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汪圣希，一个勤勤恳恳的劳动妇女，一位慈祥仁厚的母亲，她虽然离开我们20多年，但她那和蔼面容仍常常萦绕在儿女们心头。

　　母亲1923年出生于安徽绩溪坦头村，外公祖上从事药材、茶叶生意，家道殷实乃书香门第。外公汪让三，字天宽，取自于“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母亲自幼聪明好学，后来考入徽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坦头小学任教，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和父亲相识并组成家庭。父亲胡生启是地道的绩溪上庄人，出身书香门第，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当年，胡适的堂叔胡文郁把他帶到合肥(胡文郁解放前历任政界要职，后迁居台湾)，在国民政府谋了一个差事。后来父亲考入上海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在《亚光报》当记者，母亲随他到上海，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解放后父亲一度失业，外公将我父母带到邵伯，开了一爿茶叶店，以维持家庭生活。1959年父亲回到上庄务农，由于与当地治保主任一言不合，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帽子，从此命运多舛。

　　母亲一生育有三男一女，我是老大，下面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小弟弟敏如生于1956年属猴，从小聪明伶俐，活泼好动，三岁时生了一场重病，高烧多日不退，等到退烧后发现他成了痴呆儿，全家人为此痛惜不已。

　　“三年自然灾害”，家境极其困难，我和妹妹、大弟弟随父去了绩溪上庄读书、生活，母亲将傻弟敏如留在身边相依为命。那时母亲在邵伯供销合作社综合门市部上班，成天与油盐酱醋打交道。因为小敏如生活不能自理，母亲除了工作，就是无微不至地照应弟弟。在那食不裹腹的日子里，即使山芋杂粮，母亲总是先让敏如吃饱，而自己则常常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即使日子过得紧巴巴，弟弟总是穿得干干净净、清淸爽爽，每到过年，从牙缝里省点钱也要替他做套新衣裳。

　　1965年，我们姐弟三人陆续回到邵伯。傻弟敏如已失去正常的思维，没有辨别方向的能力，经常走出去就不认家门。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要经常寻找走失的傻弟。不仅镇上每条街巷，邵伯南乡、北乡、运河、崔桥、艾菱等地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跡，最远的还到高邮、江都找过。

　　因为母亲人缘好，弟弟每次走失总有一些热心的邻居和熟悉我家情况的热心人，一旦发现敏如的踪迹，总会用各种方法告知我的家人，以便及时寻找。尽管弟弟走失若干次，总能平安地回到家中。

　　1972年暮春的一天，敏如又一次走失。我们兄弟姐妹几乎把邵伯周边乡村找遍，仍未见他的踪影。母亲失魂落魄地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我们通过邵伯派出所印发了寻人启事到处张贴，并在通过邮局向省内各遣送站邮寄，希望能找到一点线索。就在我们全家为敏如走失焦急万分的时候，我们邵伯五金电器厂负责人事和安全的干部老陈突然来到我家，说是昨晚在邵伯轮船码头巡查时，遇到几个来自沭阳卖小鸡的农民，他向他们打听有没有看到一位神志不清、身高1米7的男子。听到老陈的询问，这几位农民说在沭阳看到过类似这样的男子。得到这一消息，我和古道热肠的老陈下午便动身去沭阳。

　　到了沭阳，我们逢人就问，路边的行人、小摊贩，甚至乞丐也成了我们询问的对象。经过多方询问，有人提供了一点线索，他估计去了新沂，我们抱着一线希望乘车直奔新沂。

　　我们在新沂分头找了一天，仍不见敏如踪影。第二天下午，我和老陈在新沂火车站会合。老陈告诉我，他在新沂郊区寻找时，遇到一帮干活的农民，其中有人说，看到一个走路的姿势有点怪异的男子向东走去，估计去了东海。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立马买了去东海的火车票。晚上10点多钟抵达东海，下车时在站台上遇到一位穿警服的人，我们上前说明来意。他一听说道：巧了，前两天遣送站收了一名来历不明的人，和我们说的特征相仿。他把我们带到遣送站，一看正是敏如，我们喜出望外。当时我从包里拿出两个大馒头给敏如吃，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我们和遣送站的工作人员协商，让敏如当晚暂住这里，第二天一早过来领人。我们在东海找了一家旅社将就了一晚，天亮后就去遣送站把敏如接了过来，同时去邮局发了电报，给母亲及家人报个平安信。

　　那天下午回到家中，一个星期不见，发现母亲消瘦憔悴了许多，眼睛里噙着泪花，目光里满是慈爱和怜惜，她一下把敏如拥在怀中，生怕他再丢失，嘴里不停地念叨：可回家了，再也不要瞎跑啦！

　　傻弟敏如因病致痴是不幸的，同时他又是幸运的，在母亲和全家人的呵护下，以及亲朋好友的帮助下，他没遭什么罪。敏如去世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年仅32岁，他在船闸旁边的小码头嬉水，不幸溺水而亡。母亲为工作辛苦了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了一辈子，唯独放不下的便是痴儿敏如。刚刚进入21世纪，年届八旬的父母相继离世，一对相濡以沫的苦命夫妻又可以在天堂呵护他们的痴儿敏如了。