；封萧摩诃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封绥远郡公，邑三千户。陈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巨万，“后主悉以赐之”，陈叔宝将陈叔陵的全部财产都赏赐给了萧摩诃。

（三）李煜以“江南国主”身份接过了南唐政权。

据《《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僭伪列传一》和《新五代史》卷六十二《南唐世家》可知，李煜字重光，初名从嘉，是李璟的第六个儿子，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作为第六个儿子，李煜之所以能接班，除了他的才能外，与太子李弘冀于后周显德六年（959年）病逝有关。当时有大臣主张立李煜的二哥李弘茂继位太子，但遭到了李璟反对。李煜的三哥、四哥、五哥在历史文献中都没有确切记载，应该是早夭了，所以在父亲的眼中，只有这个老六将来可以胜任国家大任。但李昪建立的南唐政权到了李璟后期、尤其是到了李煜要接班当国主的时候，南唐王朝的命运已经出现了危机四伏、尤其是北宋政权建立的局面。

李璟在接过父亲李昇的皇位后，正是“中原多事，北土乱离”时期，所以他雄踞一方，其地东及忂、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是当时“僭窃之地最为强盛”者。李璟又曾派人到北戎，私自贿赂北戎，让他们“为中国之患，自固偷安之计。” “乞为附庸之国，仍岁贡百万之数，又进金银器币及犒军牛酒”。李璟向北周表示：“愿割濠、寿、泗、楚、光、海等六州之地，隶于大朝，乞罢攻讨。”想通过割地进贡方式来获得安宁，但后周世宗柴荣“未之许”，不同意。柴荣对李璟派去的使者陈觉说：“江南国主若能以江北之地尽归于我，则朕亦不至穷兵黩武。”陈觉听说后很高兴，派人过江取李璟的书表，“以庐、舒、蕲、黄等四州来上，乞画江为界，仍岁贡地征数十万。”划江为界，江北全部给后周所有，周世宗这才“许之”。

自是之后，李璟“始行大朝正朔”，上章称“唐国主臣璟”，经常不断地派遣使者去进贡修好，“不失外臣之礼”。后周显德五年（958年），李璟屈从于北周的压力，主动向北周称臣，“下令去帝号，称国主，奉周正朔”。北宋建隆二年（961年），又将都城从金陵南京迁到“南都”，即今天的南昌，留下太子李煜“监国”。同年不久，李璟在南昌去世，时年46岁，以丧归金陵。这时，赵匡胤已经取代后周政权，建立了“宋朝”，史称“宋太祖”。

李煜转而又派使者去赵匡胤的宋朝廷，一方面表示庆贺，一方面向赵匡胤请求，能否给他的父亲李璟恢复帝王称号。赵匡胤考虑到灭南唐的时机还不成熟，就同意了李煜这个请求。

李煜接过了父亲李璟的南唐政权，但仍然只能是“国主”而不是皇帝，并且在继父亲向后周称臣后，转而又接着向北宋称臣。

二．三位后主的政绩优劣不同

（一）不断失去人心的孙皓。

孙皓执政后，司马昭已经是北方曹魏政权的相国，派人送来一封信，陈述国际形势及利害关系，实际上是来劝降的。孙皓很是慌张，只好借助“迁都”方式来改变国运。甘露元年（265年）九月，“徙都武昌”，只留下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镇守建业（今南京）。到了宝鼎元年（266年）十二月，“皓还都建业”，留下卫将军滕牧镇守武昌。也就是说，东吴政权曾经有15个月时间不是以今天的南京为京师所在地，南京的都城历史少了15个月。

孙皓在不经意间当上了东吴国主，捡了个大漏子。据《江表传》记载，孙皓初立时，下令抚恤人民，又开仓振贫、减省宫女和放生宫内多余的珍禽异兽，一时被誉为令主。但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志得意满的孙皓便显露出不思进取、粗暴骄盈、暴虐治国、沉迷酒色的毛病，国人对此感到非常失望。他重用谗佞之人，滥杀无辜大臣，有四桩事最为典型。

东吴人本以为孙皓的“老成”能够给国家带来希望，谁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孙皓的所作所为已愈来愈让朝野上下失望，连当时举荐孙皓的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也感到后悔。谁知有人把这消息通报给了孙皓，孙皓于当年的十一月就将濮阳兴、张布二人给杀了。

据《三国志》引《江表传》，孙皓重用孙权时的一位供给使何定，任命何定为“楼下都尉”，负责“酤糴”事宜，并“委以众事”。何定为儿子向少府李勖的女儿求婚遭到拒绝，就在孙皓面前说李勖的不是，孙皓不问青红皂白，“尺口诛之，焚其尸”。何定又使诸将各上好犬，皆千里远求，一犬至值数千匹马的价钱，并且给御犬都佩戴价值上万的缨穗，一只犬有一名士兵专门负责。据说这些犬是专门用来捕捉野兔以供御厨用的，但所获无几，浪费极大。东吴人都认为何定罪恶滔天，但孙皓却认为何定是个“忠勤”人物，还赐爵列侯。

凤凰二年（273年），孙皓的爱妾派人到市场去劫夺百姓财物，司市中郎将陈声本以为与孙皓关系还不错，平素还得到孙皓的宠遇，于是就对孙皓的爱妾进行了处罚。这位爱妾后来将事情向孙皓泣诉，孙皓得知后，大怒，于是不久，就以其他事情为由头，将陈声的头“烧锯断”，又“投其身于四望之下”。为了讨得爱妾的欢心，孙皓竟然对这位秉公执法的大臣仇恨到如此程度。

天玺元年（276年），会稽太守车浚、湘东太守张詠因为没有及时向朝廷缴纳“算缗”钱，竟被孙皓下令“在所斩之”，并“徇首诸郡”，沿途示众，其对下属官吏不体恤，迫害手段十分残忍。据《江表传》，会稽太守车浚“在公清忠”，当时正值会稽郡荒旱，民无资粮，车浚上表朝廷，请求赈贷。孙皓认为，车浚是“欲树私恩”，所以就“遣人枭首”。渐东太守张詠遭迫害，也是因为如此。又，尚书熊睦发现孙皓酷虐，微有所谏，孙皓就让武夫以刀“环撞杀之，身无完肌”。对一心为民为公的属下竟然如此刻薄寡恩，肆意杀害，实为暴君。

孙皓每次宴会群臣，“无不咸令沉醉”，都要让大臣们喝到醉倒才肯罢休。为了惩治大臣，他专门安排黄门郎（太监）十人，让他们不喝酒，侍立终日，担任“司过之吏”，即专门负责寻找大臣们在喝酒时的差错。宴会散了之后，让这十人各奏大臣们的“阙失”，诸如“忤视”之咎，“谬言”之愆，统统都在被举报之列。这些被举报的人，情节严重的要被加以威刑，情节轻者也要定罪。孙皓的酒宴成了大臣们的鸿门宴。众大臣整日人心慌慌，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考虑国家大事。

孙皓的生活极为奢靡，后宫中拥有数千佳丽，供他“采择无已”。他又引激水入宫，宫人中有不合意者，“辄杀流之”，让尸体顺水流淌掉。在残酷的用刑中，“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手段极其残忍。于此同时，他又好兴功役，民众患苦不堪。

孙皓的所作所为，最终导致上下离心，都不愿为孙家政权去尽力，“积恶已极，不复堪命”，东吴政权灭亡，只是迟早的事。

（二）国难临头还在偷乐的陈叔宝。

陈叔宝带着被弟弟砍伤的刀疤登上了皇位，刚即位时，他大赦天下，孤老鳏寡不能自存者，赐谷人五斛、帛二匹。他也曾鼓励“良守教耕”，发展农业生产。他也曾“欲听昌言”、鼓励大臣“各进忠谠，无所隐讳”、“无惮批鳞”，政治开明，要向尧、禹学习。至德四年（586年）曾下诏说：“尧施谏鼓，禹拜昌言，求之异等”。他要广开言路，“一介有能，片言可用者，朕亲加听览，伫于启沃”，鼓励人们为国家发展献计献策。他也曾采取减少赋税措施，减轻老百姓负担，强调“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对自太建十四年（582年）至至德二年（584年）以来的“租调”一律免除。他也曾要求百僚官员们，要公允对待民事庶务，“无得便公害民，为己声绩，妨紊政道”。另外，陈叔宝也曾尊孔重教，倡导儒佛，让自己的儿子带头讲《孝经》。也曾下令建大皇寺，内造七级浮图，惜工程未竣，即为大火所焚。

但是，与一般封建帝王不同的是，陈叔宝醉心于诗文和音乐，耽于酒色，最终致使朝政荒废，不闻外事。他对内政不上心，对国际外部紧张局势又根本不当回事。当州郡将隋兵入侵的消息飞报入朝时，陈叔宝不以为然。仆射袁宪请求出兵抵御，陈叔宝却根本不听，认为隋军不可能打过来，因为有长江给挡着呢。等到隋军深入腹地，州郡相继告急时，陈叔宝依旧奏乐侑酒，赋诗不辍，而且还笑着对侍从们说：“齐兵三来，周师再至，无不摧败而去，彼何为者耶？”

大臣孔范又溜须拍马说到:“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断南北，今日隋军，岂能飞渡？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把守边将领的战事报告视同儿戏，并反咬他们一口，认为是守边将领们想要邀功加爵，陈叔宝竟然听信了孔范的话。

陈朝君臣上下，深居高阁，花天酒地，歌妓纵酒，赋诗如故，亡国威胁已经来临而浑然不觉，大难临头还醉生梦死，此国不亡谁亡？

（三）企求当“儿皇帝”而不得的李煜。

李煜自从当了江南国主后，无日不在北宋政权控制的阴影下生活。他一方面纵情享乐骄侈，好声色，醉生梦死，一方面又喜浮图（佛教），高谈阔论，不恤政事。内史舍人潘佑因上书极谏，被他收系下狱，致使潘佑自缢身亡。另一方面，他也在想方没法与北宋政权周旋，企图挽救江南国小朝廷濒临灭亡的命运。

李煜重视选拔人才，推行科举制度，强调公平公正公开用人制度。乾德二年（964年），曾命吏部侍郎韩熙载主持贡举，又命徐铉复试，并亲自命题考核。开宝五年、直至南唐亡国的开宝八年二月，李煜还举行了南唐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但国势难以与赵宋王朝抗衡，这些选拔的人才还是难以拯救衰败的国运。

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四年（971年），李煜的弟弟李从善被扣押在北宋京师开封，李煜“手疏”，请求赵匡胤让自己的弟弟“还国”，但遭到拒绝。李煜从此更加“怏怏以国蹙为忧，日与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开宝五年（972年），李煜为了表示对北宋朝廷的尊重，甘当臣属国，下令“贬损制度”，降低国家等级。“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诸王皆为公，以尊朝廷。”

这些举措并没有获得实质效果，也丝毫没有感动赵匡胤。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赵匡胤派使者下达诏书，请李煜“赴阙”进京，向皇上赵匡胤请安汇报。李煜害怕像弟弟一样，去了回不来，就“称疾不行”。也就在这一年，宋军开始了灭南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李煜开始还派人到北宋朝廷请求“缓师”，但已经不起作用了。当时派去的使者是江南名臣、博学而又有辩才的徐铉。徐铉“欲以口舌驰说存其国，其日夜计谋思虑言语应对之际详矣”。徐铉到了北宋朝廷，对赵匡胤说：“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徐铉接着又说：“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其说累数百言。赵匡胤回答说：“尔谓父子者为两家可乎？”徐铉无以应对而退。

李煜的南唐小朝廷，已经成为北宋政权的囊中之物，何时取之，只是时间问题了，因为赵匡胤不想让“父子”成为两家人。

三．三位后主都客死他乡

（一）孙皓客死洛阳。

天纪四年即太康元年（280年）是庚子年，这一年的三月壬申，西晋大兵压逼吴境，孙皓派人给右卫将军王濬、司马伷等人送去书信，主动向晋兵投降。书信中，孙皓称“今大晋龙兴，德覆四海”、“奉所佩印绶，委质请命，惟垂信纳，以济元元”等句，表示主动缴械投降。

这一年的正月，王濬大军从成都出发，水陆军顺流而下。二月，越过建平，以大筏带走吴军置于江中的铁锥，以火炬熔毁其铁链，攻克丹阳后继续前进。在大将杜预等支援和策应下，顺利攻占了西陵、武昌。三月，王濬的军队与另两路晋军同时逼近东吴都城建业。在王浑击破了东吴中军主力之后，王濬率先进入建业西的石头城。王濬船队至，东吴军队“土崩瓦解，靡有御者”。王濬接受了孙皓的投降，实现了西晋统一大业。只见孙皓让人将自己反绑着，又让人抬着棺材，以这种礼节表示自己的投降举动是真诚的。

王濬为孙皓“解缚焚榇”，延请相见。司马伷接过孙皓的印绶，派人押送孙皓全家西迁。两个月后的五月，孙皓全家被押送到西晋京都洛阳，晋武帝司马炎将孙皓封为“归命侯”，赏给衣服车乘，田三十顷，岁给谷五千斛，钱五十万，绢五百匹，棉五百斤。太康五年（284年），被俘4年后的孙皓死于洛阳，年仅42岁。根据《江表传》，孙皓在知道已经面临亡国命运时，曾给他的舅舅何植写信，检讨自己，但为时已晚。东吴军队面对晋军大兵压境的强大威势，“众皆摧退”，弃城而走。

出现这种状况，不是粮食不足，也不是城池不坚固，主要原因是“兵将背战”，他们再也不肯为东吴孙氏政权卖命了。孙皓也认识到，“兵之背战，岂怨兵邪？孤之罪也”；“天匪亡吴，孤所招也。瞑目黄壤，当复何颜见四帝乎！”此时才觉悟过来，已经为时太晚了。孙权创下的东吴基业，如果从黄武元年（222年）算起，前后只存在了59年，如果从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算起，前后只存在了52年。

唐代诗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中有：“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诗的前四句，就是对当年孙皓向王濬投降、东吴政权灭亡的描写。

（二）陈叔宝也客死洛阳。

再说陈叔宝继位之时，正值隋文帝开国之初。隋文帝有削平四海之志，于是隋朝群臣争相劝隋文帝发动讨伐陈朝的战争。祯明二年（隋开皇八年，588年）年底，隋文帝下诏，历数陈叔宝二十款大罪，散写诏书二十万纸，遍谕江外。有人劝隋文帝说“兵行宜密，不必如此张扬”，隋文帝却说：“若他惧而改过，朕又何求？我将显行天诛，何必守密？”隋文帝一副“替天行道”的气派，说明陈叔宝在当时已经是臭名远扬了。

隋文帝修建了许多战舰，命令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总管韩擒虎、贺若弼等率五十一万大军分道直取江南。隋军东接沧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无不奋勇争先，欲灭陈朝而后快。

祯明三年（589年）春正月的一天，长江江面及两岸雾气四塞。贺若弼自北道广陵渡江到达京口，韩擒虎军队由采石矶渡过长江，自南道与贺若弼军会合。贺若弼攻陷南徐州（今镇江），韩擒虎攻陷南豫州（今合肥），至是，隋军南北两道并进，直奔建康（今南京）。

后主陈叔宝调兵遣将，进行布防，让自己的弟弟、骠骑大将军陈叔英屯守朝堂，护卫皇宫皇室，命萧摩诃、樊毅、鲁广达等大将分别领兵占据要津把守。但贺若弼的军队很快攻打到了乐游苑，进攻宫城，火烧北掖门。韩擒虎的军队也占领了石子冈，屯守朱雀门的镇东大将军任忠向韩擒虎投降，并且充当韩擒虎军队向导，经过朱雀航直逼宫城，自南掖门而入，与贺若弼的军队形成合围之势。

建康城内，“文武百司皆遁出”，唯有尚书仆射袁宪在殿内，尚书令江总、吏部尚书姚察、度支尚书袁权、侍中王宽等居省中。

陈叔宝闻听隋兵已经打到皇宫，在十余个宫人侍护下，逃出后堂景阳殿，准备到“景阳井”中躲藏起来。尚书仆射袁宪侍侧，苦谏不从；后阁舍人夏侯松韵又用自己的身体来掩蔽住井口，不让陈叔宝下井。但“后主与争久之，方得入焉”。陈叔宝还是在与大臣争辩一番后，执意要到井里躲藏。原来那口井是枯井，陈叔宝急忙中作为藏身备用。但是到了夜里，经过一番仔细搜查，陈叔宝与宠妃们还是“为隋军所执”，被活捉了。

隋兵用粗绳子系一只箩筐坠入枯井中，众人合力往上牵拉，感觉沉重得很，等到拉上来才发现，陈后主、张丽华、孔贵嫔三人正紧紧地抱在一起，坐在箩筐中，被一道拉了上来。由于井口太小，三人一齐挤上来，据说张丽华脸上的胭脂被擦在了井口边，从此这口井被叫做“胭脂井”，又称为“耻辱井”。

晋王杨广入据建康城后，任由将卒对城市进行大肆破坏，隋军要将这座南朝都城变为只能长庄稼蔬菜的农田。

到了三月份，陈叔宝与陈朝的王公百司们被押往长安（今西安），当了俘虏，陈朝灭亡，陈叔宝被世称为“陈后主”，陈霸先开创的陈朝仅享国33年。南朝至此也宣布结束。

隋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被俘15年后的陈叔宝“薨于洛阳”，时年52岁，隋朝追赠陈后主为大将军，封长城县公，安葬在河南洛阳之邙山。

（三）李煜客死开封。

开宝八年（975年）十二月，赵匡胤的宋朝王师攻克了金陵，南唐军事防御不堪一击，李煜被迫降宋，南唐政权灭亡，前后享国仅38年。

第二年，李煜被俘虏至京师汴京（今开封），被赵匡胤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月七日，被俘3年后的李煜死于汴京，世称“南唐后主”、“李后主”。

四．三位后主留下了什么

从南京走出去的这三位“后主”均客死他乡，但今天，尤其是南京人仍然对他们是津津乐道，念念不忘，文学艺术界、史学界更是如此。

这三位亡国后主究竟为我们留下了什么？如果从遗产学角度来审视，可能还是有一点的。

陈后主、李后主以诗词闻名，但吴后主孙皓又有什么呢？我想起了处于今天宜兴张渚镇善卷洞上的“国山碑”。

孙皓的吴天玺元年(276年)，宜兴发生地震，震前有地声、地光等异常现象出现。当地有一座山叫离墨山，山体在地震作用下发生岩石挤压碰撞，致使“大石自立”，一块有十余丈长的巨石竟然自己竖立了起来，使善卷洞的小水洞开裂30余米。据说洞中当时有一条白蛇逃走了，被称为“白龙腾空”。当地官僚和朝臣们知道后，视为吉祥大瑞，向孙皓上表献媚。孙皓立即派遣司徒董朝等前往封禅，改离墨山为“国山”，并且刻国山碑以作纪念。一千多年后的国山碑还在宜兴耸立着，呈圆鼓形，高2.34米，围宽3.3米，四周刻篆书写的封禅文辞，内容多为祥瑞颂德之辞，计有43行，每行25字，共1075字，经过1700多年的风雨侵蚀，目前仅能看清60余字。这块国山碑已经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如果说吴后主孙皓在江苏大地上还留下了什么，在南京找不到，但在宜兴还有这么一块石头，让人想起这位吴后主。

陈后主叔宝整天在宫中与宠妾张贵妃、孔贵人等饮酒嬉戏，作诗唱和，亲自为乐府民歌《后庭花》（又叫《玉树后庭花》填上新词，表示对两位宠妃的喜爱。诗曰：“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此诗为陈叔宝创作，专为美人而写，在宫廷中广为传唱，陈叔宝也成了写艳情诗的高手。自从唐代诗人杜牧《泊秦淮》诗一出，《后庭花》已由原先的乐府曲调，一变成为“亡国之音”的代名词了。杜牧诗曰：“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后庭花》通过诗人之笔流传千古。从此，人们提起陈叔宝，就想到他的“后庭花”，想到他与张丽华、孔贵嫔三人所躲藏的那口“胭脂井”。当年的景阳殿与胭脂井早已湮没，但井栏还在，经过历代南京鸡鸣寺僧人的保存，到了清代道光年间，被立栅栏保护，题名“古胭脂井”。民国时期，胭脂井旁建有六角胭脂亭，并附有彩绘，“古胭脂井”四字，传为当时的南京市马市长所题。胭脂井就在今天的鸡鸣寺东侧山坡上，早在1983年就被南京市玄武区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了。“后庭花”、“胭脂井”，以一种柔美的色彩，厉声警示着后人，不要忘记陈后主酒色误国的教训。

与赵匡胤进行周旋、有时候还进行软抵抗的李煜，虽然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被俘，丢掉了南唐江山，但苦难成就了他的文学辉煌，传世的70多首词作，大多从他心底、沾着血和泪水流出，为他赢得了“千古词帝”称誉。一曲《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看哭了一代代多少人的泪眼：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曲《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诱发了一代代多少人的心痛：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这是一个被关在囚笼里的亡国之君吐露的心声，但它却似魔幻般在时空中穿越着、穿越着，让你咀嚼，让你慨叹，让你唏嘘。这应该是李煜这位后主留给人们的另一种遗产，我们可称之为精神层面的遗产。李煜虽然没有给今日之江苏乃至南京留下点什么物质性遗产，但他的父亲李璟、他的祖父李昪的陵墓就在南京江宁的祖堂山，名曰“南唐二陵”，亦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那里，你可以遥想南唐小朝廷“一帝二主”的人生苦难与辉煌轨迹。

在南京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三位“后主”，虽然人生履迹各有不同，但归宿是相同的，均在享受荣华富贵、帝王之尊的生活后，如囚徒一般客死他乡。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可称道的经纬天地业绩，甚至是荒淫无能残暴的，但却程度不同地为后人留下了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更为重要的是，正是把他们相继赶出历史舞台，掀翻砸烂了他们的金銮殿，才使华夏民族迎来了统一的晋王朝，迎来了统一的隋王朝，迎来了统一的宋王朝！由此可见，历史走出“后主时代”，迎来的必定是祖国大好河山的伟大统一。

束有春

2020年10月28日于金陵四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